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身边有没有一个任人欺负的“老好人”？
几乎每个人身边都会见到这样一个“老好人”。他性格内向，说话柔声细语，喜欢独处，却不是一直举着电话，就是微信响个不停，你发现他不是在谈业务，而是在聚精会神地聊天。他听得多说得少，发表意见前总是深思熟虑。他称自己是他人的“树洞”，恋爱的苦恼、工作的琐事，甚至与父母的争执，他都能接得住。他善解人意，会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
而当你发现，他与那个将他当作“树洞”的人，并非不分彼此的关系，你会错愕。进而当你发现，虽然他常常会觉得别人比自己更重要，做个“军师”能显出自己的价值；或始终秉持着一种近乎崇高的使命感，觉得自己是他人唯一的依靠，不拯救他人于水火，会觉得歉疚。但他总会在某一时刻发觉，自己不再是温暖的“树洞”，而是一个“垃圾桶”。别人的情绪成为负担，他陷入疲惫、孤独、冷漠，却随之自我怀疑起来——“为什么总是出现问题时才找我？为什么不能关心一下我的想法？为什么我变得漠不关心了？我怎么能这么冷漠？”
《完美伴侣》剧照
这一连串令人沮丧的情绪，源于共情能力（Empathy）。就像人有腿脚，就会跑跳一样，每个人都有理解别人的想法、体会别人的感受，设身处地站在他人立场思考问题的能力，英文的解释很形象，“put one’s feet in other’s shoes”（“把自己的脚放进他人的鞋里”）。有科学研究为证，共情与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有关，镜像神经系统内储存了特定行为模式的编码，这种特性不单能让个体自动执行基本的动作，同时也让个体在看到别人做同样的动作时，不用细想就能心领神会。
或许他先天共情能力发达，如英国临床心理学家西蒙·巴伦·科恩爵士（Simon Baron Cohen）在《恶的科学》一书中所言，人群中的共情能力，像身高一样呈正态分布。他听到别人的经历时，脑中的镜像神经元会高度反应，那些对方深陷其中的争吵局面，或是失恋的痛苦如此真实，他深陷其中。而他的使命感，可能是“日常锻炼”的结果，比如小时候他的父母在情感上需要他来照顾，他需要察言观色，或与长大后的职业有关，一名记者、社工乃至医生，共情都是工作需要，聆听和感同身受是不断强化的“肌肉记忆”。甚至在心理咨询师那里，他的感受也许会被视为一种在东方文化中的常见表现。当一个文化把一个人的不幸归于他生活的环境而非个人命运，聆听者几乎都会觉得有必要帮助别人，自己需要分担他人的痛苦。
但自身情绪濒临崩溃，是因为体认他人的情绪就像吸二手烟。早在1980年制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就指出，“了解他人的创伤可能是创伤”。《实验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我们在应对别人的痛苦时所采取的观念，往往会影响我们自己的健康和幸福”。因为共情就像注意力，每天有固定的份额，对别人情绪的冷漠，就像剧烈运动后肌肉酸楚一样，是他的身体在本能地告诉他，“你要歇歇了”。
《金吉尔和罗莎》剧照
一些心理学家把这种“因为长期暴露在共情压力下，在身体和情感上感到疲惫和功能障碍，导致同情他人的能力下降”的状态称为“共情疲劳”（compassion fatigue）。资料显示，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92年历史学家卡拉·乔尼森的一篇文章中。他在观察急诊室医务人员时发现，因为一位名叫杰姬的护士倾尽全力去救自己最喜欢的病人，最终却失败了，导致她感到强烈的无助和愤怒。而受她感染，其他医务人员都被类似的挫败感深深地困扰。1995年，心理学教授查尔斯·费格利将这一概念更精准地定义为一种与替代性创伤足够相似的二次创伤应激反应——虽然没有真的体验诸如性侵、家暴、贫穷、战争、自杀等创伤遭遇，但借由亲眼目睹、看新闻或是别人转述，严重时也会出现痛苦、忧郁、烦躁不安，甚至头痛、胃痛、胃溃疡、精神萎靡、失眠等创伤反应。
当负面情绪不严重时，面对这些疲惫的时刻，有时只需接受它，像跑累了就停下来，让短暂的冷漠作为精神的休息，而对于将“树洞”作为使命的人来说，它恰恰是自省的时刻。
《二十不惑》剧照
或许“一个巴掌拍不响”。难言的秘密藏在心底会发酵、爆炸，倾诉是最基本的需求，即使不找熟人倾诉，十多年前网络平台上便有了陌生人间的“情感树洞”，供人们向仿佛温暖的黑暗中倾泻情绪，以至由此催生出以“情感树洞”为题材的网络小说。但抱住“树洞”不放的人，可能本身偏向边缘型人格，它不是“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疾病，而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模式。在心理学家看来，这样的人害怕自己被抛弃，抓住一个可以倾诉的人就不放手，一旦被拒绝，情绪急转直下，就会大发雷霆。
抛开倾诉者不谈，心理咨询师们分析，冷漠不是问题，需要反思的不是自己的感受，而是造成自己疲惫不堪的机制。诸如“我必须要善解人意”“我必须保持体面而没有倦怠”之类压在自己心头的价值标准，是美德却并不是唯一的美德。
《流金岁月》剧照
一个人的孤独是反思自己与他人关系的起点，因为只是索取与给予的关系，即使朋友之间，往往也只是一种功能性的交往，并非相互的支撑。缺乏边界感的人往往通过他人的评价来定义自己。甚至他会有一些“拖累症”（codependency）的倾向，即便达不到病态的水平，也会表现出因为太受另一个人的羁绊，本人的自我受到钳制，把他人的个性和问题，压在自己之上。在日常作为“垃圾桶”的交往中，他可能会在被打扰的瞬间，因被侵犯了边界而感到焦虑，却因为使命感的存在，焦虑被帮助他人后的快感所掩盖。但他不由自主地告诉自己，“是时候划定与他人的边界了”。
“自己是最重要的，然后按照家人、朋友等重要程度，运用共情时依次递减。只有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别人，健康的边界感是对自己的行为和情绪负责，而非他人的”，这些道理甚至不需要向专业人士咨询，通过逻辑就能推导出来。但改变自我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往往也需要专业人士的辅助，提供一些圆滑的技巧，冷不丁对他人说“不”，对缺乏边界感的人来说，会觉得似杀生一般残忍。而既然大多数人的生活本就是一团乱麻，既然每个人最终都要为自己负责，当疲倦袭来，最管用的回应恐怕就是放胆说出，“嗯嗯嗯，是是是”。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2年第16期，感谢宫学萍对本文的帮助，参考文献：岳童、黄希庭著《共情特质的神经生物学基础》；李娜、胡威凛著《总是成为别人的“情绪垃圾桶”》）
排版：南溪 / 审核：小风
大家都在看
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