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性失业”：由来已久的时代焦虑症
这是一场新技术迅速取代人力的转变：大量忙忙碌碌的员工不知何时悄无声息地从电话机、银行柜台前消失了；即使是那些看起来不会被机器取代、靠天赋和创意吃饭的艺术家们，也狼狈地聚集在街头，抗议机器夺走了他们的饭碗。
这两幅场景看似发生在当下这个“AI”降临的时代。智能语音客服和ChatGPT已经能胜任以往需要大量人力服务的工作岗位。好莱坞的演员和编剧们举起标语，声势浩大地罢工，要求限制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
不过，这些场景实际上发生的时间要往前推一百年。在20世纪20到30年代，那个“机械”作为新技术被大规模运用的时代，自动电话总机取代了成千上万的操作员；有声电影取代了黑白默片，让很多负责现场配乐的音乐家们失去了工作，引发了一场反对有声电影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加州大学教授达斯汀·阿伯内特（Dustin A.Abnet）在他的著作《机器人简史》（The Amercian robot: acultural history）一书中，用生动而考究的笔触带我们重返了那时美国的现场。除了上述场景，还有农田里大型联合机械发出嗡嗡的轰鸣声；矿井和工厂中，机械手和传送带惊人地完成20多个工人的工作量。
不过，那段时期有个让我们更熟悉的名字——“大萧条时期”。在那段时期，美国的失业率的峰值接近25%，这让当时的人们在弄不清缘由的惊惶中，将其归因到技术的出现，呼喊着“技术性失业”已经成为让人们失业的幕后黑手。胡佛总统收到了一封警告信，让他必须管制工业技术这个“科学怪人”，否则，制造业乃至美国文明都会被吞噬。在继任总统罗斯福的任期内，政府官僚乃至总统本人，一直将解决失业问题的注意力放在“机”器，这个现代生活中的“危险力量”上。不过，新政的焦点最终还是被放在了创造再就业机会的公共工程上。
事实上，人们对“技术性失业”的恐惧有更漫长的历史。每当跃升技术在社会中大规模落地时，担心被抛下的人们的不安情绪就会召唤出它的名字。在更遥远的一百年前，也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英国那些被称为鲁德派（Luddites），同样担忧被机器顶掉饭碗的纺织工人们成群结队地捣毁了大量机器，被记载入了教科书。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技术性失业”所引发的时代恐慌已经震荡过如此多次，但它是一个“真命题”吗？
如今，在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学说中，“技术进步”都被排除出了造成“大萧条”的因素。如果更进一步，事实上，经济学家们已经普遍接受了一个基本事实：技术进步永远不会导致大规模的长期失业，并创造出了“卢德派谬误”（The Luddite Fallacy）这个术语。技术进步节省了大量劳动力，必然会让一些工人在短期内失去工作，但其让整体工作效率变得更高了，工厂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就会降低，消费者的购买力则会增强，这带来了更多行业的需求增长——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反过来说，如果“技术性失业”真的成立的话，在一次次的科技革命之后，人类的就业率早应该无限趋向于零了。
今年5月，德意志银行研究部（Deutsche Bank Research）的一份数据研究报告的分析表明，“失业是根据经济周期而不是任何技术浪潮而波动的”。1755年是他们研究的起点，那时的工作虽然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但失业率的螺旋式不断上升并没有出现。如今G7国家失业率中位数为3.8%，远低于那时英国5%的失业率，并且要考虑到，和几百年前相比，人们的工作、生活质量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善。
“技术总是创造财富和时间，得以腾出劳动力，用于替代性的、更具生产力的就业，并创造我们当时从来不知道我们需要的行业和工作。”这是这群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们的报告的最终结论。
历史似乎也能告诉我们，“技术性失业”这个词之所以被发明，并不是真的要和“技术进步”针锋相对，而是在历史周期中，每当人们感觉到工作岗位被冲击的恐惧和迷茫时，就会选择技术和机器，作为方便理解的具象化归因的根源。
关于这一点，在《机器人简史》中，阿伯内特打捞起了另一段如今看来颇有深意却已经被人们遗忘的历史。在20世纪60年代，当22台“通用伙计”（“通用自动化装置”，可以被理解为早期的机器人）被安装在通用汽车公司在俄亥俄州洛兹敦工厂的流水线上时，虽然通用公司将那些被自动化机械臂取代的工人们转移到了其他部门，但公司要求那些被留下来的工人每个小时要生产100台汽车，而不再是过去的60台。
洛兹敦的工人们停止了工作，一方面是因为对新工作量的不满，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和机器人一起工作，意味着“被归入机器的行列”。工人们的减少流水线上机器人的要求，最终得到了满足。
不过，这场行动“并未阻止机器人的来临”。国外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没有被美国国内的波动所影响。20世纪70年代，面对美国经济的停滞不前、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美国社会中的焦虑声音又将之归因给了技术。不过这次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美国的机器人数量已经远远落后于日本。
1980年，《时代周刊》（Times）的一篇题为《机器人革命》（The Robot Revolution）的封面故事用数据严厉地告诫，美国在机器人技术上落后的严峻现实：当时全美国的工厂里大约只有3000个机器人，然而，日本的工厂里已经有了大约1万个。随即，文章试图用一个更生动的例子彻底敲响美国读者们心头的警铃。当一位通用电器的高管访问日本时，“发现到处都是机器人”，这位大为震惊的高管认为，如果再不使用机器人提高生产率，“美国这个国家就要关门大吉了”。
作为一个相当具象化的归因，“机器人”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成为美国人心目中就业岗位所受到威胁的根源，那就是，日本人等同于“机器人”。阿伯内特发现，当时《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一篇同样警告日本人对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冲击的文章的配图是一个身穿传统日本盔甲高举日本武士刀的“电子武士”，他的身下是一张图表，显示美国的机器人数量已经大大落后于日本。
这种通过将“日本人”和“机器人”直接关联的直白解释，在美国大行其道。当时的畅销书《莲花与机器人》（The Lotusand the Robot）将“莲花”和“机器人国度”进行了对比，前者代表着传统的日本文化，而后者则显然是狂奔向西方现代性的制造业强国日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人一谈起日本经济的成功，就会拉出那套日本工人就是机器人的陈词滥调，在他们看来，日本人“不管职位如何，都穿着相同的制服”，“似乎愿意为了公司的利益而压抑自己的欲望，一直工作”。
这种将日本人和机器人等同的时代恐惧症越演越烈，以至于日本政府在1984年专门设计了一档电视节目来试图扭转美国人对日本的刻板印象。“日本人不是一天24小时工作的机器人。”当时日本政府的公共关系部门的官员非常用力地向《华盛顿邮报》记者表明，这是日本政府为什么要设立这档节目的初衷。
当然，“技术性失业”也并非纯粹是一种没来由的恐惧。从长期来看，技术跃进所创造的经济发展和大量新就业机会促进了“长期就业”。但从短期和个体来看，岗位被撤销和技能无法满足新岗位的就业悬置，确实会造成“短期失业”。当“时代的一粒砂”落到一个家庭的头上，会将好几口人的命运拖入痛苦的深渊，特别是当家中的适龄劳动力无法迅速地掌握“人工智能”创造出来的新岗位所需要的技能时。
对于人类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人工智能新工作，可能迎来失业潮和缺工潮的阶段，很多行业评论者认为，只要政策制定者、企业和社会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措施，比如，积极地通过培训和教育帮助人们，是可以度过艰难的技能转型期的。那些德意志银行的经济学家们在报告中也指出，即使在劳动力市场出现痛苦的短期滑落的情况下，我们仍旧应当迫切地推进人工智能这个当下最大的技术跃进，来提高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潜力，为社会创造“更多的机会、就业机会和财富”。毕竟，长期来看，人工智能“最终将创造比它摧毁的更多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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