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生活需要多少钱？

在美国，7.5万美元似乎是一个神奇的数字。

美好生活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哈佛大学成人发展研究（哈佛研究）对此做出的回应是一项始于1938 年的科学探索，迄今已达85年。这是迄今为止对幸福和人类发展进行的最长、最成功的纵向研究。

在1938年大萧条期间，该研究项目开始追踪268名哈佛大学二年级学生的健康状况，当时他们希望这项纵向研究能揭示人类拥有健康幸福生活的线索。研究人员对受试者进行了85年的跟踪调查，收集了大量有关他们身心健康的数据。在最初选择的哈佛学生中至今仍然幸存的研究参与者只有19人，而且都已年逾九旬，当初的研究参与者还有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约翰·肯尼迪和长期担任《华盛顿邮报》编辑的本·布拉德利。

像参与者的生活一样，哈佛大学的这项研究本身也是漫长而曲折。几十年来其方法不断改进，至今已经更迭了三代人，包括最初的 724 名参与者与他们的 1300 多名后代。一些参与者后来成为了成功的商人、医生、律师，而其他人则走上了迥异的人生道路，沦为酒鬼、职场失意或者患上了心理疾病。 

多年来，研究人员研究了这些人的健康轨迹和更广泛的生活，包括他们在事业和婚姻上的成功和失败。研究人员摄录夫妻们的家庭生活，研究他们之间的互动，并就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甚至日常的口角分别对他们进行了访谈。这一发现表明，获取财富和名望不是幸福生活的关键，与家人、朋友和配偶间的亲密程度才是长期健康幸福重要的晴雨表。

2010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和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试图通过一项为期一年的盖洛普调查（Gallup Survey）来量化金钱与幸福的关系，这项调查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1000人样本中获得了45万份每日回复的海量数据。

迪顿和卡尼曼指出，在美国，7.5万美元似乎是一个神奇的数字。一旦家庭年收入超过7.5万美元（约等于研究期间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人们赚的钱与他们每天报告的快乐和欢笑（这些是衡量情绪健康的指标）就没有明显的关系了。

这一研究结果似乎强化了金钱买不到幸福的观点，但研究的另一半结果也同样重要：对于年收入低于7.5万美元的家庭来说，更多的收入确实与更多的幸福感存在相关性。

当人们缺钱、基本需求不能稳定地得到满足时，生活可能会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每一美元都很重要。有了基本的钱，人们就可以满足这些需求，对生活有一定的控制权，在许多国家人们还可以获得更好的医疗保健和生活条件。

迪顿和卡尼曼的这项研究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在于他们估算了幸福的金钱拐点，但这项研究的意义并不新鲜。它与其他在不同财富水平的国家和文化中使用不同方法进行的研究基本一致。这些研究既关注了金钱如何影响个人幸福，也关注了整个国家财富的增加是否会影响民众的整体幸福感。不管他们的研究方法和地点如何，这些研究都得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在收入水平较低的地方，钱最重要，在那里美元、欧元、卢布或人民币被用来满足基本需求和安全感。一旦超过了某一阈限，钱似乎就不再是幸福的关键。正如迪顿和卡尼曼在他们的研究中所写的那样：“更多的钱不一定能买到更多的幸福，但更少的钱总与情绪上的痛苦相伴。”

在收入较低时，金钱带来了生存、安全和控制感所必需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但在稍高的收入水平上（不一定是7.5万美元），金钱的意义就开始变得更加抽象，变成了其他东西，比如地位和自豪感。

也许这一切发现对你来说并不意外。也许对你来说，金钱无关物质，也无关地位，而是关乎自由。你可能会想，金钱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大的力量，我拥有的钱越多，我就拥有越多的选择权和控制感。

这种感觉是可以理解的。金钱深深地融入了现代社会的根基之中。它与成就、地位、自我价值、自由和自我决定的感觉、我们照顾家人和给家人带来欢乐的能力、乐趣联系在了一起。它与一切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很自然地将它视为我们与世界互动并追求生活中许多事物的中心媒介。

即使是将生活建立在与家人和学生的关系上的利奥·德马科老师，他也非常看重金钱。多年来，除了小心翼翼攒下的退休金外，他还留出了一小部分钱，并用这些储蓄买了一艘渔船（他的大女儿给它取名为多洛丝）。那艘船在他的每个孩子的记忆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利奥将金钱作为一种工具来达到一些令人满意的个人目的—这些目的将他与他所关心的人联系起来。

然而，当金钱变成目的而不再是工具时，它就会与那些被我们周围的文化灌输了重要性的持续欲望站在一起被排序，就像名声与成就一样，或者正如理查德·塞内特和乔纳森·科布在《阶级的隐性伤害》中所描述的那样，金钱是“能力的徽章”，即公认的个人功绩。

我们的幸福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我们观察邻居时的所见所感。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是人类的天性。我们所看到的周围的生活—在现实世界、娱乐和社交媒体中—与我们认为可能达到的生活之间的差距有多大？研究表明，我们与他人比较越多—即使这种比较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就越不快乐。我们看到的差距越大，我们的不快乐就越大。因此，同许多与幸福相关的事物一样，金钱对我们的影响既简单又复杂。但也许我们之所以从未找到“金钱能买到幸福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因为我们问错了问题。

2005年，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在凯尼恩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时，用寓言指出了一个不可磨灭的事实：

有两条小鱼在游泳，它们碰巧遇到一条向反方向游的老鱼，老鱼朝它们点点头说：“早上好，孩子们。水怎么样？”两条小鱼游了一会儿，最后，其中一条看着另一条，问道:“水到底是什么？”

每种文化——从一个民族的广义文化到一个家庭内部的文化—至少有一部分是对其参与者不可见的。一些重要的假设、价值判断和实践在不经意间，在未征询我们意见的情况下建构了我们“游泳的水”。我们只是发现自己身处其中，然后继续前进。文化的这些特征影响了我们生活中的几乎所有事情，通常是以积极的方式将我们彼此联系在一起，形成认同和意义感。但也有另一面。有时，文化信息和实践会让我们远离幸福与快乐。

所以，让我们停一会儿，就像华莱士鼓励即将毕业的学生那样，觉察周围的文化之水。

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在约翰、利奥和哈佛研究的其他最初参与者成年之时，美国文化中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假想—事实上现在也一样，未来也将如此。这些假想渗透到他们的生活中，更重要的是，渗透到他们的生活选择中。例如，约翰坚信从事法律并成为一名律师—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会为他未来的幸福奠定基础。他成长的文化背景为这一坚定信念创造了条件，使之看起来好像理所当然。

这是一个复杂的领域，因为我们各自的文化鼓励我们追求的东西—金钱、成就、地位及其他——并非完全是海市蜃楼。金钱可以让我们获得幸福所需的重要东西；成就往往令人满意，追求它们可以为我们的生活提供目标，让我们进入新的、令人兴奋的领域；地位给予我们一定的社会尊重，可以让我们做出积极的改变。但是，金钱、成就和地位都有压倒其他优先事项的趋势。这也是我们古老的大脑进化出的一种功能：我们专注于当下最明显、最直接的东西。人际关系的价值是短暂的，而且很难量化，但金钱是可以计算的，成就可以列在简历上，社交媒体的关注者数量会在屏幕的右下角显示增加。这些可量化的胜利带给我们欢喜的悸动——令人愉悦的感觉，那些古老信号的残余。在一生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积累，我们追随这些目标而不问缘由。很快，我们发现自己偏离了方向，从追求这些被文化认可的东西来对自己和他人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到追求本身成为目的。于是追求变得抽象起来，没有形状，触不可及，对更好生活的追求也开始看起来更像是在兜圈儿。

这些欲望及其心理基础有很多值得探讨之处，但为了更好地说明，让我们先深入地讨论一个典型的基础，一个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文化中都存在的历史悠久而古老的文化假设，而且没有任何消失的迹象：美好生活的基础是金钱。

当然，很少有人会面不改色地这样说，但这种信念的力量在我们周围随处可见：在高薪工作与“好”工作的权衡中、在对超级财富的迷恋中、在日益功利的教育体系（“你上学是为了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中、在商品的诱人承诺中，以及许多其他生活方式中。这个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之水的一部分，尽管哲学家、作家和艺术家几千年来一直在提醒人们警惕财富的诱惑，但它仍然存在。

例如，亚里士多德在2000年前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赚钱的生活是在强迫下进行的，”他写道，“财富显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善，因为它仅仅是有用的，是为了别的目的而存在的。”

我们能够列出上百种类似的观点，出自不同时代、不同地方。“金钱从来没有让人幸福过，将来也不会。”（本杰明·富兰克林）或者“不要把钱作为你的目标。相反，去追求你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把它们做得非常好，让人们的目光无法从你身上移开。”（玛娅·安杰卢）。这些都流传至今，汇成相同的一句老话：金钱买不到幸福。

这个想法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它本身已经融入了世界各地的资本主义文化。人们总是告诉对方，金钱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然而在几乎所有的文化中，金钱仍然是欲望的核心对象。

其中的主要原因并不神秘。金钱可以买来幸福的想法之所以保有魅力，是因为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它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在美国，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几十年来一直在加剧，并且与其他各种不平等现象相关，从获得医疗保健水平的差异到富人通勤时间更短的事实等。金钱的总体影响是如此显著，以至于高收入者预计比低收入者多活10~15年。哈佛研究中的男性也一样：样本中大学男性的收入明显高于波士顿市中心的男性，平均而言，大学男性的寿命比市中心男性长9.1年。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金钱可能是幸福的主要创造者的观点是一种常识性的观察结果。然而，它并不能反映全部真相。要了解金钱对幸福和健康的影响程度，我们必须更深入地研究，并像亚里士多德所建议的那样问：钱是用来做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