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儿女强制送医的“千万富翁”，在精神病院自杀身亡

接电话的母亲突然爆发巨大悲痛的哭声，李薇一下子慌了起来，拿过母亲手中的电话，电话那头哭声夹着话语，难以辨清，李薇听了一会儿才明白，舅舅自杀了。这天是8月25日，是与舅舅罗文忠失去联系11天后她们第一次获得他的消息。此时，距离罗文忠离世已经过去了3天，他的遗体已经被送往殡仪馆。8月29日，他的遗体被火化了。

舅舅去世之后，关于舅舅的许多事情在李薇的脑海里浮现。舅舅偏胖，一米七的身高,体重有160多斤，肚子向外挺着，左眼很早就失明了，看不到东西。李薇大学毕业后去了广东，靠自己努力买了房子并将母亲接了过去，舅舅很欣赏她能拼的劲头，爱夸她。他们两人虽然很少见面，但经常在微信上聊天，聊些家长里短，有时舅舅也会提，“当初应该让儿子也出去锻炼下”。他有一儿一女，均生活在老家张家界市区。李薇告诉本刊，在舅舅眼里，因为家里条件富裕，表弟罗海一直不太上进，现在的工作还是舅舅托人给他找的。

李薇上一次回家是今年3月，舅舅当时刚做完脑部手术几个月，但整个人状态看起来不错，“他说身体有些累，要好好养养，还戒了酒，以前爱应酬的他很少出去了”。而如今，关于舅舅生前最后的画面来自他最后生活的湘德精神病院的监控：2023年8月23日上午11时58分，罗文忠从病房区大厅进入病房，15分钟后，有两名护工从他的门口经过，看到他在整理衣物。12时31分，护工注意到罗文忠病房的卫生间里有水流出来，过去查看时发现门被反锁。踹开门后，护工看到罗文忠把衣服扭成绳子状，挂在水龙头上自缢了。

回忆之外，更多的是巨大的无力感和自责。李薇说，如果舅舅不被多次送进精神病院，如果自己能将他“救”出来，如果8月14日他没有突然失联，一定不是现在的结果，“我没有能把他救出来，我没兑现自己的承诺”。

罗文忠是在5月26日被儿女强制送进张家界市精神病院的。关于为什么一定要将父亲送进精神病院，罗文忠的女儿罗红告诉本刊，送医主要是因为父亲脑部手术后性情大变。去年10月，罗文忠被查出脑胶质瘤，这是一种由于大脑和脊髓胶质细胞癌变所产生的原发性颅脑肿瘤，会引发头痛、呕吐、癫痫等症状。同月，他做了全麻下行左侧额叶占位切除术，症状好转。不过，医生也在术前告诉他们，有一定比例的患者在手术后会引发癫痫和器质性精神症状，比如会抑郁、焦虑，也可能是更严重的精神障碍。

在罗红的眼里，父亲一直都是一个很严格、脾气大的人。她能够想到的事情包括，上小学时，有次她边走路边吃零食被罗文忠看到，一巴掌就扇了过来，她的嘴角都出了血，“他觉得这是没教养的行为”。对于饭桌的礼仪，家里的餐桌上也有一套必须遵守的规矩，如吃饭要等长辈先动筷、吃饭时不能喝水等。这些规矩一直延续到他们成家、结婚生子后。罗红记得，有一年端午节，弟弟罗海先动了筷子，父亲立刻就摔碗骂人了。“因为小孩也在，我就对我爸说，我们已经长大了，还这样生气不好。”罗红说，这引起了罗文忠更大的愤怒，骂声更大了，“对于父亲，我们从小到大都是服从，从来都不会反抗，他说我们哪里不对，我就会马上道歉，弟弟则会沉默或者道歉。”

在罗红的叙述中，罗文忠与子女的相处也有温情的时刻。比如说，生病前，罗文忠偶尔会在别人面前夸儿女孝顺，朋友圈有时也会写上几句类似的话。他还在山上租了块地，挖了鱼塘，种地养鱼，给儿女送无公害的蔬菜或者泉水。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罗文忠朋友圈发了儿子给老弱送物资的照片，还转发了“寻找最美抗疫人”的帖子，配的文字是“我家女儿、女婿”。但手术后，那个偶尔温情的父亲好像完全不见了踪影，罗红和弟弟觉得父亲的行为超出了他们的接纳范围，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

罗红仔细地向本刊讲述罗文忠手术后的一系列行为。最早是手术完住院时，罗文忠术后一直高烧，却坚持晚上睡觉要将上衣脱掉，“我们害怕他感冒术后感染，我弟弟跪在地上求他穿衣服都没用”。回家后，罗文忠经常与他人发生矛盾。大多数时候，罗文忠跟儿子一起住在自建的房子“红沙湾壹号”，1～5层出租，他们住在6层，罗红记得，今年春节后，家旁边的幼儿园开学，前来接送的家长车来车往，罗文忠认为这不利于自家楼房的出租，与家长以及幼儿园争吵，最后幼儿园报警叫来了警察。还有一次，让罗红和罗海觉得惊险。因为罗海停车没有听清父亲罗文忠的停车指令，罗文忠就狂拍车尾，“我弟下车后和他说这样很危险，让他有话好好说，但他冲进家里拿了一把水果刀出来追着我弟砍”。

这些行为让罗红想起手术前医生的话，还有父亲现任女友彭阿姨发来的信息。4月10日，彭女士发给罗红一条信息：“有一些关于你们爸爸的情况我必须告诉你们。他近段时间状况非常不好，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经常一两点钟就爬起来坐到沙发上直到通宵，有好几次都提到了想自己了结生命。我只能尽我所能开导他、安慰他，但没有什么效果。我非常担心这样下去不知道会造成一个怎样的结果……”

5月25日，罗红与弟弟罗海拿上罗文忠的病历前往张家界市精神卫生中心咨询，“医生告诉我，他这个情况可能是器质性精神障碍，可以先送进医院进行观察”。罗红又去咨询了律师，说父亲术后性情大变，如果此时把父亲送进精神病院是否合法。对方告诉他，按当前《精神卫生法》的规定，患者“非自愿”前提下，如果患者存在伤人行为，医院又同意收治时，可以报备社区与警方后送医。罗红便也去社区做了报备。

《温柔壳》剧照

罗文忠家所在的红沙湾壹号，位于张家界市永定区崇文街道，从这里到张家界精神病院路程有60公里，开车需要一个多小时。5月26日下午，在儿女和社区民警的陪伴下，他们出发了。一路上，罗文忠都在打电话向外求救，李薇的母亲、罗文忠的许多朋友都接到了电话，他的手机甚至因此欠费了，还是李薇给他充了话费。李薇对本刊回忆，自己在联系舅舅后赶紧给表弟罗海打电话，罗海口气很坚决，让她不要参与这件事情。“今天就是要把他送进去。”李薇记得罗海这么回复自己。

在送医的当天和前一天，罗文忠和儿子爆发了两次大的矛盾。张家界精神病医院提供的罗文忠入院记录提到，5月25日这天，罗文忠先是到儿子的单位吵闹不休，第二天又手持木棒到儿子家里砸门窗和家具。这个情况是罗海讲述给医生的。他还将父亲打砸家里的视频发布在社交网站上。视频中的罗文忠穿着黑色短袖、灰色裤子，挥着半米长左右的木棒，怒气冲冲砸了电视、电脑等物品。

罗文忠在儿子家打砸

在罗文忠被送进精神病院后，李薇也先后跟两家医院的收治医生进行了沟通，医生都告诉她罗文忠是“脑部疾病所致的精神障碍”，符合“收治住院的指征”，属于合理送医。但她和舅舅的姐妹们依然怀疑，罗文忠被送进精神病院与这个家庭长期存在的财产纠纷有关系，“他们这些年在财产上一直有纠纷”。

如果从财富积累的角度来说，罗文忠可以说是一个幸运的人。他1962年出生于张家界农村，家中兄弟姐妹四个，他是唯一的男孩。那时，张家界市还叫大庸县，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小县城，罗文忠家里也是靠种地为生。1988年大庸县改为地级市，家里的土地被征收，罗文忠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从农民转变为小生意人，先后开过拖拉机，中巴车、开过汽车修理厂。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城市的拓展，他家当时的住所被拆迁，拿到一笔拆迁款。这之后，瞅准张家界旅游业发展机会的罗文忠买下一个倒闭的酒厂，开了酒楼，有五六层，既能吃饭，又能住宿。几年后，酒楼再次被一个商业项目征收，罗文忠又得到一笔征收款。他用手里的钱买门面、买商铺，还开始涉足建筑项目和民间借贷。李薇记得，上世纪90年代，舅舅家就已经请了保姆。罗红也向本刊证实，2002年左右，家里在长沙就有了4套房。张家界则还有其他铺面、仓库以及住房。她和弟弟通过律师对外提供的一份文件显示，仅2016年到2022年6年间，家里对外出租房屋的租金就有四五百万元。

财富增长的同时，家里的矛盾也在增加。2006年，罗红的母亲发现罗文忠出轨，并在外育有一个孩子。罗红记得，这是家庭一次很大的情感危机。母亲抱着她和弟弟三人一起痛哭。为了让父亲和“小三”断绝关系，罗海曾以跳楼威胁父亲。最后的解决办法是罗文忠净身出户，将全部财产转移到妻子名下后离婚。但离婚后，罗文忠仍然和原配生活在一起，只是每月给外面的孩子2000块抚养费，每年见一两面。但家庭内巨大的裂痕已经产生。李薇观察到，这之后，面对父亲，罗海很沉默，话非常少。有冲突发生时，他对父亲明确提出言语上的反抗不多，但会用很愤怒的眼神盯着对方。

2017年，罗文忠妻子病逝。去世之前，她立遗嘱将名下所有财产全部留给了儿女。罗红告诉本刊，母亲的这个决定让父亲很难过，“那段时间他情绪很低落，经常会哭”。李薇则听舅舅讲起，舅妈还有一个嘱咐，就是允许舅舅收取家中所有铺面的租金直到60岁。2022年，罗文忠刚好60岁，也是在这一年，他被查出脑胶质瘤并做了手术。

插图：老牛

李薇记得，去年底，自己回家祭拜时，是罗海开车送她。罗海当时一脸认真，说今年一定要拿回房子的收租权。李薇去看望罗文忠时，把这句话转告给他，让他好好与罗海商量。罗文忠告诉李薇，自己不会同意交还收租权，“他说平常的人情支出都是他在出，自己后续还要化疗、治病等，都需要钱”。今年3月，在未告知父亲的情况下，罗海自己收了红沙湾壹号的房租，并对外招租。父子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了。

罗文忠和儿子所在的社区书记秦远跃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社区工作人员曾就罗文忠和子女之间的“矛盾”数次参与调解。在调解双方矛盾时，秦远跃发现，罗文忠、罗海父子“均很固执”。5月25日和26日矛盾的爆发依然和收租权归属有关系。一位参加双方调解的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在当天商定了家族产业的归属和罗文忠的养老问题。协调之下，罗文忠同意将收租权转给儿女，但儿女每年需付给罗文忠16万元生活费，医药、旅游费用另算，但当天并没有签订协议。第二天，住在外面的罗文忠去红沙湾壹号拿东西，发现通往6楼住处的门换了锁。他在给朋友的电话中提到，以为自己被赶了出去，十分伤心。对方建议他再换个锁，结果换锁过程中，他儿子跑过来，两人发生了争执，就有了罗文忠入室打砸的事情发生。

接到罗文忠的求助电话后，李薇和母亲一直在联系张家界精神病医院的医生唐明，他是罗文忠的主治医生。李薇提出能否去病房见一下舅舅，被唐明拒绝了。唐明说，根据医院的收治规定，对精神病患者的探视必须经过罗文忠儿子的同意，“是他送来的，必须要他签字同意”。在与李薇的交流过程里，唐明也表达了他的为难，他说自己在精神科工作了十几年，第一次遇到这么“棘手”的病人。“棘手”的意思是罗文忠的儿女和姐妹之间意见难以达成统一，没有考虑到病人“有病治病”的原则。

他给双方的建议是送到更高级别的医院，那里有更好的条件，也能够进行病情的相关鉴定。6月2日，在张家界精神病院待了8天后，罗文忠由其儿子、女儿及张家界市精神病院的医生等人护送，到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治疗。因为作为监护人的子女不同意，罗文忠在这里依然不能够与自己的姐妹会见。医院的收治原则依然是“谁送来，就对谁负责”。不过，医院允许病人在每周二、周五下午三四点有两次3分钟的通话时间。6月11日，李薇第一次接到罗文忠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向我报了5个人的电话号码，说这些人是他的朋友，让我去找他们帮忙把他救出来”。在后续的联系里，罗文忠依然强烈地表达自己“想要出来”的愿望。

该不该让患者“出来”？罗文忠的子女与罗文忠的姐妹有不同说法。作为多年直接和罗文忠相处的子女，罗红与弟弟认为，在当下安心住院治疗，是对父亲和家庭更好的选择。尤其在转到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后，罗红经常和父亲的护工联系，给对方转生活费用，提醒他父亲需要“每周拔一次倒睫毛”“每天需要吃水果”等生活细节。她感觉在医院内的封闭治疗对父亲的病情改善是有效的，失眠和高血压都得到了控制，吃得不错还长胖了。而李薇则代表罗文忠姐妹方的看法：舅舅被送医，大概率与家庭内原有的矛盾纠纷有关，动机就存疑。而且舅舅一再在电话里明确讲到了自己不愿住院的意愿，并为此手写了申诉信，那就应该先让他出来再从长计议。

由于患者家属之间存在矛盾纠纷，且李薇等人对精神障碍的诊断存在质疑，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精神科的医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他们建议家属走精神鉴定的司法程序。7月17日，医生曾经联系罗海，告诉他患者症状缓解多了，情绪稳定一些了，“加上患者也想出院，我们也觉得可以出院了。就问他的这个司法鉴定是怎么安排的，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接他出院”。罗海回复了“好的”，说已经向法院提出申请，在等通知。

但罗文忠没有等来这个时刻。8月14日，他又被子女转送到一家民营精神病医院，与其他的亲属彻底失去了联系。罗红告诉本刊，之所以给父亲转院，是觉得李薇和姑姑总是去找父亲，“每找一次都会引起父亲情绪波动，所以她跟弟弟希望通过转院让她们找不到父亲”。在两方对峙的胶着又激烈的过程中，有一个微小的细节被忽视了，那就是在第一次从张家界精神病院出院前，医生曾经提醒家属，罗文忠曾把衣服撕成小条上吊，被医护人员发现阻止。但在湘德精神病医院的第10天，罗文忠用同样的方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疯人院》剧照

对于罗文忠的离开，关注精神障碍患者权益十余年的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卫华觉得很惋惜。他说在现行的精神病患者监护制度下，产生这样极端的结果并不让人意外。在2013年5月《精神卫生法》出台前，国内的精神患者收治依据的是各地不同的《精神卫生条例》。北京市地平线（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黄雪涛关注精神障碍患者权益多年，她在2010年参与执笔写了《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在报告里，他们列出了当时对非自愿住院精神患者收治存在的几大问题，其中一条就是“非自愿收治没有程序规范”：既无司法程序保护，又无医学评估要求。且患者出院遵循“谁送来谁接走”的规则。医院坚持只有送治人才能接当事人出院，即便当事人已具备出院条件，非经送治人同意，当事人也不得出院。

黄雪涛对本刊提到了她2006年代理的“邹宜均案”。深圳女孩邹宜均自幼母亲管教严厉，2006年父亲去世后，她因财产纷争被母亲和哥哥强制送进精神病院。对此早有预料的邹宜均已提前委托相识的黄雪涛帮忙营救她出院。当黄雪涛作为律师赶到广州想要会见时，院方以她的监护人也就是母亲不允许为由拒绝她的会见，一切意愿由她的监护人即母亲代替行使。虽然最终黄雪涛帮助邹宜均打赢了官司，但邹宜均此前的处境让她感到恐惧，“一个成年公民，一旦进入精神病医院，就成了一个说什么都可以被忽略的人”。

罗文忠入院时，送收精神病患者的法律已经有了不少改进。2013年5月《精神卫生法》出台后，明确了非自愿原则的适用条件。首先，法条规定任何人都有拒绝住院的权利；其次，非自愿原则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如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偏执性精神病等社会适应功能严重受损的疾病）或有伤害自身或者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危险，此时由监护人代理决定。出院制度上也有所规定，即使当事人一开始是有伤人倾向的非自愿住院，但如果当事人被鉴定为病情稳定且有能力自行出院，可以自行办理出院手续。杨卫华还记得，《精神卫生法》出台后，社会关注度很高，同行都很高兴，认为“贯彻了以自愿为原则、以强制为例外的信条”。然而在实践中，非自愿原则下，监护人的权力依然很大。

《黑暗荣耀》剧照

法律出台后不久，杨卫华接了后来被称为《精神卫生法》第一案的徐为（化名）案。早年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徐为在积极接受治疗后病情好转，2013年，当所在医院明确表示可由监护人接出院时，遭到了监护人也就是徐为大哥的拒绝。为了获得自由，徐为多次上诉，2015年，在判决前，法院曾走访徐为生母、徐为二哥以及其所在居委会的干部，他们表示无法在徐为出院后进行“监护”，承担不了监护人的责任，徐为只能继续住院。一直到2017年，在司法鉴定为完全民事责任能力人后，医院才在律师到场的情况下允许徐为出院。

黄雪涛说，罗文忠这个事件反映的问题依然是对被监护人权利的忽视，“对监护人权力的放大即是对被监护人权利的剥夺”。在罗文忠的事件中，黄雪涛在看到几家医院回应家属仍称“是谁送来，对谁负责”时唏嘘不已。在黄雪涛看来，既有的《精神卫生法》虽然对患者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保护，但在一些实际操作上仍然边界模糊。比如，法律规定有能力自己签字的患者可以自行出院，但“有能力”边界的认定是不明确的。

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她提到在具体操作中，很多医院或医生为了不承担责任，会将大部分患者都视为没有能力自行签字的患者，严格遵守“谁送来谁接走”的原则。“怎么判定为没有能力办理出院手续，是无法结账、签字、走路、出院还是不知道家在哪里，现在的评估标准并不明晰。”黄雪涛说，“法律规定，如果对精神诊断不同意，患者可以提起复诊或进行司法鉴定，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很难走到这一步，出于维护稳定的目的，院方或监护人很少愿意放人。”她认为，如果真的遵循对病人负责的态度，应允许其他的亲属而非一定要送进医院的直系亲属担任监护人。在其中，医院或第三方进行评估，以回避利益冲突为原则，选择对病人来说更好的监护人。

《漫长的告别》剧照

“精神病患者作为公民，也有自己正常的会客权、通话权，也有自行签字出院的权力，但现在这些权力都转移给了监护人。”黄雪涛说，现有的情况与国内对精神医学的认知也有关系。“精神医学从诞生开始就并非纯粹的医学，而是一种公共安全措施。西方精神医学经过漫长的转型过程，已逐步接近普通医学”。黄雪涛举了一个例子，意大利上世纪70年代开始已经关闭了所有的封闭性的精神病医院，更不存在强迫治疗，而是用社区以及社会的力量去帮助精神病人。但在中国，精神医学仍带有很强的社会管控性质，是一个“为了保障没病的人的权益而去剥夺精神病人权益的机构”。“对精神医学的不同认知会导致一个问题，是以病人为中心，还是以监护人为中心。”

8月11日，是李薇最后一次和舅舅罗文忠通话。她问罗文忠在医院过得好不好，罗文忠的声音听起来有气无力，他回答：不好。他告诉李薇，自己早上6点就要起床，整理内务、打扫房间和公共区域卫生。8点吃早餐，10点半左右要吃药，下午会有一个小小的活动空间可以打扑克、玩游戏。但每天都被规定好，很不自由。李薇明白舅舅的不快乐，“他一直都很讨厌吃药，总觉得是药三分毒，他很喜欢户外活动，以前他身体好的时候经常出去旅游，全国各地，国外也去”。而在人生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完全失去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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