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后不到一个月，让美国更加人心惶惶的东西出现了

2001年10月，距“9·11”事件过去不到一个月，美国遭遇了第一次重大生物恐怖事件：炭疽袭击。

在《冷柜里的恶魔》中，理查德·普雷斯顿（《血疫》《血殇》作者）将我们带入位于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这里曾经是美国生物武器的研发总部，现在是国家生物防御的中心。

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图片来源：globalbiodefence网站

对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顶级病毒学家彼得·耶林而言，他最紧迫的任务是开发一种能对抗天花的药物。

天花病毒曾夺走10亿多条人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在地球上被根除，这是现代医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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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天花毒株被封存在两个地方，亚特兰大的疾控中心和西伯利亚一家病毒学研究所的高度安全的冷柜中。但是，冷柜里的恶魔已被释放。

几乎可以肯定，秘密实验室的生物学家正在利用基因工程创造一种新的超级病毒，一种能抵抗所有疫苗的天花病毒。

本文节选自上海译文出版社《冷柜里的恶魔》
[美]理查德·普雷斯顿 著  小庄 译

罗伯特·史蒂文斯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他会锉掉鱼钩上的倒钩，这样就可以把钓到的很多鱼放生，还会照顾房子周围沼泽地里的野猫。在去世前不久，他开始为《太阳报》工作，这是一家由美国媒体公司（American Media）出版的小报，该公司也是《国家询问报》的所有者。两家小报在博卡拉顿市共享一栋办公楼。

2001年9月11日，19名恐怖分子劫持了美国4架民航客机，并对美国的几个标志性建筑发动恐怖袭击，制造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

2001年9月27日，星期四，罗伯特·史蒂文斯和妻子驱车前往北卡罗来纳的夏洛特市，看望女儿凯西。他们去了烟囱石公园徒步，那里每年秋天都会出现五百多只迁徙的鹰同时翱翔于空中的壮观景象，莫琳为丈夫拍了一张以群山为背景的照片。

到了星期天，史蒂文斯感觉不舒服。两人当晚离开返回佛罗里达，回家的路上他感觉胃不舒服。星期一，他开始高烧，变得语无伦次。次日凌晨2点，莫琳把他带到棕榈滩县约翰·肯尼迪医疗中心的急诊室。那里的一位医生认为他可能是脑膜炎。五个小时后，史蒂文斯开始抽搐痉挛。

医生给他做了脊椎穿刺，抽出的液体是浑浊的。传染病专家拉里·布什博士查看了这些液体的涂片，其中充满了末端扁平的杆状细菌，有点像细长的通心粉。用革兰氏染色法染色后，细菌呈现为蓝色——它们是革兰氏阳性的。炭疽，布什医生想到了这个词。

炭疽杆菌

炭疽，即炭疽杆菌，是一种能够形成孢子的单细胞细菌微生物，在淋巴和血液中它会爆炸性地生长。到10月4日星期四，一个州立实验室证实了这一诊断。史蒂文斯的症状与吸入性炭疽病一致，由人吸入孢子引起。这种疾病极为罕见。在过去一百年里，美国只有18个吸入性炭疽病的案例，最后一个报告的病例是二十三年前。

炭疽之所以突然出现在布什博士的脑海中，与最近的新闻不无关系，据报道说两名“9·11”事件中的劫持者曾踩点佛罗里达南部的机场，打听租用农药喷洒飞机。炭疽菌可以用一架小型飞机来散发。

史蒂文斯进入昏迷状态，10月5日星期五下午4点左右，他出现了致命的呼吸停止。几分钟后，他的一位医生给亚特兰大的联邦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疾控中心）打了个电话，与传染病病理科主管谢里夫·扎基博士进行了通话。

《急诊室的故事》剧照

谢里夫·扎基的小办公室在疾控中心一号楼的二层。大楼走廊由白色水泥砖砌成，地板上铺了油毡。中心的几幢大楼挤在一起，由人行道连接，坐落于亚特兰大东北部的一个狭小园区，地处一片绿色丘陵之中。一号楼是砖砌长方形建筑，装着铝框窗户。它建于1950年代，那些窗户看起来好像自打建好后就没有清洗过。

扎基是一个四十多岁、腼腆安静的男人，举止温和，体态微蜷，脸庞圆润，淡绿色眼中瞳孔亮亮的，给人一种目光锐利的感觉。他说话时吐词精准，声音低沉。扎基来到走廊上，他的病理小组经常聚在那里讨论正在处理的病例。“史蒂文斯先生去世了。”他说。

“谁来验尸？”有人问。验尸是指尸检，即尸体解剖。

扎基和他的小组来验尸。第二天清晨，10月6日星期六，谢里夫·扎基和他的疾控中心病理学家小组乘坐一架包机抵达西棕榈滩，一辆面包车将他们带到棕榈滩县法医办公室，该办公室有两座现代化的单层建筑，坐落于机场附近一片工业用地的棕榈树下。

美剧《血疫第二季：炭疽》剧照 （《冷柜里的恶魔》为《炭疽》原作）

他们带着大包小包的工具和装备，直接去了验尸室。这是位于其中一幢楼中心的一个开放的大房间，里面正在进行两具尸体的解剖。棕榈滩县的法医们正弯腰对着桌子上切开的尸体，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粪臭，这是验尸时的正常气味。当疾控中心的人进入时，验尸人员停止了工作。

“我们是来协助你们的。”扎基平静地说道。

验尸人员礼貌、配合，但没有眼神交流，扎基感觉到他们很害怕。史蒂文斯的尸体含有炭疽菌细胞，尽管死亡时间还不够长，这些细胞还未变成大量的孢子。无论如何，他体内的孢子都是湿的，湿炭疽孢子远不如干孢子危险，干孢子可以像蒲公英种子一样飘浮在空气中，寻找肥沃的土壤。

疾控中心的人打开停尸房冰箱的一扇门，拿出一个托盘。尸体已被放入特卫强尸袋，拉上了拉链。他们没有打开袋子，而是把着肩和脚将尸体抬起来，放到一个光板金属轮床上。轮床被推入一间库房，他们关上了身后的门，接下去将在封闭的房间里验尸，以防解剖台被孢子污染。

《炭疽》剧照

棕榈滩县的首席法医丽莎·弗兰纳根博士准备做初步切口，而扎基和他的人负责器官检查。弗兰纳根是一个苗条、自信的女人，享有一流法医的声誉。每个人都穿上了防护服，戴上N100生物防护口罩、透明塑料面罩、发套、橡胶靴和三层手套。中间层手套用凯夫拉纤维加固。然后他们拉开了袋子的拉链。

疾控中心的人抬起尸体，从肩和腿部下方抓住，将袋子从底下脱出。他们将尸体放回轮床光秃秃的金属板上。史蒂文斯曾是一个长相讨喜、外表开朗的人，现在他脸色发青，眼睛半睁。

赫拉克利特曾说过，一个人死的时候，一个世界也随之消逝。死者脸上可怕的人类表情让谢里夫·扎基感到不安。很难想象这个人活着时的画面并把它们和轮床上的尸体联系起来。这对解剖人员来说是最困难的事情，而且你永远无法克服它，真的。扎基不想把那个活着的人和这具尸体联系起来。你必须把它放在一边，你不能去想它。

他现在的职责是确定史蒂文斯所患疾病的确切类型，了解他是否吸入了孢子，或许是通过其他方式被感染的。这可能有助于拯救生命。然而，切开一具不可捉摸的身体是很难的，在一次艰难的验尸后，一整个星期谢里夫·扎基都会感到不自在。“这不是一个正能量的过程。”扎基对我说。

《炭疽》剧照

解剖人员把史蒂文斯侧翻过来，在明亮的灯光下检查他背部是否有皮肤炭疽迹象，但什么都没找到，于是又把他放平了。

弗兰纳根医生拿起一把手术刀，将刀尖按压在肩部下方胸部左上角的位置。她做了一个弯曲的切口，从乳头下面穿过胸部，向上直达对面的肩膀。然后，从胸骨顶部开始，她又做了一个直切口，向下直达太阳神经丛。这就切出了一个看起来像Y的形状，只不过顶部是弯曲的。她以横跨太阳神经丛的短横切收尾。打开的切口看起来非常像一个酒杯的轮廓。

弗兰纳根医生抓住胸部的皮肤，向上拉，剥了下来。她把这层皮肤绕在死者脖颈处。她把胸部两侧的皮肤拉开，露出肋骨和胸骨。她拿起一把园艺剪，将肋骨一根根剪断，在胸骨周围剪出一个大圈。这是为了释放胸板，即肋骨的前端。剪完肋骨后，她的指尖推到胸板下面，向上撬它，就好像从盒子里面打开一个盖子。

当弗兰纳根抬起胸板时，一股血腥的液体从肋骨下涌出，顺着身体往下流，漫在轮床上，然后淌到了地板上。

《犯罪现场调查》剧照

胸腔里充满了血腥的液体。房间里的人都不曾对死于炭疽病的人做过尸检。扎基研究过苏联对炭疽病受害者进行尸检的照片，1979年春天，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叶卡捷琳堡）的一个生物武器制造设施中泄漏了一缕细碎的炭疽粉尘，在下风处至少杀死了66人，但那些照片无法让他对此人胸腔中涌出的液体做好准备。他们要花很长时间打扫房间。血腥的液体中充满了炭疽菌细胞，当它们接触空气后，这些细胞很快就会变成孢子。

弗兰纳根博士退后一步。轮到疾控中心小组出场了。

疾控中心的人想查看一下胸部中央的淋巴结。扎基用指尖轻轻地将肺部分开，拉到两边，露出心脏。心和肺都被红色液体所淹没。他看不到任何东西。有人拿了一个勺子过来，他们开始用它舀出胸腔内的液体，倒入容器中，最终他们舀出了几乎1加仑的液体。

扎基慢慢地往胸内探查。他用手术刀切除心脏和一部分肺，这就露出了胸部的淋巴结，正位于支气管分叉正下方。健康人的淋巴结是豌豆大小的苍白结节，史蒂文斯的淋巴结则是李子大小，看起来也和李子一模一样——很大，有光泽，呈深紫色，接近黑色。扎基用手术刀切了一个“李子”。刀锋一过，它就解体了，露出血淋淋的内部，被出血浸透。这表明杀死史蒂文斯的孢子是通过空气进入肺部的。

《犯罪现场调查》剧照

完成尸检后，病理学家们把他们的工具收在一起，并将其中一些留在了尸腔内。手术刀、园艺剪、剪刀、刀子、勺子——解剖工具现在都被炭疽污染了。该小组认为，处理这些工具最安全的做法是销毁它们。

他们用吸水棉絮填充尸腔，工具周围也塞满，并把尸体放入新的双层尸袋。然后，他们用刷子和装满化学品的手泵喷雾器，花了几个小时对供应室、袋子、轮床、地板——所有与尸检所产生液体有接触的东西进行消毒。罗伯特·史蒂文斯被火化了。

谢里夫·扎基后来回忆说，当他从史蒂文斯胸部舀出红色液体时，“谋杀”这个词从未进入自己的脑海中。

在罗伯特·史蒂文斯死亡前一天，由布拉德利·帕金斯博士领导的疾控中心调查小组抵达了博卡拉顿市，开始追踪史蒂文斯过去几周的行动，想找到他接触炭疽的源头。他们认为，这必定是环境中的一个点，因为炭疽病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他们分成三个搜索小组。一个小组飞往北卡罗来纳，查访烟囱石公园，另外两个小组则在博卡拉顿市附近寻找。他们心里想着的都是恐怖分子，但帕金斯希望小组能确保不错过一头可能躺在史蒂文斯的某个钓鱼点旁边的炭疽病死牛。

他们给急诊室和实验室打电话，询问是否有不明原因呼吸道疾病的报告，或从医疗样本中发现可能是炭疽菌的微生物报告。

一个名叫埃内斯托·布兰科的七十三岁老人出现了。布兰科因呼吸道疾病在迈阿密雪松医疗中心住院，他恰好是罗伯特·史蒂文斯的工作地美国媒体公司大楼收发室的负责人。医生从他身上取了一个鼻拭子，拭子在培养皿中长出了炭疽菌。布兰科和史蒂文斯没有社交来往，两人唯一有交集的地方就在美国媒体公司大楼里。

《血疫》剧照

疑似源头点的所在区域突然缩小了，疾控中心小组带着拭子套件前往美国媒体公司大楼。（拭子套件是一个塑料试管，里面装着无菌医疗拭子，它看起来有点像棉签，带着细木柄。你可以擦拭某个感兴趣的区域，然后将棉签推入试管，折断木柄，盖上试管并贴上标签。之后，将拭子刷在培养皿表面上，被拭子捕获的微生物就会在那里生长，形成斑点和菌落。）当拭子用到快不够时，帕金斯他们决定，为《太阳报》摄影部门的邮筒做个检测。

从邮筒里取出的拭子被证明含有大量炭疽孢子。它被刷在一个装满血琼脂（羊血混在冻胶中）的培养皿上，验尸同一天下午的晚些时候，炭疽菌落和斑点在血琼脂上长得非常旺盛。这些斑点呈浅灰色，像玻璃粉一样闪闪发光——它们具有典型的、带闪的炭疽菌外观。邮件中一定有满是孢子的东西寄了过来。这意味着导致疫情暴发的点源并不存在于自然界中。

10月6日星期日晚上，布拉德利·帕金斯打电话给疾控中心主任杰弗里·科普兰博士。“我们有证据表明罗伯特·史蒂文斯是被谋杀的，”他对科普兰说，“联邦调查局需要全力介入此事。”

《炭疽》剧照

2001年10月15日华盛顿特区一个温暖的秋日，早上10点，一个女人（她的名字没有被公开）正在特拉华大道上的哈特参议院办公大楼里拆信。她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参议员汤姆·达施勒的办公室工作，正在处理上周五收到的邮件。

这位女士划开了一个手写信封，上面有回信地址，写着新泽西富兰克林公园绿谷小学四年级某班。信封用透明胶带紧紧封着。她抽出一张纸，与此同时有骨白色粉末掉了出来，落在地毯上。从纸上还飘下来一撮灰，形成了一个小卷，就像从一支被掐灭的蜡烛中升起的烟雾，然后消失。

在此之前，含有灰色、易碎、颗粒状炭疽菌的信件已抵达纽约市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办公室，收件人是汤姆·布罗考，以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和《纽约邮报》的办公室。有数人感染了皮肤炭疽病。新闻媒体广泛报道了十天前罗伯特·史蒂文斯因吸入性炭疽病而死亡的事件。这位女士把信扔进了一个废纸篓，并打电话给国会警察。

信封中的那些颗粒没有味道，也看不见，在气流冲击下被吸入大楼里的高容量空气循环系统。等到有人想起来关闭它的时候，风扇在整个哈特参议院办公大楼内又运转了四十分钟。最后，大楼被疏散，空置六个月，清理工作花费了2600万美元。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危险物质反应部门（HMRU）驻扎在弗吉尼亚匡提科的FBI学院的两座大楼里。当出现事态严重或可确定的生物恐怖活动威胁时，HMRU小组将被派去评估危害，收集潜在危险证据，并将其运送到实验室进行分析。

《血疫》剧照

在国会警察接到达施勒参议员办公室那位女士的电话后不久，一个HMRU特工小组就被从匡提科派遣过来。国会警察封锁了参议员的办公室。HMRU小组穿上特卫强防护服，戴上口罩和呼吸器，从废纸篓中取出信件，进行了炭疽菌快速检测——他们放了一点粉末到试管中搅了搅。结果呈阳性，尽管该检测并不特别可靠。

这是一次对犯罪现场的法医调查，所以小组成员进行了法证分类。他们用铝箔纸包住信封和信件，装进密保诺密实袋，并在袋子上贴上证据标签。他们还用美工刀切下了一块地毯。所有证据都被放入白色塑料容器中。每个容器都标有生物危害标志，并用一条红色证据胶带封住顶部。

下午早些时候，两名来自HMRU的特工将这些容器放入一辆没有标记的FBI用车的后备厢中，驱车向北驶出华盛顿，沿着环城公路行驶。他们在270号州际公路上转向西北，驶向马里兰弗雷德里克郊外的德特里克堡。

270号州际公路的路况总是很糟，但HMRU特工们抵住了在车辆中绕行的诱惑，只是跟随着车流。当日天气炎热，雷雨交加，对10月份来说温度太高了。270号州际公路穿过起伏的山麓。

这条路被称为马里兰生物技术走廊，沿途排着几十家生物技术公司和专攻生命科学的研究机构。这些生物技术公司入驻中等规模的建筑物，建筑物通常用深色或镜面玻璃覆盖，和一些办公园区混在一起。

开到盖瑟斯堡以外，办公园区变得稀疏，土地展开为一片片农场，不时被褐色的山核桃和黄色的白蜡树的树丛所打断。白色的农舍在田间闪闪发光，玉米秆上的玉米正在晾晒。凯托克廷山出现在地平线，染上了锈色和金色的轮廓，这是阿巴拉契亚山脉上一个较低的起伏。车行至德特里克堡正门，那里停着一辆艾布拉姆斯坦克，炮管正对着弗雷德里克市区。

此时距离“9·11”事件过去仅仅一个多月，德特里克堡仍处于德尔塔（四级）警戒状态，这是准备应对袭击的最高警戒级别。警卫人员比往常要多，他们醒目地配备了M16步枪，并对所有车辆进行搜查，但HMRU的车未经搜查就通过了。

位于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也曾是美军最大生物武器研发中心

特工们驶过阅兵场，把车停在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对面的一块空地上，该研究所是美国主要的生物防御实验室。USAMRIID的读音是“you sam rid”，但很多人就称它为Rid，或者直接叫研究所。

USAMRIID的任务是开发针对生物武器的防御措施，包括药物和方法，并协助保护民众免受生物武器的恐怖袭击。有时他们也为外部“客户”也就是美国政府的其他机构工作。

德特里克堡原本是陆军细菌武器的研发中心，直到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关闭了国内所有的进攻性生物战项目，他们也就失去了这个功能。

三年后，美国签署了《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简称BWTC，该公约禁止发展、拥有或使用生物武器。已有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签署了BWTC，其中有的遵守条约，有的并没有。

USAMRIID主楼是一幢灰褐色的两层建筑，看起来像一个仓库。它几乎没有窗户，管状烟囱从屋顶上冒出。该建筑占地7英亩，其中心附近有一些生物隔离室——几组被密封起来并保持负压的实验室房间，这样就不会有任何传染性物质泄漏出来。

这些套间被划分为不同的生物安全等级，从生物安全二级到三级，最后到四级，四级是最高等级，在这里，穿着生物防护太空服的科学家们与热剂（致命的、不可治愈的病毒）一起工作。（生物防护太空服是一种覆盖全身的加压塑料服，有一个带透明面罩的软塑料头盔，通过软管和空气调节器来实现无菌空气供给。）

《极度恐慌》剧照

大楼烟囱一直在排放经过强过滤和强过热的灭菌空气，这些空气是从生物隔离区抽出来的。USAMRIID被混凝土屏障包围，以防卡车炸弹冲进来炸毁一个生物安全四级套间，将热剂释放到空气中。

HMRU特工打开汽车后备厢，拿出生物危险品容器，把它们从停车场搬进USAMRIID。

在一个小前厅里，特工们见到了一位名叫约翰·埃泽尔的平民微生物学家。埃泽尔是一个高大、瘦长、绷得很紧的人，有卷曲的灰发和浓密的胡须。认识他的FBI人员都喜欢提到埃泽尔开一辆哈雷·戴维森摩托，他们喜欢他的风格。自1996年HMRU成立以来，约翰·埃泽尔一直是他们的炭疽专家。

多年来，他分析了由HMRU收集的数百个假定炭疽样本。这些样本最终都被证明是恶作剧，或是试图制造炭疽的失败尝试——黏液、婴儿爽身粉、泥土，你能想到的都有。

当埃泽尔为HMRU分析样本时，他经常住在USAMRIID大楼里，睡在实验室旁边的一张折叠小床上。特工们之前给他带来过许多样本——炭疽威胁在过去曾发生过多次。FBI已经成为该研究所的一个重要客户。

他们穿过一些安全门，拐到一条有绿色水泥砖墙的走廊，在AA3套间的门前停下，这是一组生物安全三级的实验室房间，埃泽尔在那里工作。特工们将容器正式移交给USAMRIID，并给了埃泽尔一些监管链表格，或称“绿表”，这些表格必须与证据一起保存，以备在庭审中使用。

《极度恐慌》剧照

埃泽尔把这些容器搬进套间入口处的一个小更衣室。他脱光衣服，穿上绿色外科手术服，但没穿内衣。他戴上手术手套，套上运动鞋和靴套，罩上长袍，在鼻子和嘴上戴了一个呼吸器。

埃泽尔已经接种了炭疽疫苗——USAMRIID所有的实验室工作人员每年都要注射一次炭疽疫苗强化针。接下来他把容器搬到AA3套间的实验室，并把它们放在层流罩里——这是一个正面敞开的玻璃安全柜，风扇装置将样品周围的空气往上抽，保护实验员不受污染。

埃泽尔撕开证据胶带，打开容器和袋子，小心地拆开铝箔包。一撮丝滑的灰褐色粉末从上面脱落，飘到空气中，并上升到防护罩。一个铝箔包内的信封中有大约2克粉末——足够装满一到两个糖包。信封上盖了“新泽西州特伦顿市，10月9日”的邮戳。

他打开了另一个铝箔包，里面就是信封里的那封信。上面用大写印刷体写着：

《极度恐慌》剧照

约翰·埃泽尔拿起一把金属刮刀，慢慢地将它滑进信封。他用刮刀尖刮了少量粉末，取出来举到层流罩里。他本想把粉末放入试管，但它们却开始从刮刀上飞走，小颗粒在罩内气流的拉动下向上起舞，直奔罩顶。这些粉末呈现暗淡、均匀、轻浅的褐色。它在炭疽快速现场测试中呈阳性，而且也具有生物武器的外观。

“哦，我的上帝。”埃泽尔大声说道，盯着从刀上飞下来的微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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