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女子公开性经历

公众号新闻

2023-09-22 05:09

1922年春天的一个清晨，北京大学教授张竞生不经意地翻看着手中的《北京晨报》，副刊上登载的一段文字深深吸引了他。

一位叫做褚松雪的年轻女子，不愿接受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进而脱离家庭关系，愤然出走，只身从遥远的浙江嘉兴逃到了山西阳高，并在阳高担任了县立女校的校长。

看到这儿，张竞生眼前一亮，这不就是一位活生生的“出走的娜拉”吗？再往下看，这位“娜拉”不禁令张竞生刮目相看。

张竞生

在女校，她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请人把菩萨塑像搬出了学校旁边的一座庙堂，腾出的空间用来充当教室。

褚松雪的举动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个年代，还没人敢打“菩萨”的主意，更何况是一个年轻的“女先生”。

张竞生看得连连点头，当即提笔，按照学校的地址给褚松雪写了一封信，称赞她打破传统礼教的行为，称她是“中国的奇女子”。

“你打倒了有形的偶像，你比我更勇敢！我正在和许多无形的偶像宣战。我们既然是打倒偶像的同志，应该做个朋友。”

收到北大教授的来信，褚松雪又惊又喜，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这无疑是对自己“离经叛道”的行为的莫大肯定。

曾几何时，她也是江南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是家中最小的女儿，集全家的宠爱于一身，但这一切，在她17岁那年戛然而止。

褚松雪

那一年，褚松雪的父母先后病逝，失去了二老在公职上的经济来源，这个家很快就落败下来。

四个姐姐早已出嫁，家里只有一个好吃懒做的哥哥和刁钻刻薄的嫂子。

眼看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坐吃山空的哥哥竟打起了妹妹的主意，瞒着褚松雪将她许配给了同县一个张姓人家。

褚松雪的“未婚夫”也是个胸无大志、游手好闲的男人，但哥哥已经收了张家丰厚的聘礼，过了春节，张家就要来迎亲了。

听到哥哥要将自己嫁人的消息，褚松雪如晴天霹雳一般，她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亲哥哥，竟把她当做物件一般，“卖”了换钱。

她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曾经的欢声笑语、手足情深仿佛还在，但一切却真真已经过去了。像是隔着几千里望见一扇窗，里面满是父慈母爱的温馨画面，代表着一个时代。

民国时期的山西大同

逃！必须要逃！她下定决心，要冲出这黑暗的、封建的牢笼。在同学的帮助下，褚松雪悄然离家，远赴山西，在大同的云冈女校做了一名国文教员。

可身逢乱世，一个弱女子想独善其身，是何等艰难，况且又是这样一个出落得如花似玉的漂亮姑娘。

没过多久，驻守大同的小军阀“郑胡子”便被褚松雪的美貌所倾倒，屡次上门骚扰，甚至向她逼婚。

无奈之下，褚松雪只得逃到荒僻的阳高县，在刚刚成立的县立女校出任校长。此后便做了拆庙建教室的“壮举”，再后来，她收到了张竞生的来信。

人海茫茫，独自厮杀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褚松雪虽然无畏，却难掩孤军奋战的落寞与凄凉。而张竞生的来信，仿佛迷雾中的一座灯塔，照亮了她迷茫的前路。

在信中，张竞生也将自己的经历，毫无保留地讲给了褚松雪。

张竞生（左）与孙中山

18岁那年，张竞生奉父母之命，被迫与邻村一位许姓的小脚女人结了婚，结婚当日，他才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妻子”。

在张竞生看来，她的妻子“矮墩身材，表情恶狠狠的，说话以及一切都俗不可耐”，但碍于与父亲定下的“先结婚，后去上海读书”的条件，也只得认了。

这桩毫无爱情根基的婚姻，对张竞生的心灵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也成为他后来矢志反封建，反对性盲，坚持性教育，主张自由婚姻的一个重要原因。

面对张竞生的信任，褚松雪也很快打开了心扉，在给张竞生的回信中，她这样写道：

“我是个性格刚烈的人，不仅敢于打倒偶像，而且喜欢革命，几年前就在上海与社会党人有过来往……”

褚松雪还在信中夹了一张自己的照片，照片上的她，独自立于教室的窗外，桀骜不羁的目光，让她绰约的风姿更多了几分潇洒。

民国时期的山西阳高

此后，二人书信往来频繁，彼此都感到十分投缘。张竞生的经历与学识，都令褚松雪敬佩不已，进而转为崇拜，并引为知己。

在张竞生看来，像褚松雪这样的新女性，应该接受更好的教育，尽管当时的北大不招收女学生，但他始终为褚松雪寻找着机会。

后来张竞生在一封来信中说：“最近北大成立了研究所。国学门的主持人和我很熟，可以为你介绍。希望你写一篇论文寄来，以便推荐。”

于是，1923年暑假，褚松雪来到了北京。自此，这对知己终于见面了，那一年，褚松雪27岁，张竞生35岁。

不久后，在张竞生的帮助下，褚松雪考取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生。

自此，张竞生成了褚松雪的心灵导师。在北大校园中，常常能够看到两个人一同散步、一同吃饭的身影。

上世纪20年代的北京大学

有人说，女人爱上男人，是从对他的崇拜开始，而男人爱上女人，则始于她出众的容貌。

这句话用来形容张竞生和褚松雪，恰如其分。在朝夕相处中，一种莫名的情愫在两人的心头油然而生。

没有海誓山盟，没有花前月下，有的只是两颗心的惺惺相惜。褚松雪入学三个月后，张竞生向她求了婚。

然而，令张竞生始料未及的是，褚松雪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

尽管她对张竞生颇有好感，但她是个不婚主义者，从没想过要用一纸婚约做爱情的保障，反而认为婚姻就像蜗牛的壳，是一个负累。

直到山西军阀“郑胡子”追到北京来“逼婚”，褚松雪才听从了张竞生的建议，表示愿意与一个志同道合的人过“情人”生活。

张竞生本就深受法国浪漫主义爱情观的影响，崇尚“情人制”，之前求婚是怕褚松雪难以接受自己超前的爱情观，如今褚松雪的想法，莫不是正合他意。

左起：胡适、桑格夫人、张竞生

1924年秋，褚松雪与张竞生同居了，两人住在什刹海北河沿二十号的一座四合院里，除一纸婚约外，与平常夫妻无异。

一年后，褚松雪生下了一个男孩，小名“真儿”。

自从两人同居后，便“夫唱妇随”，出双入对，以“爱人”的身份共同参与社会活动。

1925年冬天，身为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主席的张竞生，在《京报副刊》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轩然大波。

“天寒地冻，北风呼啸，百无聊赖，何以度日？最好的消遣法，就是提起笔来，详细而系统地记述个人的‘性史’。”

可以想象，在封建礼教仍根深蒂固的年代，这篇极富激情的广告，无疑是一个重磅炸弹，登时掀起了一场“新文化”和“传统派”的口诛笔伐。

出人意料的是，这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的“性史”征集，居然十分成功，应征的稿件纷至沓来。

民国时期的《京报副刊》

起初，为了鼓励更多的新女性参与到这项“开放”的运动中，张竞生便鼓励褚松雪带头撰稿。

诚然，褚松雪是一位性格豪放，支持革命的新女性，但一想到要把自己的隐私和盘托出，总感到十分难为情，迟迟难以下笔。

奈何张竞生日日劝说，褚松雪终于勇敢地拿起笔，写下了《我的性经历》一文。她据实而写，绘声绘色地描绘了自己的房事。

这也是张竞生征集到的第一篇“性史”，可见褚松雪对于张竞生事业的支持。

对于搜集“性史”的初衷，张竞生这样说道：

“阅者应当具慧心、张智眼、伸妙手，把这些平常的妙事，再变为人间更加美善的妙事。有些整理起来便成为极有价值的科学材料了，又有些点缀起来就变成最艺术的事了。”

后来，张竞生从两百多篇来稿中，挑选出了7篇优质文章，精心编辑，并附上精彩点评，由北京光华书局公开出版了《性史》第一集，开篇便是出自褚松雪的手笔。

张竞生编辑的《性史》

尽管张竞生将这本书看做“科学材料”和“最艺术的事”，但并非所有人都有如此“超前”的思想。

伴随着《性史》的上市，讥讽与谩骂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张竞生袭来，一度闹得满城风雨，北洋政府出于舆论压力，便将这本新书视为“淫书”予以查禁。

张竞生也因此声名狼藉，被冠以“性欲博士”等恶名，他与主张人体写生的刘海粟、唱《毛毛雨》的黎锦晖一同被称为“三大文妖”。

彼时，蔡元培先生刚刚辞去了北大校长的职务，迫于舆论和时势的压力，张竞生也不得不离开北大。

可是，孩子嗷嗷待哺，作为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褚松雪并不赞成他脱离北大的决定。并表示，自己已有北大国学门研究所毕业的资格，可以出去做事，赚钱贴补家用。

画家刘海粟

“北大已不是昔日的北大，人事全非，不可久留。”张竞生去意已决，“再说你去做事，孩子在老妈子手中一定带不好，与其让孩子所教非人，不如我自己辛苦一点。况且养家是我做丈夫的责任，你不要担忧就是了。”

张竞生的话的确不假，当时的北大已经沦为官僚教育控制下的场所，不再是那个自由开放的学府，蔡元培先生的突然辞职就是最好的证明。

褚松雪拗不过，也只得由着他。

1926年6月，张竞生只身南下，直奔阔别多年的上海。在朋友的介绍下，他来到刚刚成立不久的上海艺术大学，出任教务长的职务。

安顿好一切后，张竞生将褚松雪母子接到了上海，一家三口住在学校的三层楼上。张竞生白天处理校务，晚上回家则忙于各种著述。

褚松雪每天在家照看孩子，虽说是做母亲的职责所在，却仍是感到怅然所失。

蔡元培先生

当初那个反封建、逃婚的新女性，如今仍逃不出“相夫教子”的命运，相形之下，从前的那个自己，竟变成了一个遥远的笑话。

于是，照顾孩子的同时，她也会写一些评论时事的文章，并以“褚问鹃”为笔名，将文章寄到各地的报馆去发表。一来赚些稿费贴补家用，二来为自己将来复出工作打下基础。

就这样，《申报》上开始频繁出现“褚问鹃”的文章，而且很受读者追捧。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约稿信也与日俱增，褚松雪渐渐把家事忽略了，她不再屑于操持那些琐碎的家务，甚至有时孩子哭闹，她也不闻不问。

诚然，爱情如果不能落实到实实在在的生活里去，是不容易长久的。

有一次，正在写文章的张竞生耐不住孩子的哭闹，向她发了几句牢骚，笔耕不缀的褚松雪也不甘示弱，两人就对骂了起来。

张竞生

褚松雪不肯忍受这样的委屈，气呼呼地走到衣架前，穿上衣服、戴好帽子，夺门而出的一瞬间，竟被张竞生从身后一把抱住。

他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她曾是反封建的战士，一路跟随自己走到今天，如今他莫不是要逼着她成为自己最厌恶的人。

琐碎、凌乱、不堪，这是生活，他无可奈何。

此时的张竞生并不知道，褚松雪已经参加了地下组织。她常常早出晚归，神神秘秘，而且不断有男人上门或打电话来找她。

这一切，都被张竞生看在眼里。在学校忙了一天的张竞生回到家里，常常只见孩子，却不见“情人”。

自然地，张竞生认为褚松雪有了外遇，两人就此交恶。其实，那时的褚松雪正周旋于一场巨大的政治旋涡中，而张竞生对此一无所知。

彼时恰逢国民政府妇女部刚刚接办《女伴》杂志，由于褚松雪文笔好，便被组织委任兼职《女伴》的编辑，更加忙得不可开交了。

褚松雪（摄于上世纪40年代）

对于褚松雪到妇女部就职一事，张竞生是极力反对的，只要两个人还在一起，他就不希望她参与任何政治活动，更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情人”与别的男人搅和在一起。

是的，尽管他们彼此以“情人”自居，但作为一个凡俗的男人，他仍然有极强的占有欲和嫉妒心。

当他的“情人”不再谦卑恭顺地听命于他时，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常常变得怒不可遏。

其实，早在大革命时期，褚松雪就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政府，并担任了妇女部的部长，俨然是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而张竞生竟终生不知褚松雪曾身居高位，可见褚松雪的城府之深。

后来，张竞生与褚松雪搬到了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的一幢三层小楼居住，而这座颇具欧式风情的处所，也没给“夫妻”二人留下什么好的回忆。

张竞生（左一）

一天，又是因为家务琐事，张竞生竟然对褚松雪大打出手，那一夜，在儿子声嘶力竭的哭声中，褚松雪离家出走，独自一人乘船去了武汉。

从此，她抛下了“褚松雪”所有的过去，以“褚问鹃”的名字开始了新的生活。

来到武汉不久，褚问鹃就被委任为湖北省妇女协会交际部部长。革命事业的激情与成就，使她体会到了做人的尊严和价值。

相形之下，此时的张竞生却感到极度沮丧。当北伐的脚步如破竹一般势不可挡的时候，他只能躲在上海的一隅发出无奈的感叹：

“褚氏固别有心肝与志气者，我哀其志，悲其遇，壮其抱负而叹我们的无缘。”

1927年，张竞生与朋友合资开办书店，他不改初衷，再次编辑出版“性育小丛书”，并从巴黎的公开出版物上，找来艺术裸体女像，印在了丛书的封面上，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大胆的创举。

张竞生书店的开业广告

此外，他还颇为大胆地雇用了年轻漂亮的女店员，那时在上海的商店里，还没有女人做生意，因而吸引了大批市民争相购买，“性育小丛书”十分畅销。

然而，这次创业，也没能坚持多久，不久后，书店因被人举报贩卖淫秽书刊而被查封。

1929年夏天，出走两年多的褚问鹃，突然回到了位于上海法租界的家，原来国民政府内部争斗风云变化，一夜之间，武汉三镇也跟着血雨腥风。

面对如此之大的变故，褚问鹃无处藏身，也无事可做，只好悄悄离开武汉，潜回上海。

看着褚问鹃失魂落魄的样子，想起她头也不回抛下儿子的绝情，张竞生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怨恨、嘲讽、怜悯……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到底是个什么滋味。

他本来不想理她，甚至不想让她进家门，但她毕竟是孩子的母亲，想到儿子那哀哀无告的模样，他的心总是硬不起来。

张竞生

于是，张竞生决定带上褚问鹃和五岁的儿子，前往杭州暂住一段时间，上海终究是个伤心地，换个环境，也许一切能够重新开始。

然而，刚到杭州的第二天，一家三口正在西湖散步，两名警察突然出现在张竞生的面前，在确认了张竞生的身份后，强行将他押上了警车。

原来，张竞生离开上海的消息不胫而走，时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省教育厅厅长的蒋梦麟得知后，便编造了诸多罪名将张竞生逮捕了。

蒋梦麟曾代理过北大校长，当年正是因为张竞生的《性史》，招来满城风雨，累及北大名声，给蒋梦麟惹了不少麻烦。

后来，张居于上海法租界，蒋梦麟奈何他不得，如今进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他岂能错过这个报仇的机会？

为了营救张竞生，褚问鹃带着孩子，找到了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张静江，请他设法营救。

蒋梦麟

张静江听说后，致电蒋梦麟说：

“张竞生有功于革命，又长期在法国留学，习惯于欧洲的‘自由思想’。《性史》是否有罪，暂勿讨论，但思想自由是法律所允许的。”

蒋梦麟听出了张静江的话里有话，只好知会有关方面，释放了张竞生。

张竞生曾反对“妻子”从政，而这一次，却真真是褚问鹃的人脉救了他，可是，张竞生出狱后，却再也找不到褚问鹃了，至此，两人彻底相忘于江湖。

与张竞生分手后，褚问鹃仍忘不了革命生涯，于是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国民革命军，并应陈诚之邀，担任了机要秘书。

在军中，她负责主编军队刊物《偕行》，随后，又担任了战时干部训练团女生大队上校训育主任，成为了国民革命军中第一个女上校。

褚问鹃（摄于上世纪50年代）

为了方便随军，她将年幼的儿子托付给一名相熟的军官家属抚养，并把儿子的名字改为“黄嘉”。

她说，“黄”是指他是黄帝的子孙，“嘉”是指家乡在浙江嘉兴。

抗战胜利后，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罗卓英，诚邀褚问鹃当他的机要秘书，褚问鹃欣然接受，便带着儿子黄嘉一同赴任。

不久后，黄嘉考入重庆中央大学，毕业后，只身赴台从事糖业经营。

1946年，张竞生曾到台湾，找到儿子讨论认祖归宗之事，父子俩整夜促膝长谈，然而并没达成共识，张只得悻悻而归。

另一边，随着解放战争的打响，罗卓英被调往战场，褚问鹃不愿参战，改赴江西闲居，从此脱离军队，从事着撰稿和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

1949年，褚问鹃移居台湾，与儿子黄嘉一起生活。彼时，年过半百的她，身边仍不乏追求者，但是她坚持独身，终身未再婚嫁。

左起：谢冰莹、苏雪林、褚问鹃

褚问鹃晚年执笔写回忆录时，绝口不提张竞生，其心痛心伤可想而知。

都说人越老越怀念故土，到台湾后，她把对家乡的思念全部融入在文字中，写下了许多经典著述。

“嘉禾寄庐”是褚问鹃为自己的寓所取的名字，在《吾爱吾庐》中，她这样解释道：

“‘嘉禾’是故乡嘉兴的别称，‘寄庐’则表示在台湾只是寄居，我终究是要回到大陆的。”

然而，褚问鹃没有等到那一天，1993年，褚问鹃在台湾走完了她97年的传奇人生，这位传奇女子终是永远地留在了异乡。

弥留之际，褚问鹃特地将儿孙叫到身边，叮嘱道：

“我的墓碑上，一定要刻上“嘉兴”两个字，墓碑的方向一定要面向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