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化，给“奋斗”的褒赏太过，却对“休息”太吝啬。
各位好，今天是“中秋+十一黄金周”的第二天，虽说赶上了难得的双节连假，但较真算起来，其实中秋一天假、国庆三天假，真正的假期其实只有四天，剩下的四天假，都是两个周末来回闪赚腾挪，硬挤出来的。“黄金周”过后，上班族们要连上七天班，不可谓不痛苦。但奇怪的是，虽然中国人的假期其实很少，但很多经济学家却喜欢吆喝我们休假太多了。比如我记得前年五一“白银周”的时候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就曾发表过“中国人的假期太多，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放假，应该减一半。”的暴论。我当初就觉得这个提议很奇葩，因为我不知道这帮经济学者们在提这种倡议之前，有没有没动笔算过，这个主张到底意味着什么：中国的法定休假日是115天没错，但这100多天的主要来源，不是五一这类法定假期，而是一年52个双休日，若真的“减一半”，那中国可就要回到上世纪90年代与国际接轨以前，一周只休一天的状态了。眼下双休是法定假期，还存在大量劳动者休息时间被侵占的情况，您这直接说要砍一半……您不如直接说让996、007合法化、全民化得了。我替所有加班狗，跪谢您让我们过劳死了个痛快。不过，畅想一下，真要按这一派“经济学者”主张来的话，以后假日办再遇到五一、国庆假期，却硬要凑一个长假出来刺激“假日消费”的情况，可就太难了。要么彻底放弃假日经济，给旅游业、零售业带来难以计算的损失。要么就为了在五一凑五天假，前后一个月让老百姓告别周末。抛开双休日不谈，中国人的法定节假日究竟长不长呢？据公开资料查证可以得知，中国的法定带薪节假日是每年16天（5天带薪休假和11天各种假期），在全球排名肯定在100名开外。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我们的休假时长排名比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的世界排名还要差。那好，中国男足被泰国、叙利亚血虐，全国球迷都大呼小叫，引为“国耻”。怎么中国法定假期这么个排名，居然会有经济学家不仅不以为耻，还高呼要减半呢？所以球迷别急，男足相比你的假期来说，绝对算是为国争光了。横向对比一下，我们东邻、以工作狂著称的日本，每年有26天节假（10天带薪假+16天法定节日），德国是30天（20天假+10天节），法国36天（25+11），俄罗斯38天（24+14），伊朗53天（26+27）……全世界这么多国家，甭管经济比咱好的还是不好的，都大大方方的放假比咱多，中国人修个五一小长假还要东挪西凑，还得被“专家”们说：不行啊，这么长的假期对经济发展不利，请各位滚回工作岗位，努力996、007，为老板的财富积累努力奋斗，奋斗终生……一提到经济学者的这种暴论，很多人质疑他们是不是趋炎附势，在替996的资本家甚至某些机构说他们想说不敢说的话。
但我倒觉得，这种神发言，的确反映了中国文化中一种根深蒂固的审美倾向：中国人自古就将劳动视为一种美德，而将休息视为一种罪孽。你看，好逸恶劳在我们这儿是个贬义词，而“勤劳”在中国几乎是夸人的最高礼赞，以至于官方给我们的民族定调时，总会说“勤劳而勇敢的中国人民”——注意，勤劳总是排在勇敢之前的，中国人勇敢不勇敢可能另说，但勤劳是真的很勤劳。我曾看过某外交官说的一段回忆，说咱用这个句式夸人已经夸成了一个习惯，上世纪80年代到非洲某国搞外交，咱外交人员张口就来：“勤劳而勇敢的中国人民和xx国人民”。人家黑人兄弟闻听此言，立刻提出抗议，说：我们xx国人民只勇敢不勤劳，勤劳在我们这旮旯是用来形容奴隶的词儿，你们可别乱用哈！想想也是，非洲人民肯定不以勤劳为荣，勤劳的黑人兄弟当年都被白人殖民者拿麻绳捆了到新大陆种甘蔗去了，这个基因在这片大陆上估计留不下……是的，严肃的说，在世界范围内，将勤劳视为一种美德的文明可能高度局限于东亚。只有中日韩等国才特别推崇这种文化。西方《圣经》中写亚当夏娃因为偷吃禁果被上帝从伊甸园里赶出来，临别的时候上帝对亚当的惩罚：“你必备尝辛劳，才能从土里得食。”由此看来，劳动在西方文明中，是一种上帝施加给人类的惩罚。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本来是不用遭这个罪的，是犯了错误才不得不受这个刑。而与劳动相比，休息在他们的宗教中反而是神圣的，基督教徒星期天休息、犹太教徒星期六休息、伊斯兰教徒星期五休息。亚伯拉罕教系的所有宗教都认为人需要摆脱操劳，在休息中才能够获得与神沟通灵性。所以，在近代，西方先是爆发工业革命，以机械代替人力去完成工作，随后爆发工人运动，将工业社会中人的劳动时间压缩到一个可忍受的范畴内。之后西方工人们经常喜欢闹罢工，合法性其实也在这里，在他们的观念中，休息是一种人类天然的权利。五一劳动节最早是为了纪念美国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大罢工。这两项社会运动之所以能完成，只怕是有着文化导向的因素在打前站的：西方人并不认为“偷懒”是一种罪恶，反而承认休息是人的天性。毕竟就连神花了六天创造世界之后，也需要休息一日。与之相反，我们文明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似乎都伴随着一种深入骨髓的“劳动焦虑”。《汉书·食货志》几乎是中国最早严肃谈论经济问题的文献，里面就公开提出“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说的通俗一点，早在汉代，不劳动就不仅是个人问题，甚至还要背负“危害国家经济发展”和导致他人饥寒的罪责——这个思路，从汉代一直流行到近代，村里批斗“二流子、闲汉”，再到现在，一些经济学者动辄暴论“中国人休假太多”，可谓是一脉相承。我觉得这可能跟我们的气候和农业方式都有关系。中国的气候是极不稳定的季风气候，农业主要形式，又是强调高劳动投入获得高产出的稻作农业。两种因素的复合，让我们在农业时代的劳动投入就变成了一个无底洞。中国的农民几千年里都被灾荒、饥馑、官府的横征暴敛和干不完的农活所催逼，劳动不仅仅是他们习惯，而且内化为了他们的一种求生本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唯有不停地劳动，才能让他们在这片高度内卷的土地上生存下去。然而，中国人辛苦的劳动在历史上并没有让我们得到好结果。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深刻的指出，在欧洲爆发机械革命、工业革命的同时代，中国的明清其实也爆发了一场“人口革命”。两场革命都提高了各自社会的生产力总量，但最终结局却是不同的。深入骨髓的劳动思维，让中国人在提高生产力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方法，就是制造更多的人口，让他们苦哈哈的埋头劳动。以至于中国在明清时代的耕作主要方式居然从畜犁退化到了人犁。而与此同时，认为偷懒无罪的欧洲人，却用畜力、水力、风力、蒸汽机、内燃机，逐步卸下了人类工作的重担。从这个角度讲，说工业革命是一场“偷懒革命”也不为过，而我们没赶上，则很可能是因为中国人实在太勤快——或者说，总有人逼着我们太勤快了。当我们自己也被卷入工业化大潮之后，中国这种“劳动焦虑”非但没有因为国际冲击而减缓，反而增强了，并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家主义相结合。形成了现如今中国极为特殊的“休假罪感”思潮。不信你仔细回想一下，从小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话的本质其实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一个人只有对社会“有用”，才配生存。同理，一个“有用”的人也只有不停地劳动、才能体现其价值。其实这种思维是很值得商榷的——归根结底，人才是社会、国家、经济存在的最终目的。正确的思维本不应该是人是否对社会有用，而是追问一个社会是否对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用”才对。同理，劳动的最终目的也应该是让每个劳动者更好的享受自己的生活。假如我们的社会搞成宋老师所呼吁的那样，996常态化，老百姓人均加班狗，那即便我们GDP完爆美国，经济各项数据好得不得了，这些数据又有什么意义呢？只不过让那些痴迷纸面的“工业党”们拿来吹牛、意淫时更开心而已。所以，那些大厂老板公然逼着打工码农签“奋斗者协议”，要他们自愿996还拿来当企业文化来宣传；某些经济学家公然呼吁要把公民休假时间砍半、退回几十年前，还自以为是什么“创新性经济观点”；老百姓放个几天“黄金周”还要东挪西借，转头就要连上很多天……这些奇葩的状况不应当再持续下去了。要求多休假不应是一种值得羞愧的原罪，“劳动、奋斗”这些大词，也不应再是我们唯一的价值取向。中国人需要更多的休假，更需要首先将呼吁多休假“非罪化”。我们应该明确，人的天职不是劳动，而是休息。短文随笔一篇，最后住所有忙碌的中国人，在这个难得的假期里休息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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