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的狩猎民族”，放下猎枪20年

▲ 驯鹿是使鹿鄂温克人最重要的标志。（南方周末记者 韩谦 / 图）

责任编辑｜钱昊平

一种急性传染病正在敖乡的驯鹿间蔓延。

2023年7月18日一早，兽医老革接到乡里通知，有处旅游点连着死了4头驯鹿，得去检查是什么情况。

敖乡，全称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中心城区海拉尔往东北行驶250公里，是敖乡所在的县级市根河，它同中国最北端的漠河接壤，是国家气候中心认证的“中国冷极”——年平均气温零下5.3度，供暖期9个月。

在根河，比“中国冷极”这个标签更有知名度的，当属“鄂温克”。

鄂温克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的数字，该民族共有34617人。

历史上，鄂温克族分3支部落。其中游猎的雅库特人，因为饲养驯鹿被称为“使鹿部”。敖乡的鄂温克人是使鹿部后裔，也被称作使鹿鄂温克人，人口一直徘徊在一两百人，是族内人数最少的微型群体，也是中国饲养驯鹿的唯一族群。

为圣诞老人拉雪橇的红鼻子鲁道夫是驯鹿里的明星。这是一种生活在环北极圈苔原地带的动物，一副高耸的鹿角有一米多长，像树杈般生出许多分支。

现在，敖乡的驯鹿正遭遇着生存危机。老革判断，死去的驯鹿大概率得了致死率极高的血液寄生虫病。对这种状况，他已“见怪不怪”。

2003年，根河实施“生态移民”政策，原本生活在密林深处的鄂温克人放下猎枪，下山定居。自打下山涉足旅游后，几乎每年都有驯鹿得病。老革怀疑，驯鹿得病可能与随游客而来的小动物有关。

媒体报道中，鄂温克族被称为“中国最后的狩猎民族”。今天的使鹿鄂温克人结束游猎、接受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同驯鹿的境遇有些相似——他们也面临着适应的过程。

不过，对长期维持在百人规模的微型族群来说，为了生存和发展，这也是必须作出的选择。

鄂温克，本意是“住在山林里的人”。

以前，人和鹿都生活在大兴安岭深林中，从没听说驯鹿会得传染病。“驯鹿下山打工也挺遭罪。”老革叹了口气，“要赚钱嘛，也没办法。”

除了兽医，老革还有个身份——敖乡最大的驯鹿园经营者。看病路上，几乎每隔十分钟，他的手机就响起一次。电话大都是熟人打的，想免去70元的门票。

第一次到访驯鹿园的游客常会惊讶：驯鹿散养在景区内，没有围栏，人可以自由地同它们亲密接触。要是花20元买上一篮新鲜的苔藓，很快就会被驯鹿那双圆鼓鼓的大眼睛盯上，圆润而柔软的鼻头凑过来，直往篮子里钻。

工作人员向游客传授如何拍摄极具动感的照片：把装满苔藓的竹篮举过头顶，跑起来，成群的驯鹿会乖乖地跟在后头。不过，大多数游客一听到身后的驯鹿蹄声，便吓得把竹篮甩在地上。这时，总能听到工作人员在后头喊，“不要怕，不要怕，驯鹿不伤人。”

驯鹿之外，老革本人算是驯鹿园里的第二大“明星”，他原名叫吴革军，“老革”是当地人对他的称呼。

老革51岁，是鄂温克族和俄罗斯族的混血儿，一头卷曲的银发，高鼻梁深眼窝，古铜色的皮肤，据说年轻时长得神似法国影星阿兰·德龙。提前做过攻略的游客，常会找他合影。

要是有记者到访，当地宣传部门大概率会把他们带到老革面前。他表达欲很强，加上一口鲜活的东北话，总能让记者满载而归。

多数时候，游客都能在园区最豪华的撮罗子里找到他。撮罗子是鄂温克人在山林中的传统居所，十多根松木交织搭建成圆锥形，外头再铺上一层桦树皮，就成了一个家。

说那个撮罗子“豪华”，是因为在桦树皮外头还密实地围了层狍子皮，有几十张，据老革说，造价“少说也值七八万”。在过去，那是“老猎”（对经验老到的猎人的称呼）才享有的待遇。

从鹿园往西，坐观光车不足10分钟车程，就是鄂温克人的定居点。

2003年9月，鄂温克猎民刚搬迁至此时，定居点内是62栋红顶白墙的平房。2008年，为发展旅游业，敖乡政府对房子做了改建，还专门请芬兰的建筑公司做设计，外立面贴上深褐色木板，倾斜的屋檐更宽大了，意在打造“北欧风情”。

20年后，除了十多户人家还在此居住，大多数家庭已住进根河市区的住宅小区，他们在敖乡的房子，被改建成民宿、特产售卖店。

“我在敖鲁古雅很想你”——时下无孔不入的网红路牌也入侵敖乡。

路牌边上，是最显眼的一栋民居，外墙画着巨幅驯鹿壁画，那是“中国最后一位女酋长”玛力亚索的外孙女杨兰经营的民宿。

玛力亚索是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主人公原型，她在2022年8月20日去世，享年101岁。

不少游客被老人的传奇经历吸引，循迹而来。一辆观光车上，导游向游客们讲起玛力亚索收养十几个孤儿的故事。“我怎么一个都没看到呢？”听到这个虚构的故事，观光车司机小声嘀咕。

“最后一位女酋长”的称谓，多少也有些包装色彩。在鄂温克族，本就没有酋长，但玛力亚索的确是族人中最受敬重的长者。

“说些真实的故事不行吗？”不过，对这位司机来说，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在景区开观光车，让他每月多了3000元收入。

受气候限制，敖乡的旅游季短暂。往年，敖乡的景点只在6月1日到10月8日开放。2023年，在淄博烧烤热影响下，驯鹿们的打工季提前了一个月。4月末，积雪还没完全融化，景区就开张了。

使鹿鄂温克人迁徙路线图。（梁淑怡 / 图）

在旅游季，逮着机会，老革还是爱往山上的鹿点蹿。那里手机没信号，谁也找不着他，清静。

除了下山“打工”的32头驯鹿，老革的驯鹿大多还是在大兴安岭深处放养。

部分猎民下山定居后，还在山上保留着放养驯鹿的“鹿点”。官方表述中，鹿点也被称作猎民点，以区别于山下的定居点。

2023年7月26日，老革从敖乡出发，北行两百多公里抵达阿龙山镇，再从镇上唯一的主街驶入林区防火道。路上，白桦树、落叶松错落排布，玫红色的柳兰在路边疯长，紫貂不时在车前快速穿过。

沿防火道再走上60公里，就能抵达他的鹿点，地图上都无法精确定位的地方。老革雇了4位亲戚轮流看守山上的180多头驯鹿。一下车，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郁的松香味，四五只猎犬晃着尾巴凑到老革跟前，近处的林子里传出鹿铃声。这是鄂温克人最熟悉的环境。

历史上，鄂温克族分成了索伦、通古斯和雅库特3支部落，各自从事农业、牧业和游猎。1957年，经过民族识别，这3支部落通称为鄂温克。

中国社科院民族学学者吕光天考证，早在公元前2000年，鄂温克人的祖先就居住在外贝加尔湖和贝加尔湖沿岸。17-18世纪，使鹿鄂温克人（以下鄂温克人均特指“使鹿部”）来到中俄界河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大兴安岭，再也没有离开。

“住在山林中的人”开始下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彼时，鄂温克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游猎。

1957年，内蒙古自治区批准成立奇乾鄂温克民族乡。从那时起，让鄂温克人定居，就成了党委政府希望达成的目标。

政府建起木刻楞房（一种俄罗斯族典型民居，由木头和着泥巴堆叠而成）后，鄂温克人第一次有了定居之所。不过，虽然在山下有了家，但除了乡长、供销社主任常年定居外，其余人都是定居加游猎状态，长期在山上游猎，偶尔到山下生活。

1965年，鄂温克人的定居点从奇乾向东内迁至满归镇以北17公里的地方。

曾任根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孔繁志是鄂温克文化研究者。他表示，搬迁的选址大有讲究：为了解决狩猎同定居间的矛盾，定居选在了靠近猎场、适应驯鹿生活的地方。

那才是最初的、真正的敖乡，因被敖鲁古雅河环绕得名。在鄂温克语里，“敖鲁古雅”意为杨树茂盛的地方。

为了和2003年搬迁后的敖乡区分，那次选择的定居点被习惯性地称作“老敖乡”，对鄂温克人来说，那次搬迁之后的一段时光值得记忆。

当地在起初126名鄂温克人聚居的地方，建起了学校、粮站、邮局、医院、文化站和银行。为了发展经济，乡里还办起了木材加工厂、猎业生产队和民族贸易公司。外乡人也来了，最繁盛时，老敖乡生活着五百多人。

2023年7月，孔繁志回忆，在老敖乡，鄂温克人算是“贵族”。玛力亚索一家在1980年代就成了乡里第一个万元户。不少鄂温克家庭都买了照相机、自行车，“手表都好几块”。上学看病都不花钱，学生还能领到生活补助，“外来户都愿意找鄂温克人结婚”。

彼时，已有年轻的鄂温克人到山下定居。

据孔繁志统计，到上世纪80年代，敖乡71位鄂温克成年人里，40人有了工作，成了族人中的第一代教师、医生、司机、服务员。

不过，老敖乡的繁荣很快被打破：粮站黄了，商店被个人承包，到最后，“买块豆腐都得上满归镇”。

搬迁至老敖乡近40年后，公共设施开始老化，政府楼体开裂，电网、堤坝都需要维修，修理费用预计超过一千万元，大大超出根河的财政支付能力。

2003年，国务院启动西部大开发计划，有专门用于生态移民的款项。于是，根河市领导决定，与其在原地修补，不如申请“生态移民”，经费也有了来源。

领导的想法促成了鄂温克人史上的第三次定居。

2003年8月10日早晨8点，第一批搬迁的11户37人，还有260头驯鹿乘坐12辆东风加长车，向两百多公里外的新乡址——离根河市区只有4公里的地方出发。沿途各镇组织的队伍夹道欢送。

根河市志记载，下午4点，车队冒着细雨到达新的敖乡，“新乡址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两支老年秧歌队载歌载舞”。

搬迁前十多天，孔繁志就开始忙着接待记者，他们在老敖乡记录下学校的最后一堂课，只有一个员工的“最小邮局”，离别前的最后一场篝火晚会。

2023年7月18日，游客在敖乡最大的驯鹿园投喂驯鹿。 （南方周末记者 韩谦 / 图）

这场搬迁吸引了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谢元媛。2003年9月18日，她抵达敖乡，开始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

引发她兴趣的，是猎民们情绪的反转。出发前，她就注意到《北京青年报》的报道，标题是“中国最后的狩猎民族鄂温克人下山一天就返乡”。

北京青年报记者在猎民搬迁次日探访敖乡，发现院子出奇安静，有的房子空无一人。有猎民算了笔粗账：一头驯鹿年收入约200元，在山上放养时没什么投入。而下山后，要把驯鹿圈养，光是饲料钱，每头驯鹿每年就要花费上千元。原本，政府承诺的是，猎民搬了家，驯鹿圈养，有专人喂饲料，“猎民只要提着酒瓶子看着驯鹿笑就行了”。

现实则是，定居点一排排用砖红色铁丝网拦起的鹿圈里，根本没有饲料。搬迁中，驯鹿有走丢的、受伤的，还有不习惯吃豆饼噎死的，总共损失了九十多头。

敖乡人大主席李梦初当时是敖乡的武装部部长。他回忆，那时，乡政府发动干部，上山采苔藓、蘑菇和柳树嫩枝。一头驯鹿一天就能吃下一麻袋苔藓，抵得上一人一天的收获。没过几天，猎民把鹿带出鹿圈，引回山上。他们先是在敖乡周边放养，不过市区周边的山林苔藓长势不好，又往北边继续深入大兴安岭腹地。

现在，在新老敖乡间的山林里散布着15个鹿点。

“猎民又上了山。实际条件就是养不饱驯鹿，没法管。”20年后，说起这事，一位敖乡前副乡长直言。

作家迟子建在2004年到访敖乡，发现鹿圈见不到一只驯鹿，只有一群懒散的山羊在杂草丛生的小路上逛来逛去。鄂温克人的下山，成了《额尔古纳河右岸》写作的缘起。

圈养驯鹿主意的提出，同生态移民希望达成的目标有关。谢元媛从时任根河市民族事务局局长那里要到了一份阐明鄂温克人“生态移民”意义的文件。

材料鲜明地表达了观点：要改变生产方式，必须实现驯鹿圈养，让猎民放下猎枪。

这也让第三次定居有了和前两次的本质区别：过去两次定居，政府为他们增加了游猎外的另一种选择。而这回，让鄂温克人下山定居的目标更加明确，要改变游猎这种生产方式。

生态移民加速了收枪的进程。李梦初记得，刚搬迁，公安局就收缴了鄂温克猎民的枪支。

收走猎民的枪，即便是在乡干部李梦初眼里，一开始也难以接受。鄂温克人祖祖辈辈打猎为生，枪没了，意味着游猎民族传统的改变。

转变，难免带来不解。搬迁两个多月后，时任敖乡党委书记刘攀长的鼻梁骨被鄂温克猎民打断了，同是鄂温克人的乡长古香莲则被自己的亲姑姑给告了。

古香莲的姑姑写信给时任呼伦贝尔市市委书记：“以前不补贴、不帮扶，猎民也生活得挺好。倒是现在，在根河靠补贴生活，简直就像要饭”“这哪里是奔小康，简直是要让我们吃糠！”

一到上班时间，古香莲的办公室就涌进一圈人。房间两侧的长条沙发上坐满了乡民，靠窗的暖气片前也挤满了人。

古香莲也没辙。她向谢元媛诉苦：“我一点私心都没有，我自己都没房子，借住在猎业商行。还不如猎民家！换你来当乡长，你说怎么办？”

到处都是问题。到了11月，敖乡气温到了零下，新房子开始返潮，屋里的墙壁上长了黑毛。老敖乡用木板拼成的地面被乳白色瓷砖替代。设计师显然对农村生活没太多体验。冬天一进屋，鞋底黏着的积雪迅速融化，一不小心就滑倒。

维持生计变得困难了，鄂温克人以前在老敖乡受到的尊重似乎也没了。

他们的外表易于辨认：颧骨高高突起、眼窝深陷。谢元媛同鄂温克妇女去根河市区商店购物，总能看到店员在一旁指点，“你看，那就是敖乡的”。饭店老板也向谢元媛嘲笑他们的老土：只上了免费的小菜，酒就喝得差不多了。主菜还没上齐，就结账离开。

谢元媛记录下她在2003年冬季看到的场景：除了养驯鹿的猎民，其他人几乎无事可做。纯猎民可以消遣的法子，只剩下喝酒，喝1.5元一斤、用矿泉水瓶灌来的劣质白酒，“三五个人，很安静，不说不笑，就是倚在沙发上或者靠在床上那样一口一口地喝。感觉他们很想进入一种‘醉’的状态，越快越好”。

20年过去，搬迁时担任乡长的古香莲已是根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23年7月28日，在她的办公室里，她很快打断了记者的提问，“你去敖乡看看，大家的生活水平不知道提高了多少。那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敖乡鄂温克猎民定居点，充满了北欧风情。 （南方周末记者 韩谦 / 图）

生活水平最近一次提高，是在庆祝“生态移民”20周年之际。

2023年9月12日，在庆典仪式上，15辆墨绿色的大马力拖拉机一字排开，这是分配给山上鹿点的。一个月前，乡里已经给每个鹿点换上了5000瓦的太阳能蓄电板。满电时，太阳能板能提供8度电。这意味着，在山上可以同时用上电冰箱、电视机、电饭锅，甚至还能涮火锅。

暑期的旅游季，也满足了预期，迎来疫情3年后的大爆发。景区里的两个酒店，住宿价格都在千元一晚。距离景区不远处一家设施简陋的民宿，每晚房价也得500元起步，还得至少提前一周预订。

根河，这座因林业而建的资源型城市，如今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将文旅业定位成“立市产业”，“敖鲁古雅”则成了要重点打造的“品牌”。

“这些年猎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少，原来的对立情绪，几乎忘得一干二净。”提起敖乡近些年的发展，孔繁志说。

变化离不开驯鹿。

2005年，搬迁后的第三年，李梦初获任敖乡副乡长。怎样让鄂温克猎民在山下维持生计，这成了他一上任就需要面对的难题。

上任不久，他筹办了第一届驯鹿王大赛，想借此打出驯鹿的名声。按计划，前三名鹿王的鹿角会现场拍卖。担心没人出价，李梦初特地在观众席安排了几个“托”。没想到，一家企业的负责人把前三名的鹿角全拍走了，最贵的一副拍卖到7000元。那时，一头成年驯鹿才值5000元。

乡政府还接手了全乡的鹿茸生意。鹿茸，是还未骨化的鹿角，在中医里，被认为具有滋补功效。2005年开始，李梦初带着乡干部，到各个鹿点割鹿茸，由乡里统一加工，再打包售卖，“卖完后就能给猎民们分钱，一分钱他们就高兴”。

统一售卖的模式做了几年，猎民们就不再需要政府扶持。敖乡旅游业兴起后，鹿茸同人参一样论克卖，按不同品相，每克8-20元。

“驯鹿是大兴安岭的精灵，也是鄂温克人的招财宝贝。”接受媒体采访时，老革常重复这句话。

已没人能说清敖乡的旅游业到底是怎么火起来的。

鄂温克人刚下山，敖乡政府就对旅游业作了规划。

谢元媛在敖乡调研时，政府已建起“民俗村”，起初只有两个建筑：一个帐篷，外加一个撮罗子。

乡政府安排青年男猎民阿索住在帐篷里，还在边上养了6头驯鹿。只要待在那，阿索每月就可以领到100元工资。不过，阿索的处境显得尴尬：他一个人待在那，喝酒、发愣、被蚊虫吸血。后来，乡领导说“民俗村”地点偏僻，缺乏“生气儿”，停止了阿索的“工作”。

之后，也陆续有猎民接手民俗村的生意，都不景气。2007年，在乡政府支持下，老革投入十多万，同乡政府签下了十年合同，接下驯鹿园生意，“做梦也没想到，慢慢就做起来了”。

在李梦初印象里，2008年前后，呼伦贝尔的旅游生意稀里糊涂地就火起来了。那时候，游客开着车在根河四处转悠，也找不到住处，“当时整个都懵了”。

老革对敖乡旅游业“做起来了”的具体感受，来自越来越多的记者到访。

CCTV不同频道的记者去了好几拨，日本NHK的《中国铁道大纪行》摄制组也去了，还有泰国、新加坡、韩国的团队，各个国家的记者，算是见了个遍。

他还带着驯鹿去过长沙，录制综艺节目《快乐大本营》。2011年3月5日那期，老革清楚地记得播出时间。他包了辆货车，请了两个司机，带着驯鹿，路上整整花了85个小时抵达长沙。最后，鄂温克族的片段在节目上出现了5分钟。

老革原本担心，驯鹿上台后受到惊吓，满场子乱窜。结果倒好，鹿倒是淡定，还在台上撒了泡尿。反倒是他自己，紧张得够呛。

这头鹿后来被老革取名“小湖南”。回敖乡的第二天，“小湖南”就失踪了。过了半个月，40公里外的一位林业工人发现了它，嘴上、身上缠满了猎人布下的套索。“小湖南”没挨过那年秋天，过世了。

后来，一位湖南游客专程赶到驯鹿园，花2000元买走了“小湖南”的鹿角。

2023年7月28日，游客在内蒙古根河市敖乡博物馆观看桦皮船，这是鄂温克人在半个世纪前最常用的交通工具。（南方周末记者 韩谦 / 图）

2022年，老革的驯鹿园开始“正规化”，根河市财政局控股的敖鲁古雅旅游开发公司和他签了3年合同。门票70元一张，他抽成10%。

“他可是大忙人！”说起老革，何协已有些日子没见着他，更别说同他喝酒了。

何协，“最后一位女酋长”玛力亚索的大儿子，人称何老大。他总爱穿一件军绿色的夹克，同妻子卓耶坐在家门外的长椅上，极少说话，手里攥着3块5一瓶的海拉尔啤酒，窗台上的收音机音量被调到最大。

年轻时，何协入伍当过消防兵。转业后被分配到乡政府当司法助理。那时他留着浓密的黑色长发，带自然卷，像个摇滚明星。现在，他56岁，头发花白，脸上爬满皱纹，眼睛被挤得只剩下一条缝，牙几乎全掉光了。衰老已完全征服了他。

从卧室到长椅不足十米，是卓耶每天的行动距离。

26年前，何协在家擦枪，枪走火，子弹穿过薄薄的墙板，射入卓耶脑袋，至今没取出。这场意外让她的右腿丧失行动力。此后她不再出门，身体越来越胖。

有好奇的游客路过门前，问起夫妻俩鄂温克人的故事时，何协总会慢悠悠地踱进屋子，从冰箱顶取下两大本相册——智能手机还没流行的年代，到访的记者、摄影师们洗出照片后总会邮寄给他。

照片里，他们在森林里滑雪、唱歌、晾晒肉干。想吃肉了，提起枪就出门。

一提到打猎，那个精神抖擞的猎民青年才会短暂回归——何协是族人里不会失手的“老猎”。

回忆里的事情都足够久远了。照片里的鄂温克猎民大多已经过世，死因多少和酒精有些关系。玛力亚索的7个儿女，如今只剩下何协和他的姐姐德克莎。

“要不是我看着他，他也早没了。”卓耶说。

“不喝酒，还能干啥？”何协又把话顶回去。在新敖乡，不再有什么他认为值得说道的新鲜事，他的回忆似乎永远停在了山林里。

内蒙古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白兰关注鄂温克人已有三十多年，和何协一家也成了老友。有时候，白兰会收到卓耶发来的语音，感慨以前家门口都是人，现在，就剩他俩了。

“现在各有各的忙，哪还有时间跟他喝酒呢？”在白兰看来，何协作为“何老大”的傲气消失了。何协爱张罗，一有点钱，就呼朋唤友地请人喝酒。而如今的敖乡，不再遵从过去的那套秩序。

2023年7月23日，何协在母亲玛力亚索和父亲拉吉米·何的墓前。 （南方周末记者 韩谦 / 图）

年轻的鄂温克人已有了自己的生存之道。

36岁的古木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30万粉丝。2022年，他创办了自己的传媒公司，签约乡里的年轻人做“艺人”，靠网络上积攒的粉丝拉来了游客。

也有部分去大城市闯荡的人们回流。大学毕业后，觉乐原本在北京一家医院做行政，在北京买房、结婚、生子。但他觉得医院的工作枯燥，待在格子间“像是开启了机械模式”。2016年，觉乐回到根河，在离敖乡不远处经营了一个旅游点，“特别开阔，就跟玩儿似的”。

在敖乡做旅游生意，的确能带来可观的收入。觉乐估计，2023年夏天靠旅游业赚下十多万，够维持一家人整个冬天的开销。

白兰给何协提过建议，两口子待人接物幽默，何协口琴又吹得好，要是把家里收拾干净，做点旅游业的小生意，也能挣上钱。何协不乐意干，觉得“没意思”。

何协仍保持着一种粗粝的喝酒法：先猛灌几日，劲儿上来，再睡上几天几夜，酒醒后，再起来继续喝。

曾被人羡慕的老猎，成了亲戚们眼里被落下的、“没进步”的人。

2023年7月末，何协回了趟老敖乡。那块土地在鄂温克人迁出不多久，就被大庆的一位房地产商人收购，计划开发国际狩猎场。结果计划流产，狩猎场没建起来，以前的老木刻楞房倒是全给扒了。

老敖乡成了一片荒废之地，路边的野草长得足有半人高。何协背着手，把老敖乡转了一圈，没认出自己家房子在哪。

同行者问他，要是允许他再回来养鹿，还愿意不？他认真想了想，这地方长期没人住，附近的狼、猞猁都多了起来，“再回来，或许也不合适了”。

临近国庆节，一头棕熊成了敖乡的重磅新闻。2023年9月26日早上5点多，老革接到电话，熊进驯鹿园了——还是从检票口进的，轻车熟路。这已是它半个月内第三次光顾鹿园。

老革调侃，“要是它再来，那我俩可得拜把子了”。提起出现频率越来越高的野兽，山上的养鹿人语气没那么轻松。

2021年，一头棕熊造访了杨兰家的鹿点，一晚上拍死7头驯鹿。还有户人家，在狼群到访后，三十多头驯鹿只剩下8头。兽害最严重的一年，整个敖乡损失了两百多头驯鹿——驯鹿总数共一千三百多头，也就是说，每6头驯鹿里，就有1头因兽害死亡。

实在是恼火，杨兰的父亲同她抱怨，要是能把枪还给猎民一周，就能把兽害的问题给解决了。要不然，再过几年，养鹿人在山里生存都面临人身危险。

不论说者还是听者，都知道这只是气话。都是国家保护动物，谁还敢打？

鄂温克人正逐渐失去在山林里的生存能力，这让白兰有些焦虑。

现代与传统该如何取舍与抉择？“所有的一切给予了使鹿鄂温克一种外力的干预，所以这个文化将不可避免地有它的硬伤。”2003年生态移民伊始，接受媒体采访时，白兰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她觉得，如果猎民能决定自己发展的模式，在民族地区能获得一定的资源管理和使用权，可以适度伐木、狩猎，情况也许会有所不同。

“那是文人的看法。”2003年，孔繁志就同白兰有场隔空辩论。如今再提起，他还是无法认同白兰的观点。“总不能为了保护传统文化，还让鄂温克人住在撮罗子里吧？谁不想过上现代化的生活？”

在谢元媛看来，这两种态度，来自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

调研时，她同玛力亚索在鹿点生活了大半个月。早上五点多起床干活，打列巴、挤鹿奶、采野果、熟皮子、缝皮子货……日子过得简单、重复，没人觉得生活还需要有什么变化。

当然，不同年龄的鄂温克人又有不同的追求。年轻一些的猎民，见到了更广阔的世界，自然会觉得自己民族的习俗是落后的，想做出改变。

谢元媛在博士论文末尾也写道，眷恋森林生活的传统猎民并没有获得话语权，“不能轻易牺牲掉那些对人类长远发展更有价值和意义的东西”。

20年后，博士生谢元媛成了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如今，在她看来，白兰的观点是“浪漫派”，而孔繁志则代表“现实派”。

微型族群走进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现在的谢元媛觉得，从国家治理的层面上看，为了民族发展，这是必须要做出的牺牲。面对现实，理性的态度是，记住那部分人，给予他们及后代一定的补偿，“这才是现实”。

事实上，从使鹿鄂温克人的第一次定居、接触外部世界后，一些传统已慢慢在改变。

鄂温克语没有文字，只能通过一代代人口口相传。即便是何协、老革这般年纪的人，能使用的鄂温克语，也不及老人们的一半。

鄂温克人在半个世纪前最常用的交通工具桦皮船，也早就从大兴安岭的河道漂进了博物馆。在老革年轻时，就开始用几个橡胶轮胎绑一块当船用——比做桦皮船简单多了。

从1957年鄂温克猎民第一次定居算起，现在回家养鹿、经营旅游业的年轻人已经是定居后的第三代。

“那再下一代呢？”白兰觉得，正当年的第三代人从小在山林中长大，多少对驯鹿有感情，如今还没成年的第四代孩子，从小就生活在水泥地上，“以后驯鹿是啥，可能都不关心了”。

孔繁志则觉得，驯鹿不会在敖乡消失，它如今是使鹿鄂温克人最重要的标志，也是游客们奔向敖乡的原因，“别的没啥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