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入5万，舍不得打车

西蒙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模式，是8个月前的事。

如今，坚持奉行“去高溢价”消费给他带来的收获，不仅仅是每个月省下的钱包括1500元的咖啡钱、超过1000元的打车费，还有消费高级餐食和奢侈品等不计其数的非必要费用，还令他感到松弛、自控，以及对生活拥有更多选择权的自在。

当超前消费与过度负债的不良后果逐渐显现，在总需求不足、“稳就业”承压、青年人（16-24岁年龄段）调查失业率再创新高的背景下，作为品牌、商家虎视眈眈的目标群体——90后、00后希望反其道而行之，一部分年轻群体兴起“反向消费”：趁打折买刚需物品、参加晚间折扣活动、加入“省钱讨论小组”等。

“其实我的重点不是活得抠搜，而是活得清清楚楚，少交‘智商税’。”一名决心开始“去高溢价”生活的广州青年坦言，“我不想再被任何消费陷阱绑架。”

从德国留学归来的西蒙是一名大提琴演奏员。也许因为长期受到艺术的熏陶，他在审美和生活品质上有比较高的要求。

“刚回国的时候，我出门都打专车，就为了让自己舒服点。”看着自己的会员等级越来越高，他心里曾萌生一种“成就感”。

这种感觉也在旅游租车的时候出现——随着租车的会员级别不断升级，他租的车越来越高端。

旅游也是他生活中比较重要的部分，每逢外出，他会寻找一些当地品质比较高的民宿。

日常生活中，他对于吃食和个人形象的打理也比较讲究，时不时也会在高级餐厅和奢侈品牌上有所消费。

以收入情况来看，这样的消费习惯并没有让他的生活承受什么压力。

但2022年，经历了最长一段因演出中断而宅家的时间，放松地回到日常生活中，他在练琴、阅读、反复思考的过程中突然觉察到：“之前那种‘成就感’，不再能令自己感到开心，反倒觉得虚无。”

他意识到，自己一直陷入一种模式中，而这种模式就是看起来很美的“消费主义陷阱”。

和西蒙一样的“90后”，人口数量庞大。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90后”数量占全国总人口的15.4%左右。逐渐掌握经济自主权，加上有自己的消费理念，愿意为高品质生活买单，“90后”成为市场追逐的“宠儿”（猎物），并催生了“泛90后”的概念，即出生于1985年-2000年左右的消费者都被商家纳入囊中。1989年出生的西蒙正是精准目标之一。

以部分奢侈品的营销策略为例，“奢侈品概念年轻化”是这些品牌正在实践的路线，其宗旨就是“减少奢侈品因为价格和消费者之间产生的距离感，从而以亲近感驱动年轻的消费者购买奢侈品”。研究人士认为，年轻群体对于奢侈品消费的心理认知也驱动消费行为的产生。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女性消费群体获得经济独立，让中国长期以来奢侈品消费市场以职业男性为主导的现状发生了变化。而营销专业人士也适时提出：“现代女性消费更多出于心理性需要，企业应该针对此制定产品策略。”

据尼尔森研究发现，很多“泛90 后”消费者认为当今多数新产品和新概念牵强地赋予某产品一个所谓的“ 90 后”标签，从而产生排斥心理。有理由相信，这种排斥心理是“反向消费”出现的部分原因。然而，销售市场对此的态度是提醒商家“既要满足消费者的‘即时快乐’，更要带来正面积极的‘长远价值’”，“乘着‘反向消费’的新风，为消费市场带来新活力。”

一名市场研究人员告诉笔者：“其实不管‘泛90后’有怎样的心态和反馈，这个看起来是‘买家市场’的消费时代，商家看似‘逆来顺受’，都有办法把消费者‘吃得死死’的。”

他举例，即使消费者因为自己成功“薅羊毛”而感到占了很大便宜，实际上最终受益者还是商家。

据此前尼尔森的网络购物研究报告显示，超过半数的中国消费者特别关注网上的使用反馈和评价（80%）、产品名声和质量（72%），并通过网络信息查找对比不同促销打折等优惠活动（65%），“而年轻消费者在这方面更为擅长”。

在林檎看来，正是这种评价体系，让许多年轻人成为“用后即弃”的工具人。“我其实也曾是其中一员。”她说。

林檎是一名海归“90后”小提琴老师，回国后，一开始也热衷于追求“网红餐厅”：“以前经常出去吃饭，一般会先查店铺的评分、评价，有的店光排队就要两三个小时，我也等过。”

然而，终于吃上了，觉得并没有预想的好吃，“既花了超过价值的价钱，又花费了那么多时间，期待落空，慢慢就觉得很不值——我为什么要被商家‘绑架’。”

她发现，很多餐厅售卖的食品都是高溢价产品，看起来很复杂，其实自己在家也可以自制，既省下不少钱，而且对于食材知根知底，非常放心：“举个例子，像某家酸奶饮品店的调制饮品，一杯价格至少要30-40元，但我不知道它用了什么原材料。而我自己用比较好的材料制作，一杯成本大概是6元左右。”

看起来一次也不过省下二三十元，但实际上“小数怕长计”。林檎说，以前外出吃一个简餐，随随便便也要100元左右，而现在每周自己购买食材自制餐食，只要花五六百元，一周七天就可以吃得非常丰富、健康。

西蒙也把生活做了一番改变。

“就拿咖啡来说，因为工作很忙，我每天至少喝两杯咖啡，一般会买工作地点周边的星巴克咖啡。“然而，自己真的喜欢星巴克咖啡吗，星巴克咖啡真的比其他咖啡好喝吗？”他问，答案是否定的，自己只不过是觉得买相对贵一点的咖啡，可以给自己安慰，好像补偿了自己的劳累。

然而，决定开始“去高溢价生活后”，他要不买售卖机上6-8元一杯的咖啡，要不在家煮了咖啡带到工作场所。

除了“食”，他在“行”方面也有很大改变。因为工作地点跟家距离不远，大多数情况下他会骑小电驴上班，有时候也坐公车，偶尔因为下雨或需要才打车。“不算不知道，光是咖啡，我一个月就能省下1500元以上，交通上也至少节省1000多元。”西蒙自己一算账，也吓了一跳。

至于“衣”方面，他认为如果工作上有一定的要求，还是需要那么一两套“充门面”的衣服，但是但不是工作需求的时候，可以回到简朴、舒服的状态：“比如优衣库的衣服并不算便宜，但是它的品质相对好，溢价也不高，不会造成负担。”

“负担”并不一定指的是经济上的负担，有时候是高溢价带来的“无价值感”。

金晓（化名）曾是金融专业人士，后来转为独立行业报告撰稿人，每个月收入5-6万元，太太也是高薪人士。

然而，他的代步车仅为10万元左右，而且他外出一般不驾车，而是选择步行或骑行；他从不在外购买咖啡、饮品，而是自制，自己每天到市场买菜做饭；即使是见多顶尖的行业大佬，也是顶着一头自剪的头发前去......

“我并不是抠搜，而是因为我研究过太多行业，深知道每个行业产品的价格构成，不愿意为溢价空间买单，认为金钱要花在更有价值的地方。”金晓说，“我从不觉得自己需要向别人证明自己，尤其还要用那些外在的形式。”

对于油画家卢云来说，“去高溢价”一直就是他的生活方式。“20几年前从河南来到广州，我很清楚记得当时便利店一把雨伞70元，大型商超40-50元，而我在广州美院附近的批发市场用15元买到质量不相上下的雨伞。”他说。

由于两夫妇都是美术专业出身，眼光“毒辣”，尤其卢云在家居装饰上有独到眼光，从此他们开启了20多年的批发市场“探宝生涯”，用比市场价低1/2以上的价格，买到许多材质好、审美佳的家居生活用品，其中还包括不少进口商品。

“消费主义陷阱通常设置得让你觉得很舒服，有成就感，而你只有在让自己觉得更有成就感的目标出现时，才会发现这些陷阱为你设立的‘奖品’根本一文不值。”西蒙说：“去高溢价生活”归根结底就是让生活从简，但是不代表着拒绝消费，或者追求“以苦为乐”。

而是脱离或主动或被动被加上的习惯模式，把选择权掌控在自己手里，不仅仅考虑舒适度，更重视效率。“比如道路拥塞，打车和步行的时间差不多，或天气好又不赶时间，我可以选择步行；如果道路很顺畅，打车更快，我也可以选择打车。”

对于他来说，生活从简获得的快乐，是“所有东西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有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没有受到胁迫，因此感到自由、轻松”。

经过调整，林檎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松弛。“以前我很追求买买买，后来发现，获得‘心头好’太简单了，买到想要的东西并不会让自己特别开心，甚至会思考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些东西。”

而且“买买买”给她带来一种复杂的焦虑感，比如东西占据了太多空间，难以整理收纳，长期搁置后进行处理的时候，心里又会怀有负罪感。重复这个“买-放-丢”模式后，她决心跳出来：“尽量不重复购买各种小的‘有的没的’，但会购买实用性高的、能给生活带来便利的、有科技含量的用品。”

有人觉得，无论是在各大批发市场淘货，还是自制食物、饮料，虽然看起来金钱成本是少投入了，时间成本却更多：“对于朝九晚五的人来说很难，只有自由职业者才能实现。”

卢云告诉笔者，除了一开始确实花了很多时间找到适合自己需求的店外，后来自己和太太逛批发市场，一般都会根据需求“直奔主题”，半小时就能完成采购，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花时间。

林檎承认，自己的工作相对自由，所以能够尽可能自制吃食，但其实自己一直在摸索一个合适的生活模式，并不是轻轻松松就调整好节奏：“周末连轴转上课的时候，我也可能会点外卖，但我尽量坚持每天上午6：00起床，遛狗、运动、做早餐、工作，让自己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对于她来说，“去高溢价”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它带动了自己整个生活状态的改变，也让自己开始学习关注自我、放下执念。

“很多人对生活状态并不满意，但是没有改变的理由是‘太忙’，我觉得他们可能要想清楚，自己在这个时间内到底创造了什么价值，无论是经济上的或精神上的。”西蒙说，学习跳出消费主义陷阱，改变自己所依赖的自以为安全和稳定的模式，打破惯性，就会看到一个解粘去缚的自己。

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