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谋，一个为芯片创造“谷腾堡时刻”的人

“台湾想要一个半导体产业”

1985年，中国台湾地区经济部门负责人李国鼎把张忠谋叫进了他在台北的办公室。此时，自从李国鼎帮助说服TI在台湾岛建造第一座半导体工厂以来，将近20年过去了。在那以后的20年里，李国鼎与TI的领导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每次他到美国都会拜访帕特·哈格蒂和张忠谋，并说服其他电子公司效仿TI在台湾地区开设工厂。1985年，他聘请张忠谋领导台湾芯片产业。“我们想在台湾推动半导体产业。”他告诉张忠谋。“告诉我，”他继续说道，“你需要多少钱。”1

20世纪 90年代是“全球化”一词首次被广泛使用的年代，尽管自仙童成立之初，芯片行业就依赖于国际生产和组装。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台湾有意进入半导体供应链，作为提供就业机会、获取先进技术和加强与美国安全关系的战略。20世纪90年代，在台积电惊人崛起的推动下，台湾地区的重要性开始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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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当张忠谋被聘请领导台湾地区卓越的工业技术研究院(ITRI)时，台湾地区是亚洲半导体器件封装的领导者之一，从岛外拿到芯片进行测试，并将其安装在塑料或陶瓷封装材料上。中国台湾曾试图通过向美国无线电公司取得半导体制造技术授权，并于1980年成立一家芯片制造公司联华电子(UMC)，从而进入芯片制造行业，但该公司的能力远远落后于前沿技术。台湾以创造了大量半导体行业工作岗位而自豪，但只获得了一小部分利润，因为芯片行业的大部分利润来自设计和生产最先进芯片的公司。像李国鼎这样的官员知道，台湾经济只有超越简单地封装在别处设计和制造的部件，才能保持增长。

当张忠谋于1968年第一次去中国台湾时，台湾地区正在与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竞争。现在，三星和韩国其他大型企业集团正在向最先进的存储芯片投入资金。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正试图复制韩国从组装半导体到制造半导体的转变，尽管没有三星那么成功。台湾仅仅是为了保持其在半导体供应链最底层的地位也必须不断提升能力。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开始融入全球经济，吸引了一些台湾用来摆脱贫困的基本制造业和装配业工作。由于工资较低，数亿农民渴望从农村走向城市，大陆进入电子组装行业可能会让台湾破产。台湾地区官员向到访的TI高管抱怨，这相当于“经济战争”。”在价格上与大陆竞争是不可能的，台湾必须生产先进技术产品。

李国鼎转向第一个帮助将半导体组装带到台湾的人--张忠谋。在 TI工作了20多年后，张忠谋没有被聘为首席执行官，于20世纪80年代初离开了该公司。他后来说,“被放鸽子了”。他花了一年时间在纽约经营一家名为通用仪器(General Instrument)的电子公司，但他不满意，很快就辞职了。TI的超高效制造工艺是他在提高产量方面的实践和专业知识的结晶。他亲自帮助建立了世界半导体产业。他想要的TI首席执行官职位将使他在芯片行业处于领先地位，他与罗伯特·诺伊斯或戈登·摩尔不相上下。因此，当台湾打电话给他，提出让他负责台湾芯片产业，并提供一张空白支票来资助他的计划时，张忠谋发现这个提议很有意思。时年54岁的他正在寻找新的挑战。

尽管大多数人在谈论张忠谋“回归”台湾，但他与台湾最密切的联系是他帮助建立的TI。张忠谋在中国大陆长大，但自从大约40年前离开后，他就再也没有去过大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张忠谋住得最久的地方是得克萨斯州。他持有美国安全许可证，在TI从事国防相关工作。可以说，他更像美国得克萨斯人，而不是中国台湾人。他后来回忆道:“台湾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建设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听起来像一个令人兴奋的挑战。张忠谋正式获得的职位，是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院长，这使他成为台湾芯片开发工作的中心人物。李国鼎对融资的承诺使交易更加顺利。事实上，张忠谋被任命为台湾半导体行业的负责人，保证了他除了李国鼎不必对任何人负责，李国鼎承诺给他很大的自由度。TI从未像这样发放过空白支票。张忠谋知道他需要很多钱，因为他的商业计划是基于一个激进的想法。如果成功，这个想法将颠覆电子行业，让他和台湾控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早在 20 世纪70年代中期，当张忠谋还在TI工作时，他就开始考虑创建一家半导体公司，生产客户设计的芯片。当时，像TI、英特尔和摩托罗拉这样的芯片公司主要生产自己设计的芯片。1976年3月，张忠谋向 TI的高管们介绍了这一新的商业模式。他向TI同事们解释道:“计算能力的低成本，将打开大量现在没有半导体制造服务的应用。”如果能为芯片创造新的需求来源，那么芯片很快将用于从手机到汽车到洗碗机的所有领域。他认为，设计这些产品的公司缺乏生产半导体的专业知识，因此它们更愿意将制造外包给专业人士。此外，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晶体管的缩小，制造设备和研发成本将上升，只有生产大量芯片的公司才具有成本竞争力。

TI的其他高管并不信服。1976年，当时还没有任何“无晶圆厂”的公司设计芯片，尽管张忠谋预测这些公司很快就会出现。TI已经赚了很多钱，所以在还不存在的市场上赌博似乎有风险，这个想法被悄无声息地否决了。

张忠谋从未忘记芯片制造厂的概念。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芯片设计正在成熟，尤其是在琳·康维和卡弗·米德的芯片设计革命使芯片设计与制造分离变得更加容易之后，他们认为这将为半导体创造一个“古腾堡时刻”。

在中国台湾，一些电气工程师也有类似的想法。曾帮助管理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史钦泰(ChintayShih)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邀请米德来台湾，分享他对古腾堡半导体的愿景。因此，芯片设计和制造分离的想法在台湾已经渗透了好几年，直到李国鼎向张忠谋提供了一张空白支票，以建设台湾的芯片产业。

李国鼎履行了他的承诺，为张忠谋拟订的商业计划找资金。台湾为台积电提供了 48%的启动资金，但只规定张忠谋找一家外国芯片公司提供先进的生产技术。张忠谋被TI和英特尔的前同事拒绝了。戈登·摩尔告诉他:“张忠谋，你在你这个时代有很多好主意，但这不是其中的一个。”。但张忠谋说服了荷兰半导体公司飞利浦(Philips)出资5800万美元，转让生产技术，授予知识产权，以换取台积电27.5%的股份。

其余的资金是从被“要求”投资的富裕台湾人那里筹集的。张忠谋解释道:“通常情况下，相关部门负责人会打电话给台湾商人，让他投资。”台湾要求岛上几家最富有的家族提供资金，这些家族拥有专门从事塑料、纺织品和化工的公司。当一位商人在与张忠谋三次会面后拒绝投资时，台湾相关部门负责人打电话给这位吝啬的商人，提醒他:“过去20年里，台湾一直对你很好，你最好现在就为台湾做点什么。”不久，张忠谋的芯片厂收到了这位商人的支票。台湾还为台积电提供了丰厚的税收优惠，确保该公司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投资。从第一天起，台积电就不是真正的私人企业，而是台湾当局的项目。”

台积电早期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与美国芯片行业的深厚联系。台积电的大多数客户是美国芯片设计师，许多顶尖员工曾在硅谷工作。1991-1997年，张忠谋聘请了另一名TI前高管唐·布鲁克斯(Don Brooks)担任台积电总裁。布鲁克斯回忆道:“大多数向我汇报工作的人在美国有一些经验……他们都在摩托罗拉、英特尔或TI工作过。”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台积电一半的销售额来自美国公司。与此同时，台积电的大多数高管在美国大学接受过顶尖博士课程的培训。

这种共生关系使台湾和硅谷受益。13在台积电之前，几家主要位于硅谷的小公司曾尝试围绕芯片设计开展业务，通过外包制造来避免建造自己的晶圆厂的成本。这些“无晶圆厂”公司有时能够说服一家拥有闲置产能的较大芯片制造商来生产它们的芯片。但在大型芯片制造商自己的生产计划背后，它们总是处于二等地位。更糟糕的是，它们一直面临着制造业合作伙伴复制它们创意的风险。此外，它们还必须在各大芯片制造商略有不同的制造流程中进行调整。对于它们来说，不建造晶圆厂可以大大降低创业成本，但依靠竞争对手来制造芯片一直是一种冒险的商业模式。

台积电的成立为所有芯片设计师提供了可靠的合作伙伴。张忠谋承诺永远不会设计芯片，只会制造芯片。台积电没有与其客户竞争，如果台积电做到了这一点，那就成功了。十年前，米德曾预言芯片制造业将迎来“古腾堡时刻”，但有一个关键的区别，一家老式德国印刷商曾试图垄断印刷业，但失败了，这家印刷商无法阻止其技术在欧洲迅速传播，使得作家和印刷厂都受益。

在芯片行业，通过降低启动成本，张忠谋的代工模式催生了数十家新的“作者”-无晶圆厂芯片设计公司，通过将计算能力应用于各种设备，改变了科技行业。然而，作者身份的民主化与数字印刷机的垄断不谋而合。芯片制造的经济性需要无情的整合。无论哪家公司生产的芯片最多，这家公司都有一个内在的优势:提高产量的同时将资本投资成本分散到更多的客户身上。台积电的业务在20世纪90年代蓬勃发展，其制造工艺不断改进。张忠谋想成为数字时代的“古腾堡”。他最终变得更加强大。当时，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但张忠谋、台积电和中国台湾正走在主导世界最先进芯片生产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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