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没有进城的学生，出路在哪儿？

▲ 2021年3月2日，云南保山腾冲，一所乡村小学里，准备睡觉的学生。（视觉中国 / 图）

责任编辑｜吴筱羽

这个决定源于一次“震惊”。她从江汉平原的乡村学校里走出，一路求学念到博士，却在回乡时听说学校已不复当年模样，学生打架、升学率走低，初中班主任竟挨了学生的打，在教室后面擦眼泪。

此后，雷望红走访了江苏、浙江、湖南、甘肃、河南等地区的县域学校，她发现这种现象并非特例。她察觉到，基础教育的末端正在发生一些剧烈变化，而这些处于末端的变化，悄然无声。

教育城镇化浪潮下，农村学生涌入县城，而村镇中剩下的往往是无力负担进城就读成本的孩子，他们中的一些人不爱学习、不服管教，近乎自我放弃，老师也很头疼，双方都处于没有出路的迷茫之中。

雷望红认为，对于县级政府而言，教育城镇化的主要目标是地区发展，即通过吸引农村学生进城就读带动农村人口进城买房和消费，以此促进土地财政的闭合循环，最终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但从实践看，教育进城并没有如预想的那么大幅拉动地方经济发展，却导致了一些学生被剩在乡镇中。

她发现，中西部省份、东部省份的县域在推进教育城镇化过程中，发展路径也不尽相同：东部地区公私教育更为均衡，中西部地区的私立教育相对更强。

为何会存在这种地区差异？教育城镇化经历了至少十年发展，效能如何？这股浪潮之下，被剩下的孩子应该怎么办？雷望红如今已是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围绕相关议题，她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

南方周末：你当时是如何关注到县域教育问题的？

雷望红：有一次回老家，邻居小孩告诉我，我的初中班主任被学生打了，在教室后面擦眼泪。我读书时，她很威严，我非常尊敬她，这样的反差让人很震惊，加上老家这些年升学情况不太好，社会上关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讨论也很激烈。当时我们团队一直研究基层治理，还没有人研究基层的教育议题。

2017年5月之后，我先后到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和贵州等地，调研了村、乡、县不同空间里各种学段的教育情况，并了解政府教育事业的发展情况、学生家庭情况、学校社会评价，县域教育整体的研究视野逐渐出现。

南方周末：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在县域教育发展中各自面临哪些问题？

雷望红：东部地区教育资源充足，家长也有能力，一般会和学校形成较好的家校合作，但教育竞争非常激烈，比如之前新闻报道的杭州家委会竞选，为了给孩子争取更多的表现机会，家长之间会进行激烈PK。

中西部地区最主要的是代际分离问题，家长也会跟风采取一些自救行为，比如说“陪读”，甘肃、陕西、安徽、湖北的陪读现象都非常普遍。

南方周末：有发现不同地区教育情况有相似之处吗？

雷望红：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教育城镇化。简单来讲，城里的学校质量提高，吸引学生进城就读，进而推动更多家庭进城买房，以此盘活土地财政和地区发展。但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有些许的差异。前者的教育城镇化更多的是自然城镇化，家长因城市有工作机会，进城工作、居住和带着孩子进城接受教育；后者的教育城镇化则有地方政府推动的因素，因乡村学校教育供给太差，地方政府又将更多资源投到城区学校，因此迫使老百姓将孩子送到城区学校就读。

2017年我到浙江的一个发达县区调研，当地村小基本都撤了，集中到乡镇办学。乡镇学校设施完善、建得很漂亮，老师水平也很高，很多都是从外地考来的。但是因为教育城镇化，农村小孩进城读书，留下来的都是家庭条件较差的孩子，不爱学习、不太好管，老师们很头疼。

后来我发现这种现象很普遍，东部地区的末端在乡镇，中西部地区的末端在村一级。处在这样的末端，没法给学生提供足够的教育希望，老师也很痛苦。

南方周末：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教育城镇化的发展逻辑是一样的吗？

雷望红：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基础不同，空间分配区别很大。东部地区经济发达，教育供给能力强，县域城乡各个空间的公共教育质量都能得到保证。东部地区产业发达，就业空间大，家长到城市就业，小孩也进城读书，家庭能在城市买房安居。它的城镇化是一种自然的、教育和生产同步的城镇化。

而大量中西部地区的县域还没有建立起能够让地方政府获得足够财力的地方财政，无法保证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提供给本地在外打工人员返乡的就业空间也很少。农民家庭中的年轻人只能去东部城市务工挣钱，因为无法负担发达地区高昂的教育成本，孩子只能留在老家上学，由父辈照顾。

2023年5月，雷望红和团队在某县调研。（受访者 / 图）

南方周末：至少十年前开始，有很多观点认为教育城镇化是一个“绿色引擎”，你对于教育城镇化研究的切入点又是什么？

雷望红：当时主要受到两重刺激。一是学界不少人把教育城镇化当作积极正面的行为，但在实际调研过程中，我发现教育城镇化存在很多问题，大家的教育焦虑非常严重，许多家庭承受了过重的教育负担，教育和医疗、住房一起成为了新“三座大山”。

另一重是看了复旦大学熊易寒教授的博士论文《城市化的孩子》后，我深受启发。我们关注的现象很相似——农村孩子进入城市后能和城市的孩子共享一片教育蓝天吗？实际上农村小孩进城之后，容易被边缘化。比如城里的老师会提及对农村孩子有不讲卫生、不守规矩等刻板印象表述，城市学校的校园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得农村孩子感到自卑；农村孩子也很少能进入到班级权力结构之中，因为老师更容易接受城市文化熏陶的孩子并与之形成有效沟通和互动。我和城乡学生座谈时也发现，城区学生的表达能力更强、善于展示自己，农村学生内向，要发言的时候，会不经意地看一下城里的学生，害怕说错。

南方周末：促进教育城镇化，地方政府要在县城新建学校，开设公立和私立学校之间，大部分县区更愿意选择哪种方式？

雷望红：政府更愿意建设公立学校。因为私立学校管理存在困难，它能够自主收费，灵活利用招生政策，通过利益吸引对优质生源进行“掐尖”，等到中高考出成绩后，这批学生成为学校宣传的“活招牌”，生源、师资会进一步朝私立学校聚集，导致地方公立学校处于弱势地位，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地方教育生态。

南方周末：但实际上中西部地区还是会选择引入私立学校，为什么？

雷望红：因为一些中西部地区的县域地方财政不足以支撑公立教育发展。地方政府一方面有招商引资的任务指标，另一方面又要保证教育供给，处在多重压力之下。一些地区的私立学校是通过招商引资引入，地方政府既完成了相应的招商指标，也能缓解当地的学位供给压力。同时私立学校培养的优异生，也能算作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绩。

南方周末：家长又是为什么青睐私立学校？

雷望红：主要原因是很多公立学校没有回应家长的教育诉求。今年我到中部省份的一所乡镇初中调研，发现学生食堂没有配备桌椅，学生蹲在楼梯口吃饭。还有学校安排学生住在二三十年前的房子里，宿舍的墙皮不时会脱落。2021年我在调研时遇到一个司机，他说两个小孩都在私立学校读书，一年要花6万块，夫妻二人的工资只够小孩的开销，生活压力很大。我问他如果公立学校能够提供相对较好的食宿服务，但每学期需要多交一千块钱，愿不愿意去？他说肯定愿意。这也是大多数家长的心声，只有政府想办法真正回应老百姓的诉求，学生才会慢慢从私立学校里回流。

2020年9月11日，江苏徐州睢宁县，一所新建成投用的小学。（视觉中国 / 图）

南方周末：经过研究，你发现教育城镇化可能带来哪些问题？

雷望红：一是负债风险，一些地方政府以教育为抓手，推进教育兴城，短时间内投入大量资金新建学校，导致负债严重。最近我听说一个中部省份县城，正在花巨资建一所学校，调研中很多县城都有巨额负债。

二是学校的维护成本很高，一些地方政府超前按照最高标准建设学校，大量空间闲置，导致学校运营成本非常高。

三是农民教育负担重。一些地方在建设中小学时，只看重单纯的教育问题，不考虑整体社会分工情况，一些城区新建学校没有配备宿舍、食堂，农村家长将孩子送进城了仍然需要在城里租房或买房陪读，不能照顾孩子的家长就将孩子交给托管机构，比如现在广西的托管机构特别发达，托管机构不仅管学生的生活，还管课后学习。无论是租房或买房陪读，还是托管，都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教育经济负担。

四是刚刚提到的农村学生适应问题，城区学校内实质上形成了新的城乡教育二元结构，农村学生的家庭出身和家庭知识能力，不一定能支持他们在城市里接受公平的教育。

南方周末：既然有这么多问题，为什么中西部省份的基层还是在推进教育城镇化？

雷望红：把学生集中到县城，除了方便管理以外，县域政府还试图通过教育城镇化来激活当地土地财政。通过大力发展县城教育，让农民进城买房。地方政府能够促进资金回流、人口聚集，形成链条，让县域经济活跃起来。

南方周末：这些努力有效果吗？看到你博士论文调查走访的3个中西部县城，最终房价都没有涨上去，这是为什么？

雷望红：实际上农民进城买房的积极性并不高，甘肃一个县城2014年房价是4000元/平方米，但2017年我到该县调研时，房价却还在4000元左右徘徊，即使如此，房子还是卖不出去。

县域教育的发展关键在于县域经济。农民进城购房积极性不高的根本原因在于，城里缺乏足以支撑他们维持家庭生活的工业基础，农民工在县城如果只能做建筑工、服务员等工作，收入水平不足以支持他们在县城买房定居。

南方周末：教育城镇化是一条值得肯定的地方发展路径吗？

雷望红：教育城镇化是一个必然趋势，只是存在快慢之分。我们批判的是以教育作为抓手，大搞教育兴城的现象。教育城镇化要以合理的速度推进，一方面要尊重自然流动规律，老百姓有能力进城、想进城，要尊重他们的选择；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人为因素推动教育城镇化所带来的负债、维护成本高、学生适应难等问题。在目前的阶段更合适的方式是建设好乡镇学校，给没有能力进城的学生一定的教育发展空间，要让在这个空间里读书的孩子有希望考上高中、大学，这样整个社会阶层的流动才能保持畅通，才有希望。

（南方周末实习生黄晓颖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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