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拉·伯恩哈特：创造明星的女人
所有人都以为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1844—1923）会得到国葬礼遇，毕竟曾有人戏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世界只知道两个法国人，一个是雨果，另一个便是她。但保守的政府拒绝了，全然不顾她早已是法国艺术的代言人，不顾她的政治贡献（就在她去世的几年前，刚失去一条腿的她还在一战时去前线慰问士兵），这或许是因为她的演员职业（但她也是雕塑家、画家，还写过书），因为她一直是个让人头疼的人物，叛逆、张扬，拥有数不清的情史，一心追求名利；又或许只是因为，她是个女人……
不过，没官方的礼遇又如何呢？1923年3月26日，百万人涌上巴黎街头护送灵柩，庞大的队伍缓缓走了三个钟头，五辆花车满载来自世界各地的花环。花都是白色的，她生前最爱的颜色，她在饰演费德尔（Phèdre）时穿的纱衣的颜色。半路上，送葬的队伍在沙特莱广场的万国剧院前驻足，她执掌这家剧院已二十年有余。拉雪兹公墓里，无人发表演讲，这是她临终前吩咐好的。一片寂静中，一个年轻女孩突然喊道：“神是不会死的！”
莎拉的母亲来自荷兰的犹太家庭，年轻时逃家来到法国，在1844年生下莎拉，父亲不明。她把莎拉丢给乡下的保姆后弃之不顾，七年后才发现她的女儿甚至不会读写，这才把她送去修道院学校。童年的莎拉身体欠佳，还常因横冲直撞的个性遭遇意外。一日，有男孩挑衅她，问她敢不敢跳过公园边上的一道壕沟。她纵身一跃，但因为太过瘦小，所以跌了下去。她在自传里写道：“我的脸淤青了，手腕骨折了，全身都受伤了。当我被抬走时，我愤怒地喊道：‘对，对，不管怎样，如果再有人挑衅我，我都会再跳一次！我一辈子都要我想做的事！’”长大后，“不管怎样（quandmême)”成了她最著名的口头禅。
14岁那年，莎拉终于被接回了家。此时，她的母亲已是巴黎的社交名媛，家里出入各色名流，其中包括拿破仑三世的兄弟莫尔尼公爵（Ducde Morny)。正是在他的关照下，莎拉开始学习戏剧，毕业后进入法国戏剧的最高舞台——莫里哀创办的法兰西喜剧院，但不到一年便因和资深演员起了冲突（在一次演出的后台，莎拉的妹妹踩到了一位女演员的裙尾，女演员转身把她推翻在地。莎拉立刻上前给了女演员一巴掌）而被扫地出门。莎拉转入一家二流剧院，好几年间只出演些不起眼的小角色。与当时许多急于突破的女演员一样，她流连欢场，为自己寻找富有的保护人。1864年，莎拉遇到了一位比利时亲王，为他生下一个儿子，但亲王却拒绝承认孩子的身份。“爱情先是眼神的一击，接着是肾脏的一击，最后是海绵的一拭”，她无奈地写道。
1867年，莎拉终于崭露头角，加入位于拉丁区的奥德翁剧院。普法战争结束后的1872年，她参演的雨果名作《吕·布拉斯》（Ruy Blas）获得了巨大成功，就连70岁的雨果都被她的“金嗓子”迷住了：首演之夜，他单膝跪地，久久吻着她的手。乘着春风，莎拉再度踏进法兰西喜剧院，与男演员穆内-苏利（Mouney Sully）组成黄金搭档。
1874年，她接受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在短短四日间练好“费德尔”一角。《费德尔》是十七世纪戏剧家拉辛的名作，也是法国古典悲剧的标杆作品。莎拉不是与当时的同侪竞争，而是与史上所有伟大的悲剧女演员抗衡。她做到了。她征服了巴黎。她与这个因爱上了自己继子希波吕特而备受煎熬的皇后融为一体：“我受苦，我哭泣，我尖叫，这一切都是真的……我的痛苦是可怕的，我的眼泪又热又苦。我向希波吕特乞求那要了我命的爱情，我向穆内-苏利伸出的双臂是菲德拉的双臂”。莎拉在一生中都不断钻研这个角色，最后到达出神入化的境地。
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年轻的马塞尔儿时的偶像便是以莎拉为原型塑造的拉贝玛。他第一次亲眼看到拉贝玛演出《费德尔》时却大失所望，因为她只平铺直叙地念台词，甚至没有其他演员舒扬的声调和美妙的姿势。多年后，他再度观摩演出时，才明白女演员把她的声音和动作的用意“内在化”了：“在拉贝玛的声音中，不再存留任何无生气的和不听使唤的残渣剩屑，它不让人看出在它周围有过剩的眼泪……她的道理不再受意志的控制，而是融于费德尔这个人物发出的丰富而复杂的颤抖的光辉之中，入迷的观众竟不把它们看成艺术家的一大成就，而是生活中的一个事实……所有这一切，声音、风姿、动作、面纱，环绕在一个思想，即一句诗这个躯体周围，而这个躯体与人体不同，不是不透明的起障碍作用的物质，而是一件纯净的超尘脱俗的衣服。它们不过是外加的皮，不但没有遮住灵魂，反而使它更加灿烂，而灵魂把它们吸收，并在它们中间散发”。
莎拉一跃成为普法战争与一战中间那段“美好时代”的艺术象征。无数男人为她着迷，文人、艺术家、贵族、政客，甚至法兰西史上那些鼎鼎大名的人物如雨果、甘比大（Gambetta）也被她吸引（1877年，她为雨果出演《埃尔纳尼》，大文豪激动地写信道：“你打动了我这个老战士，我哭了。你让我流下的这滴泪是属于你的”，并随信附上一颗泪滴状的钻石）。她的搭档穆内-苏利自然也躲不过。这是位英俊的男人，且对莎拉万般迷恋，但他嫉妒成性，占有欲强，甚至有暴力倾向。在经历了几番暴风雨的争吵和戏剧性的和解后，穆内提出要娶她为妻，莎拉思考再三后写信拒绝了：“我不适合幸福，这不是我的错。我是靠着不断更替的感情活着的，我会一直这样活下去，直到生命枯竭。我的心要求跳动的速度是任何人都给不了我的。我易碎的身体发觉：已完满的爱情让它疲惫不堪，而梦幻中的爱情却不会。您指望什么呢？我是个不完整的存在，您不必为此怪罪我。”
记者们贪婪地把莎拉的一举一动登在报纸的头版，莎拉也乐于炫耀自己的私生活。
她的成名要归功于一台前所未有的自我宣传机器。在追求圆润身材的时代，她又瘦又小，一头红发（魔鬼的颜色），还是位单身母亲，但她毫不在意甚至夸大自己的怪异品味，以此打造个人神话。她在蒙梭（Monceau）的豪宅里有个巨大的琉璃花园，除了繁茂的植物外，还养着世界各地搜刮来的动物：猴子、猎豹、狮子、短吻鳄（死于莎拉喂它喝的香槟）、蟒蛇（莎拉射杀了它，因为它一直啃沙发垫子）等等。女主人喜欢穿着和服在里面夜游。
东方主义和动物的收集癖在当时并不罕见，莎拉无非是赶时髦罢了，但她有和在舞台上一样，把一切做到极致的能力。或许是受童年经历的影响，她对死亡十分迷恋，舞台上，她把角色的死亡演得出神入化，“观众都来看她怎么死的。她的眼睛会凸出来，直到你只能看到白色。人们都惊呆了。有些人相信她是真的病了。她在后台与人争吵时常说：‘如果你们不按我的要求做，我就不死了’”。她的卧室，从墙壁到天花板都贴着黑色的墙纸。乌木床上悬着巨大的黑色顶篷，隐在绣有金爪红龙的窗帘后面。床边放着一个花梨木棺材，莎拉会躺在里面朗读剧本。房间角落里有一幅普塞克像，画框上的吸血鬼张着毛茸茸的翅膀，旁边摆放着一具年轻男子的骸骨——女演员声称，这个她命名为“拉撒路”的男人死于爱情。莎拉常与朋友在家举办怪异的世纪末舞会，肖邦的《葬礼进行曲》响起，棺材周围隆重地点满蜡烛，如同一场葬礼。
1878年的世博会，莎拉又做出惊人之举：一个夏日，巴黎市民抬头仰望，发现一颗写着“Do觡aSol”（莎拉在《埃尔纳尼》中的角色名）的热气球正缓缓飞跃塞纳河。莎拉和朋友坐在里面，一路升到海拔2300米的高空，在云层上享用鹅肝和香槟：“这里什么都没有！大地在下，天空在上……这不是寂静，而是寂静的影子”。她为热气球之旅写的小文在书店大卖，编辑为了她不惜推掉了福楼拜的一本小说，大文豪大为光火：“他为了莎拉的垃圾而放弃了我的文学作品！”后来，在《庸见词典》中，他在“女演员”的词条里写道：“荒淫无度，纵情狂欢，吞食万金……”
业余时间，莎拉开始创作雕像和绘画。她公寓的会客室同时也是她的工作室，她在那儿为她的朋友们画像（她的朋友都欣然答应做她的模特，只有福楼拜拒绝了，因为觉得自己太丑）。因她总带有中性的先锋气质，在台上也常反串男角，而在创作时，她总是穿着一件特制的男装，在女人不能进入美院学习的年代，她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对社会风俗的挑衅。罗丹公开宣称她的雕塑是“一坨屎”，更有评论家发文抨击，认为她增加艺术活动只是为了给自己打广告。为此，莎拉的朋友左拉站出来为她辩护：“对她的控诉已经到了滑稽戏的程度，让我们现在就通过一项法律，来防止一个人身上积累多重的才华”。
1880年，莎拉创作了自己最著名的雕塑：《奇美拉自画像墨盒》。她把自己的头安在狮身上，背后插着一对蝙蝠翅膀。这一年也是她人生的转折之年：不堪媒体的肆意攻击，她突然终止了与法兰西喜剧院的合同。对法国心灰意冷时，她把目光投向了世界。
在一年前跟随法兰西喜剧院去英国巡演时，莎拉便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王尔德为她的表演激动不已，他之后为她量身打造了《莎乐美》的剧本，可惜作品被禁，导致她无法出演；威尔士亲王，也就是未来的爱德华七世，没有错过她的任何一场演出。她在伦敦结识了经纪人爱德华·贾雷特（Edward Jarrett），这位美国人帮她策划了一场场声势浩大的如同法老王出游的世界巡演。
在北美，她坐着铂尔曼（Pullman）豪华火车从纽约穿越到旧金山，首度把小仲马的《茶花女》搬上舞台。尽管与美国社会的清教徒风气格格不入，莎拉还是造成了很大的轰动。从北美回来后，莎拉又马不停蹄地开始欧洲巡演，在第一站俄国，剧院一票难求，当时还在报社工作的契诃夫揶揄道：“凡是有幸在莫斯科大剧院坐到哪怕是一个糟糕座位的人，都会在等待晚上时死于不耐烦，把恶劣的天气、糟糕的路面、岳母和债务统统忘了”。红地毯从她的马车一路铺到剧院门口，以免她的靴子被雪打湿。而在冬宫接见她的沙皇，在她开始正式行屈膝礼时拉住了她：“夫人，应该由我向您鞠躬……”
但这些成功都被莎拉抛在脑后，因为她对一位年轻的希腊外交官达马拉（Damala）一见钟情。希腊人辞去职务，加入剧团，莎拉一心想把他打造成明星。很快，达马拉就暴露了本性：从圣彼得堡到意大利，只要一有空闲，他就奔去赌场，欠下大笔债务；在那不勒斯，她发现他一直在和剧组的年轻女演员上床。但盲目的莎拉仍执意与他共赴伦敦结婚，并在报纸上发表了充满挑衅意味的声明：“我刚刚经历了一次愉快的旅行，还有一场我喜欢的婚礼。这很新奇，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不寻常的东西”。这对佳偶返回法国后，巴黎人倾巢而出观赏他们联袂出演的《茶花女》，男方的演技招来一致恶评。一连几次的演出失败后，达马拉对莎拉大肆辱骂，随后消失不见。随后的几年间，他短暂地回归了两次。第一次，莎拉发现他开始吸毒，他把莎拉的客厅砸烂了之后离开；第二次已是1889年，他已是个形销骨立的游魂，不得已再向妻子求救。莎拉与他再度登台，扮演小仲马笔下痴情的妓女。但达马拉始终无法放弃毒瘾，几周后便因吸毒过量死亡，享年不到34岁。
莎拉的生活周而复始：爱上不该爱的男人，剧院经营不善，欠下大笔债务，只好在世界巡回赚钱，回巴黎再把钱喂给赔本的剧场和不该爱的男人。世界各地，人们唱着《马赛曲》欢迎她，在达拉斯，一位牛仔长途跋涉 400多公里来观看她的演出；在西班牙，人们脱下外套扔在地上，铺成了一条地毯；弗洛伊德的办公室一直挂着她的大幅照片，马克·吐温说：“有五种女演员：坏的、一般的、好的、伟大的，还有莎拉·伯恩哈特”。在巴黎，萨尔杜（Victorien Sardou）为她写了几部卖座的戏剧：《狄奥多拉》（Théodora）、《埃及艳后》（她登场时，手臂上缠着一只蛇）、《托斯卡》（后被改成著名的歌剧）、《吉斯蒙达》（Gismonda）。《吉斯蒙达》上演时，莎拉一眼相中年轻的画家穆夏（Mucha）为她创作的海报，自此开启了他们的长期合作。由于总是缺钱，莎拉还授权香槟、饼干等品牌，在商标上使用穆夏为她创作的画像。她于是成了最早冠名商品的明星。
1899年，她买下了万国剧院，作家罗斯丹（Edmond Rostand）描绘了这个精力充沛的女人的繁忙一天：“一辆马车停在门前，一个穿着大皮草的女人迅速下车，穿过人群；轻盈地爬上旋转楼梯；闯入一间花团锦簇、热气腾腾的更衣室……冲上黑暗的舞台；来来去去，擦身之处都一片骚动；让演员一个个就位，指导走位，指示手势和语调；站起来，想让所有人再演一边，愤怒地咆哮，又坐下来，喝茶；开始自己排练……回到化妆间，布景设计师正等着她；用剪刀拆掉他们的模型，重新制作；忍无可忍，用蕾丝擦额头，快要晕倒了；突然冲上剧院五楼，出现在惊慌失措的服装设计师面前，翻箱倒柜，设计服装、窗帘、雪纺；回到自己的化妆间，教女群演们做头发；一边制作花束一边试镜；有一百封信读给她听……回到舞台调整布景的灯光；辱骂设备，让电工紧张；看到道具制作师经过，想起前一天犯下的错误，愤怒地指责他；回到更衣室吃晚饭；上桌，脸色苍白，疲惫不堪，制定计划；在波希米亚式的笑声中进餐；来不及吃完；穿好衣服准备晚上的演出……她疯狂地演出，在中场休息时处理千头万绪的事情；演出结束后留在剧院里做决定，直到凌晨三点；当她看到所有工作人员都恭恭敬敬地站着睡觉时，才不舍地离开；爬回马车里，在皮草里伸展四肢，想起有人在家里等着她为她朗读一出五幕话剧，咯咯地笑；回到家里，听着话剧，激动，哭泣，接过话剧，再也睡不着了，趁机研究一个角色……”
1900年，正是罗斯丹为莎拉量身打造的《雏鹰》（Aiglon）把她推上了事业的最高峰。这是一部关于英年早逝的拿破仑二世的悲剧。恰值世博会期间，全世界的游客都来巴黎朝圣，《雏鹰》一连上演200多场，场场满座，甚至连剧场通常的夏休都被迫取消，“那时，莎拉就是剧院，剧院就是巴黎”。
《雏鹰》是一部政治意味和民族情绪浓重的作品。而莎拉本人对政治的介入时常被人忽视：她关注女权运动，和巴黎公社的重要人物露易丝·米歇尔（Louise Michel）有深交；她把反对死刑的作品、揭露军队恶性的左翼作品搬上舞台；德雷福斯事件，左拉发表著名的《我控诉》后，她激动地写信支持。在国家遭难时，她也展示出巨大的勇气：普法战争期间，她劝说剧院经理，将剧院改造成一家临时医院，她亲自日夜照料被送来的伤兵，挺过了巴黎被围困的艰苦日子。半个世纪后，一战打响，德军再度逼近巴黎，萨拉拒绝离开“当逃兵”。未来的法国总理克莱蒙梭（GeorgesClemenceau）恳求她说：“卢浮宫里的杰作已经得到了庇护，而您是国宝，夫人”，她仍不为所动。直到他向她透露，她在德国人拟定的潜在人质名单上，她才下定决心离开。1915年，因先前的一次舞台事故导致的腿伤，她的右腿被截去了。但她不顾自己的残疾，仍上前线慰问士兵，还在隔年前往美国巡演、演讲，说服美国参战。
战后，莎拉不顾自己的高龄和身残，仍坚持上台演出。在《圣女贞德》最后的审判场景中，当法官问她几岁时，她转向观众宣布：“19岁！”全场欢声雷动。所有人都认为这位考克多口中的“神圣怪物”会死在舞台上，她自己也这么认为。当英国王后建议她休息一段时间时，她回答：“我会死在舞台上，这是我的战场，陛下！”
“莎拉·伯恩哈特夫人早已过了衰老的年龄；她在时间之外演奏；她在永恒的平面上吟唱；她半个世纪的荣光就像一个大气球，使她完好无损。她那悲惨而美丽的面容证明，世上没有无法弥补的创伤”，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如此写道。1922年，她在一次彩排中晕倒。无力登上戏剧舞台的她，在家拍起了电影。隔年的三月，她按照导演的指示摆放塔罗牌时，突然失去了知觉。据她的孙女转述，在她弥留之际，她大段地背诵了《费德尔》的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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