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 妍
编辑|大 风
文化名人,成为了年轻人心中的新“顶流”。
前段时间,快60岁的余华到韩国开签售会,现场人山人海,来的大部分都是头发五颜六色的年轻人。为了能和余华有几十秒的交流时间,不少网友表示,整宿没睡,凌晨就出门排队,还有人整整排了9个小时才拿到亲笔签名。
在现场,余华也贡献了不少名场面。有粉丝想让他在书上签个“暴富”,余华转手就签成“抱负”;有粉丝想要“一辈子不上班”,余华在扉页上写“在家里上班也一样”;甚至喝杯水都能被烫出表情包。这些段子在互联网上二次传播发酵,也让余华在网红道路上再进一步。
不止余华,莫言、苏童等原本严肃的文人学者,都被互联网塑造为新一代“文化网红”。他们过往的梗和发言被挖出来,不仅没有“塌房”,反而成为当下年轻人的精神抚慰。
某种程度上,文化名人们的走红并不意外,是这个时代的特色产物。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化名人似乎都自带一种遥远的神秘感。因为当时,他们的成名路径都相对单一、困难,基本上都是先发期刊,再出版成集,最后成名成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余华、莫言、苏童等人都是这么成长起来的。余华当年的创作成名往事,就可以总结成一段艰辛的退稿史。余华曾回忆过,他的小说写完后,会先往《人民文学》和《收获》这样的大杂志寄,等退回来,再往声量小一些的《北京文学》和《上海文学》寄,要是再退回来,就再往地方小杂志社寄。那个时候邮递员退信也不敲门,总是往院子围墙内一扔,只要听到“啪叽”一声,余华父亲就会对他说:“稿子又退回来了。”余华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久,余华只能自己找找原因,尝试写出高于杂志社质量平均线的作品。直到有一天,余华接到《北京文学》主编的电话,邀请他去北京改稿,把结局改得光明点。余华立马表示:“只要能发表,我从头到尾都给你改光明!”不难发现,在那个信息渠道不发达的年代,文学期刊和出版社决定了一部作品的录用标准,也变相地对作者进行把关,他们想要走入公众视野是件相当不容易的事。即便是成名以后,文化名人也只会在新书宣传时候约见电视台、媒体采访,不存在持续大面积的曝光。余华曾经说过,“在90年代,只要一两年不接受采访,你就在媒体上消失了”,上街也不会被认出来。互联网短视频时代的贡献,就是消弭了这种距离。尽管人还是那些人,作品还是那些作品,但他们的个人魅力、机智妙语,终于有了广泛传播途径,也变成互联网上的造梗狂欢。余华因为跟一只潦草小狗撞型,在互联网上火爆出圈,被网友亲切称为“可爱修勾”,他的一些采访片段也成为“电子榨菜”。有人问余华为什么写作,他回答:“不愿意做牙医,想睡懒觉,想不上班,写小说稿费还归自己。”提到法国作家和中国作家的最大区别,余华说:“法国作家用法语写作,中国作家用中文写作。”余华潦草小狗
跟余华一起爆火的还有他的多年好友莫言,同样也被网友找到了对应“狗塑”。两人接受采访时,问到对当代大学生现状像孔乙己脱不掉的长衫一事的看法时,余华不想回答把问题扔给莫言,莫言随即说道:“孔乙己不是我们村的,我不管这事。”莫言和余华的网友梗图
互联网的考古,让文化名人不断“翻新”,三天两头出现在网友面前。平台对此乐见其成,为文化名人的走红添了把柴火。毕竟相比起其他网红,文化网红能丰富平台格调,创造出有趣且深刻的传播点。抖音联合出品的《我在岛屿读书》,专门找来余华、莫言、苏童、程永新等十余名文化名人聚到珠海东澳岛,讨论文学与人生,创造了不少名场面。看过节目后,不少人被苏童圈粉了。他在节目里金句不断,比如“抹去宝石上的灰尘,这就是编辑的意义”。形容老友余华,苏童说的是,一看《活着》是这么一部小说,余华是这么一个人,有一种“喜悦的崩溃”。短视频划了一道口子,文化名人们接住流量,开始纷纷走红。这些文化名人,虽然吃到了流量红利,但他们其实并不看重自己的网红身份。余华曾非常认真地回应“顶流”和“爆火”这件事,在他看来,“我依靠的还是自己的作品,不靠流量,我此生为之奋斗的也不是流量,是文学。”流量带来的互联网狂欢只是一时的,最终让他得到认可的,还是他的作品。就像《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之于余华,《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之于莫言,《妻妾成群》《米》之于苏童,这才是他们的对外名片。而好的作品有一种力量,能在不同时代不同读者面前,始终散发光彩。余华说过个段子,他靠《活着》活着。《活着》1992年在《收获》杂志首发,随后出版单行本,先后被张艺谋、孟京辉导演看上,光版税就高达1550万人民币。等到2020年,《活着》在国内的销量已经超过2000万册,打破了当代中国纯文学的销量纪录。豆瓣截图
《活着》只有短短12万字,讲的还是一个不受待见的悲剧故事。时代洪流下,主人公福贵从富家少爷沦为穷光蛋,又相继失去父母、妻子、儿女以及孙子,最后只剩下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可偏偏这样一部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成为他们床头的经典读物。 原因在于,《活着》因苦难出名,但它真正探讨的是生存哲学。每个时代的人都会面临不同的局限与困境,但人类的生命意义却总有相似之处。福贵是挣扎生存的普通人,但他没有被命运打倒,反而成为自己生活里的平凡英雄。这种强大的情感力量和生命力,可以跨越时空,超越文字,消解孤独,给当下迷茫年轻人一点生活启示。正如书中所说:“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而像苏童的小说,大部分背景都放在20世纪前半叶,比如后来被改编成张艺谋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小说《妻妾成群》,就是以颂莲的视角,讲述深宅大院里妻妾们勾心斗角,互相伤害的故事。改编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
这种讲述旧社会一夫多妻制的故事,与当下相去甚远,但近年来一直不乏有新读者,重新喜欢上它。因为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尤其是如今女性主义的崛起,让越来越多人对颂莲的命运感到惋惜。19岁的颂莲读过一年大学,受过新式教育,原本前途一片大好,但父亲去世,家道中落后,只能被迫嫁人,最后一步步走向深渊。封建社会的悲剧已经无法改变,但这也让当下的读者越发认识到,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保持独立的重要性。可见,文化名人们上个世纪的作品,放到当下也是常看常新。放眼整个互联网,如今一些网红主播,有太多的不合时宜。只知道捂嘴、舔唇,加挑眉的秀才,在被封号前,居然收获了超1200万的抖音粉丝;鹿晗模仿者鹿哈,在直播带货时装作一副卑微可怜的样子,但直播带货7个月,他已经赚了3500万。原本作为互联网男闺蜜的李佳琦,面对网友对眉笔“越来越贵了”的质疑,回应的是,“有时候找找自己原因,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突然开始指责起粉丝不够努力。李佳琦直播截图
李佳琦自认为他的成功源于努力和天赋,却没有看到时代降临在他身上的幸运。舆论发酵后,他丢失了200多万粉丝。喧嚣之下,可以发现这些网红更多是制造焦虑,不值得年轻人的追捧与喜爱。对比来看,文化名人看待问题的深度和观察事物的角度都远超常人,所以能写出好的作品,也能想到年轻人所想,说出年轻人所说,给到年轻人一定的精神慰藉。莫言一直想要和年轻人对话,前两年开通了公众号,试着跟他们交流日常,对各种网络用语也是活学活用,比如心目中的YYDS(永远滴神)是蒲松龄。而且莫言完全不介意照片被网友做成“表情包”,被人夸“可爱”的时候,还自称“心花怒放”。来源:莫言公众号
在莫言最近一条祝贺中秋的作诗推文里,高赞评论第一条写道:“看老师的文字都会不自觉地带笑,太喜欢啦!请多更新,疲惫生活里的小乐趣。”同样是“努力工作”这件事,余华早些年的访谈视频被挖出,“如果再有人来告诉你,你要努力工作,你要有上进心就会得到很好的回报,那是鸡汤,不是事实。”这番话不是在贬低努力的价值,而是指出要多体谅年轻人的不易。 文化名人走红背后,或许是当下年轻人想要心里舒服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