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涉性霸凌事件触目惊心：强制专门矫治应尽快落地

▲ （视觉中国 / 图）

责任编辑｜陈斌

这一官方通报没有平息舆论，反而引起了更大的争议，因为对这两个欺凌者的处罚实在是太轻了，甚至根本算不上惩罚。官方通报中语焉不详的“多次实施辱骂、殴打、欺凌等严重不良行为”，实际上是触目惊心的，连成年人都无法想象。难以复述，只能说，除了长期的辱骂、殴打之外，还包括严重的人格侮辱和性侵犯。如果这些行为是成年人所犯，毫无疑问会构成猥亵儿童罪，鉴于其情节之恶劣、影响之严重，很可能会被顶格判刑。如果被害人是女童，那是强奸幼女罪，判处死刑可能都不为过。

施害人年龄差带来的处罚差异，是长期以来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两个小男生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行，却因为只有9周岁，对他们的处罚就只能是“训诫，强制接受心理辅导、行为矫治”。这样不痛不痒的处置，如何抚慰受害者？这是公众无法接受的。不过，根据某知名警界大V的说法，“这个年龄，真的就，只能这样”。难道法律真的对低龄恶魔无计可施吗？

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中国刑法确实规定，对不满一定年龄的未成年人犯罪，不追究刑事责任。在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前，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只有在犯8种严重罪行时才需要负刑事责任，不满14周岁者则无论犯任何罪行都不负刑责。即使刑法修正案（十一）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者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可以追究刑责，但不满12周岁者，仍然是绝对免刑责的。

但是，此前的刑法同时规定，因年龄而不予刑事处罚的，除了责令其监护人加以管教外，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2019年，收容教育制度废除后，新刑法将此改为“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新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则对这类专门矫治教育作出了具体规定：未成年人实施刑法规定的行为、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可以决定对其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这里的“专门矫治教育”是强制性的，只需要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由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决定，并不需要其监护人同意。这类专门矫治教育的对象，即使是在专门学校里，也是要在“专门场所”里接受教育的，这个专门场所要“实行闭环管理，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未成年人的矫治工作，教育行政部门承担未成年人的教育工作”。这种专门矫治教育的对象也没有年龄限制，并没有前述大V所说的“不能低于12岁”的规定。

也就是说，对于低龄严重违法者的处置，并不是没有法律规定。虽然送专门学校专门场所进行矫治教育不是刑事处罚，但至少比“训诫、责令接受行为矫治”之类不痛不痒的处理要强得多了。

然而现实中，这些法律规定的应用却少之又少。原因一是专门学校少，二是多数地方还没有建立相应的部门和程序。据专门负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最高检第九检察厅调研数据，早在2019年中央就提出“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根据需要合理设置专门学校”，但截至2022年5月，全国专门学校只有110余所，有9个省份没有专门学校，很多省份甚至人口大省仅有1所专门学校。

事实上，需要接受此类“专门矫治教育”的未成年人并不少。据最高检数据，2021年，各地检察机关协同有关部门将2159名罪错未成年人送入专门学校开展矫治教育。海南日报日前也报道，海南全省已建成4所专门学校，2023年前8个多月已接收276名学生（报道没有说明这些学生中有多少是依法强制接受专门矫治教育）。

场所、机构不足，让很多本应强制接受“专门矫治教育”的罪错未成年人无处可送，只能“训诫”之后一放了之。这或让一些未成年人把未成年人保护法当成了护身符，肆无忌惮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反正也不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除了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有力的“专门矫治教育”外，他们的监护人也应该因为教育不力付出更大的代价。比如目前中国法律实践中“精神损害赔偿”的金额实在太低，备受诟病。司法实践应该极大提高精神损害赔偿金额的上限，这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对受害人进行补偿，另一方面也能提高对违法犯罪的震慑。

总而言之，未成年人保护不是未成年人犯罪保护。只有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严厉的处罚和处置，才能更好地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保护更多未成年人。强制专门矫治教育制度应该尽快落地，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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