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一本十四世纪的书突然在许多书店里脱销。这本书就是乔万尼·薄伽丘的《十日谈》：一群在佛罗伦萨城外躲避瘟疫的男女给彼此讲起了故事，有些故事很愚蠢，有些故事很淫荡，有些故事就像寓言……《纽约时报》杂志编辑部意识到，可以用隔离期间创作的新故事，编一本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十日谈》。于是在疫情最为艰难的时刻，29位当代作家以疫情下的爱情、生死、衰老、日常生活为主题，各自写下了短篇小说。其中包括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旅美华人作家李翊云、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美国作家游朝凯、英国小说家大卫·米切尔、法国作家莱拉·斯利马尼、意大利粒子物理学博士保罗·乔尔达诺……这些作品的结构和风格虽然差异很大，但都在帮助我们纪念难以想象的疫情危机，也帮助我们理解危机如何影响小说这门艺术。
1996年出生的周于旸在高中时开始尝试写作，并两次获得“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2022年，其作品《马孔多在下雨》入选第五届理想国文学奖决审名单。《招摇过海》是他的第二本书，收录了八篇短篇小说。
八个故事里的主人公大多是年轻人，他们被困在荒诞的生活里，虽然试着与成人世界的对抗，逃离出庸常生活，但总是又回到宿命的起点。《马孔多在下雨》已经显出了马尔克斯对作者的影响，这本新书也通过科幻和魔幻寻求普通人生别样的可能。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对此书的评价是“展现了对于当代城乡人际关系的改变，同时又灌注了淡淡的奇幻色彩”。
24岁的沈恺伟离开家乡迈阿密，以厨师的身份游历至中国香港地区，又机缘巧合得到了一份在浦东香格里拉酒店翡翠36餐厅的工作。2014年，他走访了52家知名餐厅，用卡尺和电子秤，以“皮薄、汁多、馅大、肉鲜”为基准，创作了海报《上海汤包指南》。报告上称，他收集了四个测量结果：完整饺子的重量（克）；汤的重量（克）；馅料重量（克）；和皮的厚度（毫米）。然后使用公式[（馅料+汤/皮厚度）x100]计算，体现汤包的结构工程学分数。在上海方言中，“洋盘”指外来人不太了解本地习俗，作者用此作为书名带有自嘲色彩。到了中国之后，他才本周关键词：新冠、洋盘、女性主义、上海、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现代艺术市场……发现自己家族与中国深刻渊源——100多年前，其外高祖父带着传教士队伍，曾经从俄亥俄州远赴大清帝国；他自己则在改革大潮中见证了中国的变迁。他透过食物的镜头去看中国，花10年寻访一位手工锅匠、到兰州学做拉面，去阿勒泰了解驼奶……
“女性主义意味着挑刺。”“女性主义扫兴鬼就是一个情感的另类。正确的事情没法让我们感到幸福。”在本书作者萨拉·艾哈迈德看来，做一个女性主义扫兴鬼，意味着别人都在笑的时候拒绝笑（例如在听到性别歧视的笑话时），在应该闭嘴的时候拒绝闭嘴（例如在家庭晚宴上、在与同龄人和朋友一起参加的聚会上）。甚至——作者自己做的——辞去伦敦金史密斯学院女性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的职位，以揭露这个部门内部纵容性骚扰的不公和虚伪。“女性主义理论告诉我，普遍性是需要被破除的观念。女性主义理论告诉我，现实通常只是别人的陈旧解释。”在本书中，艾哈迈德的方法论和风格在很多方面都得益于有色人种女性主义（她的父亲是穆斯林）的传统。她从自己的生活中汲取灵感，把理论建立在经验基础上。在书中，艾哈迈德颠覆了“女性主义从西方传播到东方”的观点，引用了不少巴基斯坦女性的观点：“我的巴基斯坦阿姨们告诉我，我的思想是我自己的（也就是说，我的思想不被谁拥有）；她们教会我为自己发声，大声反对暴力和不公正。”
谈中国的现代性，不能不谈上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杰出讲座教授叶文心《上海繁华》一书的内容涉及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共产党接管前夕的整个上海现代史，追踪城市文化的演变，这种文化与中国动荡的历史时有交织。作者特别关注上海的银行、出版企业和百货公司，她搜集和研究了包括画报、期刊、报纸、小说和传记在内的原始文献，来重建上海商人和企业精英的兴衰。19世纪末，李鸿章等高级官员主张实现国家现代化时，商人获得了社会尊重。他们可以聚敛财富、富国强民、推动时尚潮流，成为了爱国主义精神的典范。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上海的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外国产品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本土化，其中，商人和企业精英在政治、教育和慈善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到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共产党政府将上海重组为制造业中心，其居民是工人而不是资本家和消费者，因为共产主义之前上海的历史象征着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关系中的结构性不公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市政府决心将上海建设成为21世纪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
本书是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威尔“文化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前两部是《种族与文化》《移民与文化》。在书中，索威尔提供了四个案例研究——英国人、非洲人、斯拉夫人和美洲印第安人来论证征服的前因、过程和后果会产生广泛的相互作用和反应。他认为，文化互相接触之后会相互影响，残酷的征服可以带来高级技能的传播。
索维尔强调人力资本创造财富，并主张成就对发展群体自尊起到核心作用。索维尔得出结论，历史进程是由人们利用机会的方式来决定的，这对于从马克思主义到多元文化主义等各种形式的决定论来说，都是一种挑战。
这部定价999元的作品源于玛格南图片社首位亚洲成员久保田博二（今年84岁）在上个世纪80年代轰动世界的摄影专题“中国”。当时，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政治毕业的久保田博二注意到中国正处在一段历史的起点。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背景下，在双方高层的支持下，久保田博二来到中国。他从1978年秋天起开始拍摄中国，在日本和中国间往返30来趟，跨越了中国28个省份，在超过1000个日夜中按下20万次快门。他称这时候的中国令他“感觉到一股强大的能量之流，让我想起一条大河的能量”。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王璜生看到，与之前“轰轰烈烈的革命”“热火朝天的生产”的中国不同，与外国人印象中的“红色”的、神秘的中国也不同，久保田博二“平实朴素、优雅恬静地展示变革时期丰富的精神状态与社会状态的画面”。在这些摄影作品的基础上，久保田博二在日本出版摄影集，名为《中国万华》；此后这本摄影集还曾以“中国”的书名出版了六个外语版本。历史学家史景迁为诺顿版《中国》撰写序言，他写道：“那些注视他的面孔，或者他不经意间注视到的面孔，以及他们穿衣、吃饭、工作、旅行和娱乐的各种方式，组成了这个我们称之为中国的国家。”
凡·高的《加谢医生的肖像》如何以8250万美元的世界纪录价格售出？彼得·沃森带我们走进佳士得拍卖会的幕后。他从1882年巴黎、纽约和伦敦发生的三件关键事件追溯艺术市场的崛起。马塞尔·杜尚认为经销商是“艺术家背上的虱子”；威廉·布莱克认为“只要存在任何金钱观，艺术就无法继续下去”；雷诺阿采取了更实际的观点，他告诉一位朋友。“判断画作价值的指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拍卖场”。本书内容既包括学术研究也包括轶事，内容追溯了苏富比和佳士得等大型拍卖行的发展，写出了最近引人注目的日本买家的参与，还写出了参与现代艺术市场的浮夸的推销员、挑剔的学者，乃至一些彻头彻尾的骗子。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潘文捷，编辑：林子人、徐鲁青，未经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