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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鲁豫:爱读书的人,都有过自己的“斯通纳时刻”

陈鲁豫:爱读书的人,都有过自己的“斯通纳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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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书的那种味道,不管是一本崭新的、你刚刚撕开封皮的书,还是放在书架上、放在储藏室里面很久,已经蒙上薄薄一层灰的那样的书,它都有一种特别的香气,而创作的过程又是一个非常愉悦的过程,尽管很多时候也可能会是锥心的、痛苦的。


作者 | 硬核读书会
题图 | 南国书香节



热烈的阳光、拥挤的地铁人潮、人头攒动的展馆,夏天的末尾,广州用另一种方式展现了它最美好的生机。南国书香节的线下活动盛大回归,这一次,所有人都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读者。


2023年的南国书香节,第一次设置了“阅读推广大使”。本年度的南国书香节的“阅读推广大使”由媒体人陈鲁豫担任。在首届南国书香节好书推荐榜”发布现场,她和我们分享了她与书的缘分。在她的分享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热爱读书的人眼中的成长和世界。以下是她的讲述。


“推销员”的平凡的一天


1983年3月21日那天,我查过没有什么特别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但是那一天被作家用文字做了记录,然后出现在一本书的某一个段落,碰巧我读到了,所以那天就有了一些特别的意义。

 

那一天,著名的剧作家阿瑟·米勒见到了北京人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之后的一个半月,他们要在一起排演阿瑟·米勒著名的作品《推销员之死》。他那一次中国之行是曹禺先生促成的,在排练期间,他的翻译兼主演是英若诚先生。


1983年北京人艺首演版《推销员之死》剧照。(图/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除此之外还有朱琳、朱旭等你能想到的一众表演艺术家。所以,那样的演出是很多人会期待的。而且在那之前,阿瑟·米勒的另外一部作品《萨勒姆的女巫》在上海的公演非常成功,据说很多人看得热泪长流,每次演出结束,掌声经久不息。

 

他们在排练《推销员之死》期间会有一些磨合,会有一些困难,毕竟彼此的语言不同,观念也不是很相同。还有一点,那个时候我们对于“保险”是没有概念的,所以最后威利去世获得保险赔偿这个情节,观众可能会很难理


当时,英若诚先生就想了一个方法,他说在给观众发的节目单上用文字作出详细的说明。排练慢慢地深入下去,你会发现一个人初来乍到一个新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刻板印象,随着时间流逝,慢慢就消失了。

 

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图/wikipedia)


阿瑟·米勒说,他觉得东方演员和西方演员一样的才华横溢,他觉得那个时候的朱旭让他想到美国著名的演员亨利·方达,排练之余他也见到了很多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名人,他去拜访过杨宪益、戴乃迭,还见到了华君武和当时39岁的张洁。

 

5月7日的首演非常成功,演出以后他就回到美国,然后把在中国期间每天写的日记结集成书,就是我刚才讲到的《阿瑟·米勒手记:“推销员”在北京》。


流逝的时光与即将产生的历史感


1983年,我完全没有听过阿瑟·米勒的名字,当然也没有看过《推销员之死》,他在书里面对当时中国人生活的描写,有一些跟我的记忆是相符的,有一些略有差异。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生活的细节更真实、更鲜活地存在于刘心武先生当年的一部作品——《钟鼓楼》。那是刘心武在1984年完稿、1985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获得过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刘心武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1


这部《钟鼓楼》讲的是1982年12月12日那一天,从清晨的5点到傍晚的5点,这6个时辰当中,在钟鼓楼脚下一座很普通的大院里面百姓的生活。他们的生活由大院里面一家人办的一场婚礼串在一起,反映的是那个时代普通人的众生相,是当年一个小的社会缩影。


我当时读那本书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我更多地是被书里面那些非常鲜活的、很有烟火气的生活细节所吸引。

 


那本书的插画都是丁聪先生画的。但是我当时忽略了扉页上的一句话,刘心武先生这么写:“仅以此文呈现在流逝的时光中,已经和即将产生历史感的人们。”当时的我应该不懂什么叫历史感,后来刘心武先生又说,历史记载提供给我们的是一副骨架,很多时候会欠缺血肉,有的时候会显得有一些残酷,因为会忽略掉普通人的声音。这个时候,文学就会提供最好的补充。

 

的确,我如今再看的话会有一些明白,因为那个时候被我们认为是习以为常的、觉得不需要记录的,很多东西在几十年以后你再看就变成了历史回忆,甚至是遗产。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


关于1983年,还有一个外国人也做了一些记录,她就是简·莫里斯,她在1983年的夏天到过中国的上海,也去过珠江流域。

 

然后在那本很厚的《世界》里,她说1983年她在中国上海的很多林荫道上,看到当时人们就穿着那种开领的衬衫,或者是很肥大的、宽松的工作服,很少见到人们穿颜色鲜亮的花衣服。这一点跟我的记忆就不太吻合。

 

因为我非常清楚地记得,1983年暑假我穿的是红裙子、粉裙子,而且那一年很多的女孩包括我在内,都非常渴望拥有一件没有纽扣的红衬衫。

 


可能在座很多有年纪一点的读者会记得,那是当年铁凝女士的中篇小说的题目——《没有纽扣的红衬衫》。


那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年纪比我大两三岁的一名叫做安然的女中学生,梳着这样齐眉的短发,她喜欢穿夹克衫、爱吹口哨,成绩很好,想当一名翻译。她当时非常喜欢山口百惠,也喜欢阿兰·德龙扮演的佐罗。她在书里面写道:“我觉得阿兰·德龙扮演的佐罗就很帅,尤其是佐罗的下巴,我顶喜欢佐罗的下巴。”

 

安然是一个非常率真的女孩,她会看着镜子里面穿着红衬衫的自己由衷地说:“我真好看。”那个时候我非常渴望变成安然,我觉得我就是安然。

 

根据铁凝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改编的电影《红衣少女》。(图/豆瓣)


如今回过头去看,她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伯德小姐”(由格蕾塔·葛韦格执导同名电影),那是一篇关于一个女孩子成长的故事,但它完全是一个反套路的、关于成长的故事。

 

什么叫套路的成长故事?就是一篇小说、一个电影结尾的时候,主人公会神奇地完成成长的过程,和自己、和家人、和世界和解,但是我们明白,小说结束了,安然的成长刚刚开始,她今后会面临很多次面对真假、美丑、善恶的选择,然后表示要保护自己的那份初心。

 

我想安然今年应该是55—56岁,反正年过半百了,我希望她的衣柜里面永远会有那样一件“没有纽扣的红衬衫”。


一个文学共振的时代


20世纪80年代读了很多书,但当时我对外国文学知道得不太多,我那时候不知道马尔克斯已经拿到诺贝尔奖了,然后阿特伍德在1985年就已经出了《使女的故事》。

 

但是我印象当中比较深的一篇外国翻译小说,其实知名度不是很高,是日本的西村京太郎写的,叫《敦厚的诈骗犯》。顾名思义,它就讲一个内心还是很善良的老实人,勒索、诈骗了另外一个老实人,然后死于对方的剃刀之下骗保的故事。

 

那篇小说不经意之间打开了我对悬疑推理小说、影视剧的那种喜爱。然后那个时候,在我身边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在不经意当中发生。我不知道1988年9月21日,我当时刚刚上大学,在离我不远的地方,鲁迅文学院办了一个作家班,在一间宿舍里面住着两个人,一个是莫言,另外一个是余华。

 

在作家班结业那一天,刘震云说他已经写完了《一地鸡毛》,迟子建已经写完了《北极村童话》,然后余华说他马上要写完一篇了,叫《在细雨中呼喊》。所有这些人,他们的作品曾经、包括现在都在滋养着我,还有当时的好多的名字:刘索拉、池莉、陈染、王安忆、程乃珊、王朔,还有张洁。

 

最早读张洁的书,像《沉重的翅膀》,完全就是一个小女孩去偷窥大人的世界。我不能说完全懂,可能似懂非懂,但是内心会很笃定地想,她笔下的女性角色犯过的错、流过的泪,长大以后我都不会犯、都不会流。

 

当然,慢慢地你会更加理解张洁笔下的人物,而她真正打动我的是很多年之后的一部非虚构类作品,叫《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那是她写她和她母亲之间,在她母亲去世前两个月,两人朝夕相处、共同度过的最后日子的点点滴滴的写照,是一部非常让人心碎的作品。


 电影《春潮》剧照。(图/豆瓣)


她在其中写道,她母亲是“突然间衰老的”。她说:“1991年7月,我的母亲以一种猝不及防的速度衰老了。”好像这个人昨天还是好好的,然后今天就完全垮掉了,这中间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我到很多年之后,面对自己身边的家人衰老、生病、去世,我突然会想到那一段描述,我想她对于一个人衰老的描述是这么残酷,这么准确。

 

她在书里面写:“妈妈就看着我忧心忡忡地说:‘我不能死,我要是死了,你一个人怎么办呢?’”后来她接着写道:“妈,真的,如今我怎么办呢?”张洁说,一个人的成长,就是这样不断地和自己亲人告别的过程,这是人一生当中可能最伤痛的那种感觉。



去年张洁去世了,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内心还是很震动的,据说她在晚年的时候,把关于她的所有的文字资料、文稿都销毁了,她女儿就抱怨说,“妈你不能这样,不能等我的小孩长大以后想姥姥时连张照片都没有”,我想她可能是希望读者能够忘记她。

 

但是像她这样的作家,他们曾经用他们的作品点亮过我,所以我会一直记得他们。张洁在我脑海中一直就是一个又美又飒、很特立独行的女性。我是在他们的文字当中长大的,但的确,一个人需要有一些生活的历练之后,你才能够去读或者读懂某些文字。比如说像《斯通纳》这本书,这是一部非常神奇的,也是命运多舛的书。


平凡而不平庸的我们


1965年出版之后,《斯通纳》的销量据说非常惨,只有几千册,然后之前大概有7个出版社干脆退稿不想要,因为觉得这个故事太过无聊了。这之后半个世纪的时间,这本书基本上杳无音信、查无此书。但是很神奇,半个世纪之后,这本书就莫名地击中了我们当下这些读者内心最脆弱的地方,变成了一本爆款的畅销书。

 

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叫斯通纳的人,他是一个农家子弟,大学学的是农业,但是有一天他上了一堂文学选修课,从此就特别地热爱文学,然后转了专业,大学毕业以后他就留校任教,他也恋爱、结婚、有了孩子,但是他也曾经出轨过,等到他生病去世的时候才不过六十多岁,而且只是一个大学的助教。

 

[美]约翰·威廉斯 著,杨向荣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


所以用世俗的眼光去看的话,他过了非常不成功,甚至可以说是很失败的一生。但是从他个人的评价体系来看,他度过了可能很平凡,但是绝对不平庸的一生。

 

斯通纳就是这样,他貌似很隐忍,但其实很张扬;他貌似很妥协,但其实很坚持。他是真正意义上的按自己的心意度过自己的一生。他拒绝没有意义的战争,拒绝跟这个世界做一些很廉价的妥协。他是那种我们小的时候会说“长大以后才不要成为斯通纳”那样的人。



但是当我们真正经历过生活之后会明白,也许我们都是斯通纳,至少我们都曾经有过某一个“斯通纳时刻”,然后更多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会想,也许成为那样的人也很不错。

 

现在我依然会读很多的书,但很多时候很焦虑,因为觉得书太多了,根本读不完,书对我来说是很特别的存在。

 

我喜欢书的那种味道,不管是一本崭新的、你刚刚撕开封皮的书,还是放在书架上、放在储藏室里面很久,已经蒙上薄薄一层灰的那样的书,它都有一种特别的香气,而创作的过程又是一个非常愉悦的过程,尽管很多时候也可能会是锥心的、痛苦的。

 

刚才讲到张洁,她说她创作那部《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的过程也是非常揪心。

 


她说她写了十几万字,好不容易写完了,突然有8万字就神奇地跟着电脑死机,找不到了。她完全崩溃,但是没有办法,她再重新抖擞精神、再写,好不容易写完了,更神奇的事发生了——8万字又神奇地出现了。她说好像老天是以这样的方式希望你再受一次煎熬。很多时候可能创作的过程就是这样,但是会带给我们读者无限的满足,无限的愉悦,还有很多非常美好的回忆和生命的滋养。


我想,那么多的好书根本读不完,但是我希望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运气和幸运,可以在书香当中度过像斯通纳那样的,可能注定是平凡的,但是绝对不平庸的一生。所以谢谢图书,谢谢阅读,也谢谢大家。



校对:邹蔚昀、黄思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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