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清华大学管理学学士（1985年），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1992年）。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创始院长；著作包括《大国发展战略》、《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 德国模式的中国借鉴》、《重启》等；曾获2010年CCTV年度经济人物、2016年北京市京华奖等荣誉。2018年12月，入选“中国改革开放海归40年40人”榜单。2019年12月18日，入选“中国海归70年70人”榜单。 现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德经济顾问委员会顾问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正文：
中国人往往把哈佛当成美国的教育典范。的确，哈佛大学在美国的高等教育里，是具有代表性的。
我自己在哈佛大学读了7年的研究生、博士，也曾经辅导过许多本科生，近距离接触过他们，他们可能是最能代表美国精英青年的一群人。
曾有一位犹太女孩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1990年，她为了获得更高荣誉级别（Summa Cum Laude）的毕业生头衔，要完成本科论文撰写。一般“学生狗”都是随便套个T恤牛仔裤，但她总穿着价格高昂的外套，背着名牌包，化了精致的妆容；而第二个给人的印象则是她什么都不懂。
我那时的工作是在经济系的本科毕业生撰写论文时，为他们解决计量经济学技巧和电脑技术问题，她对这些基础学科几乎一无所知。但她什么都敢问，一点不羞赧，完全没有怕被人鄙视的感觉，更“无厘头”的是她还敢于向别人提要求。 当时的计算机数据都存储在脸盆那么大的磁盘里，厚重的磁盘需要搁在磁盘机上操作，可她经常不动手，都是我们为她“卖力”。
每当看到实验室里散落着一堆磁盘，旁边搁着一个手袋，我们就知道“大小姐”来了……后来随着人事变迁，我也就慢慢淡忘了她。
第二个孩子是我的一位亲戚。她在中国上的中学，后回到美国上哈佛大学。她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刚开始在国内读高中时，数学还常常不及格。那么她有什么资格能够入读哈佛？是她的思辨能力。她在国内最喜欢的课居然是政治课，还常常跟政治、文史哲各科老师辩论。加上阅读涉猎广泛，有独特的视角，令她轻松斩获了哈佛面试官的青睐， 而其他一些学风严谨的学校却对她不感兴趣。
上了哈佛之后，她更是如鱼得水——代表所在书院参加划艇比赛；周末更是忙的脚不沾地，参加各种聚会、交流会，连老爸来都要预约时间；她在校园里行走时，经常是三步一声“Hi”，五步一个拥抱，似乎认识全校的人。毕业时她已经写出了两部剧本，其中一部获得了某好莱坞制片人的录用。
当然，也不是每一个哈佛生都这样雄心勃勃，自如的游走在各种人际关系里，我曾经遇到过一位哈佛生，他的父亲是美国联邦巡回法院的大法官，也是哈佛校友。他本人毕业后，就在哈佛校园附近当起了按摩师，类似于我们的北大生卖猪肉，不过在美国这可不是什么大新闻，大家似乎都能理解认同。
话说回来，我的这位亲戚也曾向我坦言，哈佛的学生整体上和其他常青藤联盟的大学，包括耶鲁、MIT、普林斯顿的学生有点不太一样：哈佛生总是自命不凡，总有一股子干劲、冲劲，而且敢问敢说——不懂就问，想说就说。我恍然大悟。这可能是美国精英教育最具代表性的风格。
这种教育风格能够与东方教育风格融汇吗？
我最近负责清华大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学术项目，目标是培养国际上一批了解中国，对中国有感情的未来领导者。有近一半的学生来自美国。上了几周的课之后，巨大的文化差异就显现出来：那些非美国孩子抱怨连连，说美国学生提问太多，老师讲课都变得断断续续。所以现在我把课程分为两部分，前半段要求等我把观点完整地讲完，剩下的时间敞开来提问、辩论。算是中西教育的一种调和吧。
那么，第一个女孩子后来怎么样了？四五年前的一天，我突然在电视上看到她正在演讲——而她的身份是Facebook的首席运营官！她就是如今大名鼎鼎的雪莉·桑德伯格！
说起来，我也是她的半个老师。如果20年前，你问我，桑德伯格以后会不会有出息？我会断然否定，可事实呢？她不仅是哈佛最优秀的毕业生之一，还是福布斯最有权势的女性之一。
因此我一直在反思，我们对美国精英教育的理解是不是有偏颇？在我们的传统教育里，学生从小就被要求要毕恭毕敬、谨言慎行，问了“低级问题”就要感觉羞愧，缺乏勇往直前、敢问敢说的精神。
而哈佛大学不仅是典型的美式教育，更是培养领导型人才的地方——领导者并不一定需要高深的专业背景，重要的是不懂就要敢于发问，敢于在众人面前表达观点，动员团队里的各色人等认同自己，鼓舞大家努力前行。这就是领导力的体现。
拓展：美国大学教授归纳中国学生欠缺三种能力
关于“敢于发问”、“敢于表达自己” 这个话题，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林晓东教授也曾做过一项调查，他邀请35位美国大学教授来谈谈他们教过的中国学生常会遇到哪些问题、建议他们提高哪些技能。这些教授执教于美国各地不同类型的大学，所教授的课程涉及科学、人文、商科和工程等等，他们的回答可以比较全面地代表美国教授的普遍看法。归纳这些教授们的答案，有三种技能是所有教授都提到的。
“坦率的讲，写作对每个学生来说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不光中国学生觉得难，每一个学生都觉得难。”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西格尔教授这样回答。我完全赞同他的这一观点。
但为什么中国学生觉得写学术文章尤其难呢？西北大学经济系的沃利教授的回答很给我们启发，“大多数中国学生学习都很勤奋刻苦，他们也很听话。我布置的任何作业他们都会尽全力完成。然而，他们只是把我告诉他们的或者书上说的写下来，他们太习惯于复述别人的观点，却不能说出自己的故事、形成自己的观点。这是最大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观点。”
我问过许多中国学生为什么觉得写作难。他们的回答如出一辙，“我们在本科的时候没怎么写过这样的东西，老师也没教过该如何写学术的文章。”从学生们交上来的论文来看，他们确实需要提高写学术性论文的能力，好多学生要么无法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要么不知道如何佐证自己的看法。看来，我们有必要反思一下如何在大学阶段继续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特别是写学术性论文的能力。
是不是英语的能力限制了他们的写作水平？我把这个问题提给很多教授。他们都说，英文水平确实会有所影响，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两个因素：大量阅读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常常抱怨教授们布置的阅读材料太多了。确实，在美国读大学或者研究生，每周的阅读量动辄就上百页。一个历史系的教授告诉我，每两周读一本厚厚的大部头著作对她的学生来说是家常便饭。范德堡大学工程学院的乔纳森教授说，“要想写得好，首先要多读。一个读过50本书的人肯定比只读过2本的人写得好。”
此外，不少美国教授指出，工作经验和社会经历的不足也导致了中国学生在写文章的时候很难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其实，必要的社会实践和经历不仅是文学创作者不可或缺的条件，对学术写作同样也有很大的帮助。
多位教授在问卷回答中指出，中国学生在课上需要更主动更积极地参与，而不是被动地坐在那里听。他们需要有质疑能力，需要问问自己哪些证据可以证明或者证伪前人或者其他人提出的观点。对于中国学生习惯以考试成绩高低论优劣的思维模式，这些教授们颇有微词也颇为担心。他们认为考试分数决不是唯一尺度，学生思考能力的提高是评判学习效果重要指标。
斯坦福大学心理系的约翰逊教授说，“如果你的目标是创新，你的美国教授肯定愿意跟你一起合作或者协助你。但是，这需要你有尖锐的看问题的眼光去质疑已有的知识，而不是重复那些别人已经发现的理论。”一位纽约大学的教说， “中国学生很善于总结，但不善于批评、分析和提出自己的观点。”
为什么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对我们如此重要? 这是因为提问让我们可以把阅读从静态的、单向的看变为动态的、双向的交流，是一个深度理解的过程。提出问题的过程，让我们可以思考所读内容的表达是否清楚明白，是否符合逻辑，是否还有其他更为恰当的传递信息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简单的记录和抄写只能是肤浅的理解，而提问或者批评指摘才能带来深入的思考。
提问除了对理解学术文章大有裨益，对于有效的社会性交流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首先，提问可以帮助交谈双方发现共识所在，这在协作或者团队性合作中尤其重要。其次，提问有利于控制话题的走向。还是以课堂讨论为例，通过提问可以帮助你把话题转移到自己擅长的方向上来，实现了成功的话题转移还担心自己无话可说吗？
事实说明，许多中国学生觉得参与课堂讨论难也跟他们不会问问题有关。第三，提问可以让交流的目标更加明确，让交流的过程更加有效，可以避免鸡同鸭讲的状况。
亚利桑那大学的莱文教授在答卷中抱怨， “不论我怎么鼓励我的中国学生，他们就是不说话！在我的课上，最安静的一群人肯定是中国学生。他们不说话，我无法确定他们是否听懂了我讲的内容。”伯克利大学教育学院的教授戈麦斯反馈说，“我的中国学生只有在得了低分后才找我沟通。其实，他们应该早点来跟我讨论一下怎样才能得高分。我真的不太理解，他们似乎很少在课外与教授们接触，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些机会更好地进行沟通啊。”
我问过许多中国学生为什么他们在课堂上这么安静。他们的观点不外乎以下几种：“从小我的父母和老师就告诫我：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再讲出来。”
“当我发现我的答案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我不好意思说出来。”事实上，当时你发现自己想的跟别人不同时，恰恰应该说出来。
说出自己的看法，可以帮助你理清自己的思路、加深自己的理解、并帮助你迸发新的想法。我曾经这样鼓励班里的学生表达他们的想法：发言的时候，没有人指望你说出一个尽善尽美、毫无瑕疵的观点和看法，何必担心呢？每个人都说出自己的想法，不就是最好的头脑风暴吗？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说出自己的看法，那会极大地丰富每个人的视野和头脑，这不是最好的多元文化交流的机会吗？
我建议那些不善于参与课堂讨论的中国学生先尝试跟自己的教授多交流，告诉他们自己有什么困惑，或者把在课堂上没有机会说的话都说出来。这样的一对一交流会大大增加你的自信，并转化成参与课堂讨论的动力。
我举一个例子，有个叫小洪学生以前从来不跟教授们交流，在我的建议下，他跟自己的一位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的教授进行了30分钟的谈话。
事后听小洪说，这位教授非常耐心地听他谈了自己的研究计划，并给予了深入的指导。教授甚至拿出自己尚未发表的一篇相关文章给小洪，请他阅读并指出文章里存在哪些问题。这是小洪第一次尝到跟教授个别交流的甜头。逐渐地，他有了信心，开始在课堂上勇敢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上面谈到的三种能力对于培养有创造性、有适应性的学生尤其重要。中国的教育界需要进一步关注并思考：我们的学生在跨文化的背景下学习时表现如何？哪些能力的欠缺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和成功？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如何提高学生所需要的这些能力？在教育全球化浪潮的今天，我们必须反思是否为培养全球化的人才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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