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觉得不对劲吗？

这个话题，我们从《燃冬》的时候就想写了。‍

《燃冬》因为营销错位，引发的一系列口碑灾难大家应该都还记得，但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相对隐性的讨论方向，大家都没注意到——

对演员的批评。

在这场古怪的舆论里，对演员的批评也有一个奇怪的变化方向。

一开始不喜欢《燃冬》的观众提及演员的部分，大多还是停留在正常批评的层面，大概就是“某某演员没有性张力”“某某演员不适合这个角色”“某某演员演技不够”。

这些都很合理，部分我也认同，但奇怪的是，随着《燃冬》口碑的进一步失控，对演员的批评也开始畸变了起来。

首当其冲的是周冬雨的一条热搜#词条里带着三人行，点开后，是在说周冬雨另一部未上映新片的海报，上面同样是两男一女在嬉笑，得出的结论是她接这种三人行的角色上瘾。

然后是刘昊然，随着他在影片中裸露的情欲戏，还有三人行的感情流动被观众讨论，他出演这类角色的这件事本身，都开始变得像是一件丑闻。

大众认为阔别银幕两年的刘昊然只能接这种“乱七八糟”的角色了，是一种在流量小生里的资源掉队，甚至调侃他“赶紧回到陈思诚那里，再拍几部唐探回回血吧”。一小部分粉丝也表露出了“怒其不争”的意思，希望他爱惜羽毛，少演这种乱七八糟的角色。

从演技不够，到你远离这种“乱七八糟”的角色，看似都是批评，但矛头方向已经全然不同。

这种变化，也让这个现象不只是一部电影或单一演员的事情了，它成了一个行业话题。

“年轻演员应不应该去演多义性的角色？”

这个问题的答案本身应该是个常识，但很遗憾，又一个常识退到了需要解释的地步。

正文

在聊这件事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这些被批评的所谓乱七八糟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

在《燃冬》里，刘昊然饰演的浩丰在上海从事光鲜的金融行业，却患有心理疾病，这个角色表现出来的样子是沧桑、郁结的，他有自己的精神困境和自毁的倾向。

周冬雨饰演的娜娜曾是一个天才花滑运动员，但因一次事故再也无法参加比赛，现在躲在延吉做导游，在冰山之下，她也有自己极力想隐藏的伤痕。

再加上屈楚萧饰演的韩萧，三人都有各自的存在危机，他们如此相似，这种相似让三人之间产生了对彼此的情欲，在短暂的几天里发展出了一段彼此需要和慰藉的复杂感情。

这是很多人批评角色“乱七八糟”的原因，但从这些“乱七八糟”的角色背后我们可以提炼出一重共性的身份：他们都是无法被一种标签盖住的，复杂多义的人。

这种角色的复杂性在与二人前期的作品对比中显得尤为明显。

在刘昊然身上，他最深刻的标签就是“国民弟弟”形象，从校园少年到高智商天才，他的形象始终是扁平的，纵然是《四海》中的吴仁耀，也只是一种从优渥少年到小镇青年这样身份上的转变，人物的内心没有多少深入的空间。

但在浩丰的身份里，他可以探到思想和情绪上与以往不同的深度，这会迫使他对与自己全然不同的人生际遇进行思考，而这种思考，就是演员突破的可能。

对周冬雨来说略有不同，因为她自出道以来演的就是复杂多义的角色，点开她豆瓣的待映片单，还有《坚如磐石》《平原上的火焰》《热搜》等这些迥异但都很难上映的片子，只有当复杂的角色难以过审无法上映的时候，她才会被动去选择那些主旋律的、古偶的剧本，选择那些安全但糟糕的角色。

但在《长空之王》《穿过寒冬拥抱你》这几部安全的戏里，我们很难关注她的演技，表演的难度被吞噬了，让位给了其他更具主导性的东西。在这样的单一中，演员整体是在退化的。

复杂的性质到这里就呼之欲出了，它不单指角色身份的差异，也在指一个角色可讨论空间的大小，以及内心延展挖掘的程度深浅。

它是每个人心中都有的哈姆雷特，一定不是一个标签就能涵盖的，在大家为浩丰需不需要有性张力而争吵的时候，角色的复杂性就已经出现了。

这种复杂性对演员能力提升带来的好处是显然的，所以我的观点很明确：演员尤其是年轻演员就应该去接这些“乱七八糟”的、复杂的角色来打磨自己，这代表他们有自己长远的职业规划，认清了自己的职业身份。

对演员来说，这种选择可以充当一种“疼痛提醒”，来提醒演员不忘自己的存在危机。

当他只表演一种类型时，他就极易陷入舒适区，后果就是表演本身，会变成一种工业化的重复性劳作，演员本身也只能作为一个符号，成为所谓“国民XX”“战狼”“XXX专业户”这些title中的一环。

当到达了这个程度，或许演员还觉得自己在演，且没有表演的痕迹，但那其实是已经在舒适区偷懒了。比如黄景瑜，自从找到了自己“适合”的角色，兵种一个接一个的换，但留下来的印象也只是千篇一律。

当然我这里并不是去否定演员对一种形象的钻研，这不是我有资格和能力去评判的事。比如唐国强，比如和珅专业户王刚，他们早已成为这个角色范围内定海神针一般的存在，表演就如同吐纳呼吸一样自然，你也很难去找到新的人替代他们。

但是你能找到刘昊然这个“国民弟弟”的头衔不被替换的可能性吗？

对演员来说，做出改变代表的应该是一种对危机感的预知和职业要求，因为在市场的主导下，演员尤其是年轻演员这一行当本就是要有很强的危机感的，舒适区不是铜墙铁壁，姿色、气质和风格是一种极易被取代和替换的资源。

归根结底，这既然关乎到演员自身的生存，它就变成了一个演员自己的选择问题，也是演员这个职业应该达到的基本要求。

这听上去像是一种常识，任何一个演员都需要丰富的打磨才能成功，但为什么依旧无法形成一种观众的共识？

因为演员、观众与粉丝三者的视角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站在观众的角度看，这一方面关涉到了观影的舒适区。

我们可以发现对刘昊然批评的几种言论都有一个共通性：不适合，不符合他以往的形象，质疑他不应该离开自己的舒适区。

这一方面是他自己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表演能力改变大家对你的固有印象。

另一方面也是我们的一种习惯。

我们接纳并熟知的形象是“国民弟弟”版本的刘昊然，这是我们观影的舒适区。

这其实是一个当前娱乐产业里常见且普遍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个演员或角色的评价，背后支撑的逻辑是一种“纸片人思维”。

也就是说我们更多在关注一些特定的符号，比如人设、形象，现在还加上了性张力。当把这些击中我们的优势点附着在纸片人上时，这个人就成了我们评价维度里受喜欢的人。

比如在《我的人间烟火》里对魏大勋饰演的孟宴臣的追捧，就并非是对一个演员演技的追捧，而是对一种人设的追捧。

同样地对让刘昊然继续演“国民弟弟”或者有少年感形象的角色，也是希望可以沉浸在这种人设的舒适区里，去看我们喜欢的人。

另一方面，观众自觉或不自觉地，极容易把一部戏的成败与戏中成名的演员牵连在一起，票房的数字甚至直接转化成了演员的口碑和能力。

我想指出在这个暑期档观察到的一个畸形现象：

当黄晓明主演的《最后的真相》票房失利时，马上有讨论出现“黄晓明是不是扛不起票房了”；因为《燃冬》的票房太低，周冬雨就被打上“票房毒药”的头衔，刘昊然更是被讽刺离开陈思诚无法独立支撑电影票房。票房的成就与失利完全变成了演员的成就与失利。

因此从粉丝的角度看，就会产生一种“为你好”心态——

我不希望你因为演了那种不适合的角色而引起群嘲或者是导致票房失利，这对你自己会有很大的影响。

这种心态的源头就是市场和观众的那套成功逻辑，一旦遵从这套逻辑，粉丝就更会把票房作为一个演员最大的实绩和资源。

比如在暑期档这个时间段内，票房就是最简单快捷的一次比拼，当金晨和张艺兴主演的《孤注一掷》突破35亿时，他们各自的粉丝马上更新了两人的实绩图，称他们为“35亿女演员男演员”。

票房被迫成为衡量一个演员输赢和成功与否的标准，但这其实和演员的专业性无关，这种比拼满足的也只是粉丝的事业心和期待值，所以票房低才可以成为一方的扼腕理由，也可以变成一方的攻击对象，这最终变成了粉丝自己的输赢。

但在这样的环境和前提下，粉丝在乎票房其实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无论是演员、粉丝还是观众，这三种视角表现出的需求虽然有所差异，但他们的目的本质上一样，都是希望能够看到更好的作品，都在寻找一种最好的感受。

所以我们应该寻求的，并非是三者之间的割裂，而是三者之上的统一。

这种统一很难实现吗？客观来讲确实，因为我们的大部分评价其实都依托于主观的感受。

演员毕竟不是提线木偶，他也有自己的主观选择，甚至他们的选择直接决定了未来我们的行业会出现什么样的演员，粉丝只有忍过这段转型时的阵痛，才会看到更长久的未来。

观众花钱买了票，他们自然更有根据自己当下的满足程度进行评判的资格，甚至电影本身就是提供情绪价值的商品，演员的表演与他对你造成的感受也只是商品体验中的一环。

但如果我们认清这个商品逻辑的话，事情反倒会变得容易许多。

我们会去怎么评价一件商品，会说不喜欢，说不合自己口味，会不再购买，或者是提出客观的批评和建议，这些都是在用行动投票，但我们绝对不会去干涉和阻拦对这个商品的制造。因为我们知道口味各有千秋，只有多义和多样，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市场。

一个良性的市场自会优胜劣汰，而我们的举措，都是形成良性市场中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