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暨大数据工程师双证上海班联系：手机（朱老师 ）138 1664 6268；微信（徐博士） heguilvshi近年来，随着我国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政府建设，首席数据官（CDO）这个称呼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渐成风潮。今年9月份，长沙、北京等地政府及企业陆续推行CDO制度，深入推进数字政府和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建设，促进数据、业务、技术深度融合。9月18日，广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也接力官宣，正式印发《广州市全面推行首席数据官制度工作方案》。加上早在2021年率先试点的深圳、2022年积极跟进的上海，包括北上广深在内的一线城市战队可谓集结完毕。而放眼全国，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十余个省份相继出台落地了CDO制度。从政府到行业，风口上的“首席数据官”究竟是何来头？在当前我国数据资产入表进程加快的背景下，推行首席数据官制度的必要性何在？针对基层反映强烈的“数据采集难、定价难、应用难”等问题，政企的首席数据官们又能从哪些方面破局发力？CDO，全称（Chief Data Officer），这是一个专管数据的“官”。“‘首席数据官’就是将数据管起来、用起来，让数据活起来的第一责任人。”长沙市数据资源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周娟平曾在媒体采访中给CDO言简意赅地下过定义。严格说CDO实为舶来品，公开资料显示，美国是最早设立首席数据官的国家。2009年，美国科罗拉多州首设政府首席数据官；2015年，法国、英国设立首席数据官；2017年，新西兰在国家统计局任命首席数据分析与管理官。“首席数据官”一职最早源自企业，其主要职责是根据企业的业务需求，通过数据挖掘、处理和分析，对企业未来的业务发展和运营提供战略性的建议和意见。如今，这一特殊的岗位也被应用于城市治理中，成为政府构建数据资源管理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广东是全国首个推行首席数据官制度的省份。2021年广东印发首席数据官制度试点工作方案，在6个省级部门、10个地级以上市开展试点。地级市层面，2022年杭州在全市115家市直部门、市属国有企业设立首席数据官、数据专员。在企业首席数据官方面，广东、江苏等省工信厅则是率先发布了企业首席数据官制度建设指南。政府首席数据官与企业首席数据官的职能有所不同。企业首席数据官更多考虑数据利用的效率和效益，重在推动实现业务价值；政府首席数据官则旨在促进数据共享和透明度，提高数据驱动的决策质量，更多考虑数据安全和交易合规。“在数字政府转型的大背景下，CDO制度是一种组织体系创新，能提高政府数字治理能力、促进公共服务与城市治理层面的数据资源有效整合开发，也利于确保企业数据合规。”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胡捷教授在采访中对记者表示。
当前，我国数据资产入表进程加快，数据的资产属性日益凸显。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预测，2025年全球数据量将达到163ZB。未来政府和企业在数据资产管理和数据战略规划方面日益需要专业的数据支撑队伍和数据职能部门。在此背景下，对于当前国内各地政府推行的首席数据官制度而言，其首要任务主要是解决“数据孤岛”问题，打破数据资源及开发利用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战、零敲碎打的碎片化模式，形成整体联动、高效协同、安全可控的数据治理强大合力。谈及各地市接力落地CDO制度，中国数实融合50人论坛副秘书长胡麒牧对南都记者表示：“很有必要，迫切需要完善围绕数据要素的基础制度和治理体系！”他坦言，这一岗位的本质是对数据这一生产要素的集中管理。“目前生产要素五类中，只有数据还是分散的，集中管理对提升效率的意义不言而喻。”围绕公共数据资源与企业数据对接统筹、构筑政企首席数据官合力这一议题，中国信通院广州分院副主任麦彬承此前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建议企业主体可持续壮大数据资源的储备，提升数据的质量。而对于政府部分来说，可以进一步探索数据资产的权属登记等工作，鼓励数据服务商开展数据资产相关评价等。”
根据国家工信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的最新数据，2022年的市场规模已经接近千亿元，预计将在2025年增长至约1749亿元。这一增长势头揭示了数字经济的巨大潜力。
6月20日，“北京数据二十条”（《关于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进一步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实施意见》）印发，明确要求加快推动数据资产评估和入表；6月29日《深圳市数据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7月21日《广州市数据条例（征求意见稿）》发布，也都明确将探索数据产权登记应用于企业数据资产确认、融资抵押等。在《广州市数据条例》立法团队负责人、广东数字政府研究院副院长傅建平看来，这些政策文件为数据资产写入财务会计报表“开绿灯”，将进一步让数据资产“看得见”，使数据财富增值。
然而，数据的特殊性、数据权利多样性、参与者众多等，使得当前数据交易市场仍然面临数据确权、计量、披露等一系列难点。与一般资产不同，数据成为资产之后涉及后续使用、融合、协同，而且在原有基础上又会产生新的数据，新的价值，新生成的这些数据资产价值如何确权计量也是一大问题。
“应该让市场来决定价格，数据的价值取决于其应用场景。与普通商品不同，数据的应用场景多样，价格差异较大。市场供需双方需要自由定价，以反映数据的实际价值”。谈及数据定价难，中联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瑾煜舟认为解决方案还是要回到自由市场。
对此胡麒牧深有同感：“目前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刚进入市场，相关配套机制并不完善。不同行业对数据价值的认知存在差异。”他认为政企CDO岗位的设立，第一要义就在于通过常态化政企数据沟通机制，协同制定全国统一的数据评估标准。
“目前数据估值交易采用的是交易对手盘讨价还价模型，而非集中竞价。为了促进数据流通，需要抽取指标的共性特征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个性化溢价。”他表示。
在这诸多关隘之外，数据隐私和安全合规问题也伴随蓬勃生长的数字经济而日益凸显。
“实现数据交换需经过确权、市场定价和数据交付三个逻辑步骤，其中数据交付需依据买卖双方达成的具体规则进行，如使用次数和范围等约束。然而数据一旦放出去，接收方如何使用和转卖往往难以控制，可能违反当初约定的交换意愿。目前实操中还没有特别好的解决方法，都只能一事一议。我想这可能是未来数据要素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在胡捷看来，数据安全不仅仅是法律和制度问题，更是一个技术问题，需要聚合行业之力，以新兴技术手段来支撑并实现数据安全的落地。“现在兴起的隐私计算等新技术在数据安全保障就是一个很好的探索。”他同时强调在制度立法上也应明确相应的负责人员和管理机制，如CDO制度等。
胡麒牧采访中也建议，CDO的另一层监管功能在于统筹公共数据与企业私有数据对接，助推数据的分类分级管理，“这在保障合规安全及跨场景流动交易上相当必要。”
采访中，杨瑾煜舟向记者坦言，长期以来，数据治理、数据合规都被视为一项高成本、低收益的工作，企业在这方面的自主动力较为不足。“数据入表意味着数据完成了从自然资源到经济资产的跨越，这将极大增加企业开展数据资源挖掘工作的动力，并真正重视数据安全治理与合规要求。”中联律所在其最新的《浅议数据资源入表的合规框架及相关问题》专栏中，强调了“管理+技术”新范式对数据合规保障的必要性，倡导建立全生命周期数据安全技术体系。“这需要保证数据生产、存储、传输、访问、使用、销毁、公开等全过程的安全，更要保证数据处理过程的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杨瑾煜舟称。
作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生命线，网络和数据安全保护也是广州这次CDO正式方案的重头戏，压实了首席数据官严格落实网络和数据安全的责任制，要求其对应责任人“履行政务外网统一安全管理职责”。
在统筹公共数据资源管理方面，广州的CDO方案则提出要加强数据资源全生命周期的整体规划和统筹协调，完善公共数据管理规章制度。“从数据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角度，设立首席数据官这一角色，实际是把数据监管的风险前置了，未来包括数据交易评估标准的统一、过程中的监督，事后的监管处理等全流程，乃至相当司法领域的完善都需要CDO们的深度参与。”胡麒牧说。
值得玩味的是，在数据要素市场化这架天平的另一端，与数据合规相对应的，是中企CDO们在数据资产化转型这一项上出乎意外的垫底表现。在刚落下帷幕的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普华永道思略特发布的《2023普华永道中国首席数据官调研》显示，制定数据战略、确保数据合规和安全是首席数据官最重要的工作议程，而数据资产化的受重视程度在所有工作议程选项中排名最后。该调研以中国2500家最大上市企业的年报为样本进行分析。这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看作中国数据资产化进程AB面的一个生动注脚。《2023普华永道中国首席数据官调研》
不同语境下提及数据的中国企业数量
调研还称，仅不到4%的中国企业在数据资产的语境下提及数据，说明大多数企业还未充分认识到数据资产的重要价值。而超过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所属企业的数据工作推进不畅。胡麒牧对这一数据则相对乐观：“此类报告，一个是在数据采集时段上有一定的结果滞后性，包括财政部数据入表的相关文件也是最近才印发，在国家明确标准出台的特定时间点之前，很多企业会有顾虑，不会仓促推进数据资产化。”他进一步从经济活动风险偏好角度阐释称，当宏观经济运行状况有压力时，企业更倾向于降低风险，更愿意投入精力在降本增效和科研层面，以避免数据违规等系统性风险可能导致的资产估值波动。而资产入表等各方政策信号的明确释放，必将助推数据资产化的进程加速，中企CDO的工作重心权重也将与时俱进，更为平衡。普华永道思略特中国主管合伙人单小虎在服贸会论坛上则表示，首席数据官将在企业的数据资产化转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中国首席数据官仍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