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笛摇滚节，要反思的不是当地群众

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有句名言，“窃书不算偷”。用“窃”代替“偷”，当然无助于掩盖“偷窃”的法律事实，但对孔乙己而言，却有道德内涵——他希望以此保留读书人的脸面。

南阳迷笛音乐节的农民，偷了乐迷的财物，但当地农民有个解释，说以为是别人不要了的，是“拿”不是“偷”。这一说辞，当然也无助于改变偷窃的法律事实，但对于当事人而言，却有伦理价值——他们希望保住正常人的脸面。

某种程度上，今日中国的很多普通人，和一百年前的孔乙己的行为逻辑，并无本质差别。他们需要遵循正式规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他们在特定的情境中，也会有自己的一套非正式的行动伦理，“脸面”比什么都重要。

遵守法律和“要脸”并不矛盾。

当法律不及之时，少数人会做出一些违法也不要脸的事，只要非正式规范不以规制，甚至默认，就会纵容越轨行为。

在很多情况下，虽然法律不及，但地方上的非正式规范足够强大，公道在人心，少数人的越轨行动会受到极大约束，他们也会成为地方社会的边缘人。

在正常社会中，总是三拨人：积极的，消极的和中间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说的是积极分子在弘扬正气；“浑水摸鱼”，说的是消极分子在破坏社会秩序。而中间分子是沉默的大多数，有利可图，就跟着“浑水摸鱼”；受到正能量的激励，也会挺身而出。

今日之中国农村，恰恰是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们普遍还是要脸面，但脸面所依托的伦理社会却已经支离破碎。其重要表现是，那些地方脸面的人格化象征已经很难存在，“路见不平一声吼”往往是不合时宜的。

人们看见“熟人”在越轨，不太可能“唱黑脸”，能打110就算是有公德心了。

伦理社会无法存续，本应是法理社会来替代。但客观的情况是，法律的实施也会遵循投入产出规律。都市是一个人口密度比较大的社会，也可以说是一个拥挤社会，随时都可能制造矛盾。但这也给法律实施带来了规模效应，法律力量投入的效益是比较高的。

而农村社会恰恰相反，它是一个稀疏社会，在人口空心化的背景下，日常矛盾已经大大减少，人们连吵架都吵不起来。客观上，普通人对法治是无感的。

当前，留守村庄的基本上都是老龄人口，他们的社会化过程是在伦理社会中完成的，其对法理社会的理解是没有质感的。因此，一旦有法律的空子可钻，有便宜可占，伦理问题又因集体从众而消解时，一些人就会凭本能行事。

比如，对于占有“意外”之财、外人之财这件事，受侵害者是外地人，他们很难在本地社会制造舆论，道德约束非常有限，而彼时彼地往往又是“法外之地”，一旦有人见利起意还付诸行动，人们就有可能从众。

事实上，很多地方都出现过当地群众哄抢高速公路翻车的物资，偷盗外来承包户的农作物，以及以地方保护主义的名义侵害外地企业权益的现象。因此，依据少数人的越轨行为，就否定一地的大众素质，进而开启地域黑模式，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道义。

类似于南阳迷笛音乐节的“偷拿”事件，需要反思的不是当地群众，而是作为活动组织者的地方政府。其组织活动当然是有技术上的漏洞的，比如，乐迷还没有完全撤离，就对现场解除了监管；再如，完全没有预想到短视频平台少数人的造谣传谣，会引发现实问题。

但是，最值得反思的可能是当地党委政府的群众工作。据说，这次活动有四万多志愿者，按照南阳市一个区的人口规模，社会动员的规模不可谓不大。但是，这些志愿者是谁呢？他们可能是党员，机关干部，各行各业的热心人，但显然不是那些最普通的群众，对摇滚一无所知的农民。

非常遗憾的是，活动主场周围村庄的普通群众，竟然是以“看客”的心态面对这场举全区之力办的盛会。他们是“看客”，活动办得再好，地方政府和志愿者再怎么觉得有意义，也都和普通群众无关。迷笛音乐节本是群众性活动，摇滚精神也本包括自发、自觉和自主意识，乐迷是有这些意识，但作为东道主的当地群众，却没有机会，也没有主动性去参与，出现匪夷所思的事件也就不奇怪。

志愿者本该是普通群众的积极分子，但现实中，他们都是有体制身份，或者自视精英的人。一开始，他们就不来自于群众，当然也不存在到群众中去。也因此，他们也就很难在自然而然的过程中团结中间分子，抵制消极行为。

在笔者看来，“开启民智”、“教育群众”，类似这种说教，其实是没多大意义的。真正有意义的是，要让普通群众成为这个社会的主人。说不好听一点，在别人家门口举办公共活动，却把别人当看客，也就别怪别人不配合。我们是要讲公德，讲法治，但如果不能和人们的日常脸面结合起来，这些大词就会显得无比苍白。

试想，如果普通村民都觉得迷笛音乐节的举办是自家荣光，出去都觉得脸上有光，他们会去“拿”乐迷的东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