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6500所博物馆里奔走“打卡”，孩子们真的懂了吗？

文 | 阮白卿

刚刚过去的暑期，全国博物馆上交了火热的答卷。仅8月一个月，北京就有46家博物馆取消“周一闭馆”，以全面接待观众；广东、山东等地博物馆当月参观总人数达到2019年同期两倍多……与此同时的另一面，是大学新生报到季，高分入学考北大考古系的学子再次引发网络上一大批“过来人”父母的惋惜，甫一入学就开始“操心”其日后的就业。

这听起来是另一种“叶公好龙”。对历史和文物的热爱和钻研，是阳春白雪，不切“生活”的实际，并不能作为终身的职业，但在培养下一代的时候，又总会含有对文化传承和延续的期待。

当人们开始思考“中华五千年文明，孩子们还知道多少”，一个宏大的命题浮出水面，这不仅是对孩子们的提问，也是摆在家长、学校和不同社会组织面前的挑战。

三年以前，每天约有5000人走进这里，其中多是本地的历史文化爱好者。但今年的热潮尤其不同，暑假过后，天津博物馆的年参观人次已突破150万，日均人流量是以往的3-4倍，其中有1/3是和父母一起来“打卡”的青少年，外地参观者在节假日也占据主流。

天津博物馆大厅，络绎不绝的访客。（受访者供图/图）

拥挤的博物馆，人潮像赶集一般在各个展品面前匆匆“打卡”，其中多数是走马观花的孩子和积极的家长。从未带孩子到过博物馆的家长，似乎已经在这波文化热潮中落伍。

尤其近一两年，“刷博物馆”和游学旅行一同成为假期重要的亲子活动。南京的李鹭是较早加入这波热潮的家长之一，尽管孩子只有小学一年级，李鹭却已经带他几乎走遍了南京的所有博物馆，“平时每两周去一个馆，暑假就频繁一点，每周都去。”

之所以把参观博物馆作为固定活动项目，当然有六朝古都文化气息的感染，要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李鹭和丈夫曾经设想过一套复杂且历时长久的培养计划：每次参观，都记录下孩子最感兴趣的展品，回家再查阅资料，给孩子讲述展品的朝代和当时的知名人物，甚至可以安排实地参观历史都城或名人故居。但这个庞大的计划并未真正实施，因为李鹭发现，这对家长的知识储备量要求太高，“除非你是专业的，否则很难”。

家长们相信“开卷有益”，只要站在展品前面，孩子们或多或少都会学到知识。但这在大部分时候是单方面地热衷。李鹭在博物馆里见到最多的，是满眼新奇却无法保持专注的孩子，以及跟在他们身后唠叨“快仔细看看！”“记住了吗？”的大人。一次在南京博物院，难得碰上讲解员带队，她却看到一位母亲屡次三番把自己的孩子往人潮里推，连声催促“好好听讲”，最终孩子在急迫的氛围中控制不住情绪，和母亲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如果引导不到位，很容易让孩子觉得自己是带着任务来的。”李鹭能够换位感受孩子们的心情，在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里，记忆是短暂的，“出了门就忘得干干净净。”父母所期待的，“让孩子从小就对历史产生触动和共鸣”，也无从提起。

大多数孩子的历史文化认知是靠死记硬背教材得来。宋旻去年刚刚结束高考，在他就读的文科班里，最受推崇的学习方法是“默写”。

“一张白纸，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直接从古代史的第一个事件开始写，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历史意义是什么，一路捋到近现代史，能写出十几页。”高考前宋旻把这些知识点默写过不下三轮，“因为考纲是固定的，无论如何都不会超出教材。”

但在密密麻麻的时间表和“意义”背后，他们触碰到的仅仅是历史文化的表面。在《中国近代史》教材中，关于天津开埠的叙述仅有几行，直到真正来到天津，看到那些带有欧洲风貌的“洋楼”，宋旻才真正从中西融合的建筑风格里读懂了“历史意义”。

当下历史文化传承的最大阻碍也正凸显于此：科普与认知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明显的脱节，打了无数的卡，也仍难激发孩子们历史观和审美观的共鸣。

事实上孩子的求知欲始终未被满足。即便儿子刚读小学一年级，李鹭也非常清楚，在汽车、铁道等主题博物馆里，孩子更容易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因为那些离生活比较近，“文物的科普还是太难了。”

面向孩子讲解历史尤其困难。李鹭尽量在看展之前做好功课，“至少要了解这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再围绕展品找一些故事或短片，帮助理解。”即便如此，她也无法应对孩子天马行空的追问。

家长最期待的当然是博物馆自身一力担负起科普重任，但现实中李鹭从未求助过讲解员。一方面是讲解员常被团队参观者“包场”，像她这样带着孩子的散客很难约到，往往只能租借电子导览器；另一方面，展馆统一撰写的讲解文稿强调知识输出准确，生动性不足，“有时候连成人的理解能力都跟不上，孩子更听不懂了”。

其实多家博物馆的运营方已经意识到，讲解文稿亟需区分年龄层做出调整和定制，譬如九成参观者都由亲子家庭构成的南京秦淮非遗馆，副馆长江楠正着手组织，在现有的讲解文稿储备基础上，向青少年观众做简化，尤其是小学低年级学生。

“我们希望的方向是，重点项目能够用比较精华的两三句话引发孩子们的兴趣，再立足于一两个知识点展开讲解。”

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尝试根据不同受众进行讲解稿的分层设计。（新华图库/图）

这其中的工程量十分浩大。天津博物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李玫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坦承，要把讲解语言转化成孩子能听懂的话，需要极高的专业背景支撑，目前天津博物馆还没有具备这项能力的人才，所以没有贸然实施。现在馆方在招聘时，倾向于引进有教育背景的人，打算组成教育案例策划的工作组。

“通俗地讲，带孩子是个技术活。”江楠表示同感。

问题的根源还是行业门槛的限制，专业从业者的招募和培养都耗费大量时间，博物馆要走出人才困境，仍然需要较长周期的运转。

不乏有第三方教育机构自行组织参观团队，由机构的工作人员带队进入博物馆开展活动，天津博物馆每天都会接待数个类似团体。这些活动对馆内正常的参观和讲解难免造成影响，天津博物馆正在酝酿出台相关管理规定，要求第三方讲解员持证上岗。

“第三方的讲解内容，只要是规范的、正确的，也可以弥补博物馆人力的不足。”

我国的博物馆教育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设计。缺乏个性化讲解方案、没有专门面向儿童的策展、三方机构蓬勃发展……种种表面现象背后，是综合素质培养版图上缺失的最大一块——馆校联动机制。

在理想的馆校联动中，应当由博物馆推出面向学生的学习单，计入学分，由校方定期考核，进而督促教师带学生到博物馆游学。天津博物馆一度撰写过把博物馆教育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的方案，但最终没有实施。

“这不是我们一家博物馆想做就能推行得了的，”李玫解释，“现在也有学校老师从历史或美术的授课需要出发，组织学生来参观，但这是一种自发行为，希望有更体系化的手段推而广之。”

尽管面对越来越多的低龄参观者，博物馆的服务多少显得捉襟见肘，但运营者们已经客观地认识到了困难，并急切地寻求改变，因为对孩子的科普教育与文化的传承息息相关。需要借由博物馆为载体让下一代传承下去的，不仅有有形的文物、文物背后的史实，还有诸多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叠加在一起，构成了深厚的中华文明。对文明的敬畏之心，是必须留在代代人骨子里的底色，那些无法复刻的文物与艺术，也必须尽可能完整地流传下去。

秦淮·非遗馆设有传统非遗技艺手作、非遗美食手作、雨花茶体验等丰富多彩的体验课程。

“有些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可能只有一两位在继续维系着，即便如此，也不希望老祖宗的技艺在这一代手里断绝。我们还在做很多积极的努力，革新自己的表达和项目的内容，希望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江楠说。

成熟的博物馆教育往往和校内教育深度结合，最常见的就是由校方定期组织学生到馆参观，馆方负责提供一系列专门针对学生的科普方案。以知名的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为例，馆方几乎每周都举办面向学生的艺术创作、学术讲座等讨论课。而和人们普遍认知的“展品只能看不能碰”截然不同，很多科普项目运作成熟的博物馆都积极提供和展品亲密接触的机会。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移动博物馆”项目始于1993年，它为不同年级的学生提供整套包含展品、动手装置、影像资料在内的学习设备，每个孩子都可以观看、触摸、体验。30年来，已有超过700所学校的学生通过这种方式受到文化艺术的熏陶。

互动性同样是国内家长对博物馆提出的期待。“刷”过许多博物馆后，李鹭坦言，低年龄段孩子的注意力的确难以集中，单纯靠“听讲”很难达到科普目的，更有效的方式是近距离接触展品。

“孩子们适合有趣味性的展览。浅显易懂、有互动性、有更多的游戏和体验，才能让孩子们在玩的过程中了解知识。”

对于小年龄段孩子而言，趣味互动或许比单向讲解更容易接受。

部分博物馆已经开始在观展体验上发力，沉浸式展馆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探索。几乎每个到过南京博物院民国馆的人都会对这里念念不忘，在以声、光、电技术模拟出的历史氛围里，参观者可以去邮局寄信，到药材铺抓药，购买复古留声机，身临其境地体验当时的社会风情。

天津博物馆则是近年来努力尝试互动科普的机构之一。今年8月，馆内设置了为期一个月的主题科普展，将文物身上的“AB面”——文物背后的历史和科学知识融入解谜游戏、互动体验和研学手册等形式中，孩子们可以在立体展板中充分享受互动的乐趣：康熙十二月花神诗文杯是可以转动的，甲骨片可以像拼图一样拼起来，文字在数千年间的形态演变可以用积木来直观展现……在互动体验中，走进博物馆应当看什么、如何从审美角度欣赏文物、千百年前的器具和现代生活有哪些连结点，不再令家长和孩子们感到茫然和盲目。

这是天津博物馆与猿辅导跨界合作推出的科普创新项目“博物馆新知计划”，也是馆方首次尝试和教育机构合作。项目中最吸引李玫的点，也同样是“跨界”——跨学科的知识传播。

“我们选取的文物，可以和物理、化学、数学、语文等等知识相结合，线下的互动游戏也与此相关。每天都有好多孩子在展板那里写生僻字、写成语，的确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对文物更感兴趣，我认为是相得益彰的结合。”

寓教于乐的科普装置，将文物和知识串联起来。

由于文物很难大批量移动，博物馆作为一种教育资源，地域属性相对强烈。如何在不同地区之间均衡资源，也是近年来业内一直探索的命题。跨省合作展出是近年来广受欢迎的形式，譬如2023年，湖南省博物馆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138件文物带到上海闵行博物馆，对公众免费开放，吸引13.2万人参观。还有一些规模较大的博物馆，选择将部分文物向二、三线城市的文化馆、展览馆做托管，从而带动相对薄弱地区的博物馆教育。

博物馆行业也在尝试搭上数字化的高速列车。在天津博物馆与猿辅导的合作科普项目里，推出了以馆藏五件国宝级文物为基础，结合文物科普和不同类型学科知识的国宝鉴赏课《文物也有AB面》。馆方希望，通过线上的传播，能够让这些镇馆文物最大限度地扩展科普覆盖范围，在普惠大众的意义上，实现资源的均衡和教育的公平。

这也是猿辅导设计“博物馆新知计划”的初心：中国有超过6500家博物馆，在这个庞大的文化领域里，孩子们接触到的不过是九牛一毛，但浩如烟海的文物不只是静态的陈列，几千年的历史有着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每个社会机构都有责任参与进来，完善博物馆教育体系，为我们的青少年铺开一条更容易走近历史的道路。

文化的生命力，同样通过文创市场“破圈”。故宫博物馆的口红、河南省博物院的考古盲盒、南京博物院的芙蓉石蟠璃耳炉冰箱贴……甚至《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等电视节目，都可以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

人们会发现，再厚重的历史，也会乘上时代的浪潮，以尽可能朴素、亲切的方式走近下一代年轻人。这是肩负着普惠教育责任的博物馆的努力，也是想助力文化传承的社会机构的探索。

当李玫放眼望去，展厅里满满的都是孩子，她感到欣慰，也感到压力。博物馆，这座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下一代人，是包括她自己在内的每个从业者都在不断思考的问题。

“博物馆人的心中，始终带着一份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感。”

（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