中国社会目前最大的危机，是陷入死循环的信任危机！

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人们常常会碰到这样一句话：“政府的事情和我们没有关系，只要他们不害老百姓就非常好了”，老百姓对政府的期望本来就普遍低下，现在更可以说越来越负面。

最常见的就是地方政府的非理性投资，政府经济类的投资轻易就能博得资本，但跟民生相关的社会投资却无人问津，民生政策长期无法兑现，最后，精英阶层都“用脚投票”，要么就是移民/重回体制内，成为食利阶层的一员。

另一种就是“暗箱操作”，权力腐败和寻租行为，一般常见于招标、采购、录用和审批过程中。

随着僭越法律和规则的行为不断涌现，由公权力构筑的社会心理堤坝日渐脆弱。加上干部作风飘浮、沽名钓誉、脱离群众，群众不知道县长以上的官名叫什么，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作秀。群众想找村支书办事都难见一面，想见乡镇干部真身更是奢望。

最后一种是官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私人的跋扈行为，最典型的就是2009年的“邓玉娇案”和2010年的“李刚案”、“钱云会案”，直接导致官民虚拟空间对立，形成了一种“你如何解释我都不信”的状态。

综上所述，究其根本原因，其实是因为中国体制“唯上不唯下”的特点”。因为没有“唯下”的机制，“唯上”就演变成为了“欺上”。

中央的政策，各级政府都变着法子来“指鼠为鸭”，就拿如今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各级政府想方设法想完成中央的“任务”“指标”，千方百计搞花样来欺骗中央，实际上很多大学生并没有真正“就业”。

再者，由于政治和决策过程过于封闭，不对社会开放，社会对各级政府没有实质性的沟通管道。在这种情况下，“瞒下”也就自然而然发生了。

就是因为可以轻易地“欺上”“瞒下”，中央政府的任何一种政策都可以演变成为中间层官员的“寻租”工具。他们掌握着大权，财富分配、人事任命、执法等等，根据自己的利益去理解中央政策，根据自己的利益去执行政策。

整个过程中，老百姓既无决策参与权，也无对政策执行的监督权，却要被一次又一次地欺骗和剥夺利益，是最大的牺牲品。

要知道，只有在横向上可以有信任与合作，纵向上只有权力与服从。

久而久之，老百姓不再把法律和纪检公共制度看成是“我们的”，而把政府官员列入“他们的”行列。

这就是社会对政府不信任的最主要的根源，重新界定国家与社会的契约是加强政治信任的必由之路。

中央政府和人民、社会，也就是中央政府和一线政权和干部的关系。现在的中间层过于庞大，他们是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最大的阻力，也是政策变形的主要角色。

必须把权力从中间层收回来，再下放给一线政府和干部，同时下放给社会。

当然，最重要的是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否则反腐败就可能流于形式。

事实上，自1883年以来，已经有137个国家建立执行财产公示制度，占世界一大半。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也曾说过这句话，“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建立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这个国家的反腐败就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

总而言之，只有当社会成为政治、决策和政策执行的内在因素的时候，官员的“瞒下”和“不唯下”行为才会得到根本的纠正。

经济学家强调说，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是“契约经济”，信用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

据相关数据，目前发生在中国的欺诈案件年增长率已经超过了30％，中国消费者协会调查后的结果更让人吃惊，从1998年开始，全国就有68.4％的消费者受到了商业欺诈侵害。

市场经济到处弥漫着欺骗造假的气氛，信用关系的紊乱已经明显危及整个社会：

存在银行的钱不翼而飞，辛苦大半辈子竹篮打水一场空；躺在病床上被“自愿”使用进口药品；建立的合同犹如一张白纸；喝牛奶时会想到牛奶是否掺了水；买股票时会担心是否遇上了“黑庄”，再比如毒奶粉、茶叶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不断上演，“无良奸商”似乎是越压越起，防不胜防。

还有大量商业欺诈、信用欺诈、就业陷阱和传销组织，无论如何查处，似乎永远处于无法取缔的状态。

其次，由于信用关系被破坏，企业之间的正常经营活动将受到极大干扰，赖债、躲债、恶性逃废债的现象十分普遍。

但这些企业或个人不仅受不到惩罚，还会从中得益，形成“有信者亏、无信者利”的怪现象，“杀熟”甚至成了某些人的生财之道。

很难想象，当盲目负债、恶意负债、逃债、废债行为泛滥成灾时，当腐败与权钱交易动摇了政府的信用时，当打着发展地方经济的旗号保护假冒伪劣时，我们还会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公平的市场环境吗？

这样杀鸡取卵式的行为，不仅对建立市场经济秩序、提高经济水平从而与世界接轨有着致命的影响，甚至可以断送一个人、一个企业乃至一个民族的前途和希望。

细想一下，这些欺诈和非法牟利之所以那么猖獗，其实就是“利出一孔”的经济和金融垄断、以及法治体制和信用体制不健全造成的。

在中国社会经济中，个体谋利的动力是非常强的，但却缺乏合法谋利的渠道。

无论是通过勤俭节约（缺少信用资源），还是发明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不足）获得财富，成本都相对较高。反之，通过财富转移、垄断市场、偷税漏税、招摇撞骗或者变相掠夺，往往都比较划算。

加上监管缺位，不同于西方社会依靠社会组织、司法体系和政府监管部门的分工模式，中国的权主要分散地“集中”在政府的一个或几个功能部门。

在“利益指挥棒”的驱使下，监管本身也变成了一种垄断的利益来源，也就难怪会出现“监督不给力”和问题“越查越多”的结果。

最根本的改革就是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增加社会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参与，支持银行和金融业的社会化，允许私人企业更多的自由空间，保护私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在信用生产中的尴尬地位。

只有在社会活动空间大大拓宽的前提下，国家才能引入更独立的司法体系和社会组织来参与经济监管，帮助市场主体之间建立信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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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我们都以礼仪之邦自居，以守信义、讲信用著称于世。

但近年来各种不讲信用的行为到处泛滥，毫不留情地把我们在信用方面一贯的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击得粉碎，仿佛几千年来的“一诺千金”“抱柱之信”只不过是一个轻飘飘、毫无意义的哈欠。

公权力与法律本应该是社会诚信的最后一道盾牌，如今却成了摧毁社会诚信的主要力量。

所以说，中国现在处于“信任危机”之中，这句话绝非危言耸听。但危机也意味着转机，意味着置于死地而后生，如何捉住这一转机，是决策者和民众共同的任务。

出路在何处？除了建立一个向人民负责的政府之外，没有其他任何选择。

重建社会信任是中国下一步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政府、企业、媒体以及每个公民都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只有通过集体的努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任危机，弘扬诚实守信的价值观，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

人民有了信仰，国家才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的中国梦才能真正实现！

转自赵董 作者 赵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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