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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揭晓，臧棣作品《诗歌植物学》获诗歌奖。
诗集刚出版时，本刊曾对臧棣进行采访。对于植物诗，他认为，“把植物变成人生戏剧中新发现的角色。它用它的语言跟你交流，改变人类的偏见与语言。一种新的戏剧氛围被打开后，你的听力、感觉都恢复了。”
文｜艾江涛
随时不定的疫情封控，带给世界的最大改变似乎是，窗外的植物长得越来越茂盛。沿着清河旁的道路，骑车采访诗人臧棣的路上，成片的二月兰渐已过了花期，探头探脑的蔷薇爬出栅栏，开得异常绚烂。可以断言，我所看到的这些植物，都已出现在臧棣新近出版，囊括了他近40年写作历程的一本厚厚的诗集《诗歌植物学》中。在我们的时代，一个人在诗歌中如此大规模地写作植物又是因为什么？不少人似乎都带有某种先入为主的印象甚至偏见——时代是这样的混乱与荒诞，花花草草这样的题材，值得一个有雄心与抱负的写作者花费如此多力气吗？追溯中国“诗言志”的诗歌传统，这种追问则明显要少。拥有深厚的农耕文明，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便记录了大量植物，它们不但内生于“赋比兴”的诗歌创作方法，也意味着一种“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知识。但到了现代，这种关涉时代、历史的题材上，小大之辨，似乎像一个无法驱散的阴影，萦绕于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1979年，卞之琳在诗集《雕虫纪历》序言中，便谈到那种题材与写法上“小处敏感，大处茫然”的自嘲与低徊。作为一个诗人，同时也是诗歌评论人，臧棣对诗歌主题向来自觉。上世纪90年代，面对人们对诗歌写作的指摘——缺少对时代与历史的呼应和关注，缺少博大的胸襟与广阔的视野，他撰文回应：“人们对90年代诗歌的指责的根本问题，在于对它的主题的重要性缺乏认识。80年代的诗歌主题因为受惠于历史话语，从而获得一种阅读的普遍性：比如说它的人道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反文化、对意识形态的疏离、走向世界的文学梦、纯诗主义、语言的表层化（它的两个变体是反语义和口语化）等等。而90年代的诗歌主题实际只有两个：历史的个人化和语言的欢乐。在少数优秀的诗人那里，这两个主题总是交织在一起出现的。换句话说，90年代的诗人并没有回避历史和时代。这种不加回避，倒不是说历史和时代是无法回避的；而是说他们在处理历史和时代这样的主题时，很少会对它们所具有的异化力量，再像以往的诗人那样感到压力和恐惧。”基于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所倡导的“欢乐诗学”，臧棣告诉我，自己并没有写作题材上的焦虑。遛弯，跑步，随手记录下身边事物的片段，再经过反复琢磨修改，他在40年的时间里，养成差不多每周写一首诗的写作习惯。“我后来反思，我写植物诗，有一点点家传因素。我姥爷是个中医，经常研究植物，所以我妈对植物就比较关注。那时候生活很简朴，荠菜上来了，就吃点荠菜饺子。小孩都不会吃莴笋叶子，她老人家拿来烫了蘸着吃。我当时不理解，回头才觉得，实际上她是在一个很贫瘠的环境下，调整生命与世界的另外一种关系。”臧棣回忆，自己比较集中地写植物诗，是在15年前。那时，他刚买了房子，小区院子里花草特别多。碰巧读到一篇《诗经植物研究》的文章，研究古诗中的植物，让他开始反思自己：作为一个现代人，人们往往关注重大的人生，却往往忽略、鄙视身边小的事物。“它们凭借随处可见，以及/采撷方便，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真实的安慰：就仿佛/最后关头，自然依然是可靠的。”正如臧棣在这首《灰藜简史》中所写，作为一种特别的伴侣，植物总在一些时候给人精神的疗愈。“我的想法是，诗歌中没有小大之分。诗歌要创造自己的世界，在一个有缺陷或邪恶的世界里面，获得我们自身生命的觉醒与完成。诗歌只要写出独立而真实的生命感受，就会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小和大。”在此意义上，向来被人漠视的植物，是值得信赖与开拓的世界。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臧棣对诗歌写作进行了很大调整，日常生活开始不断进入他的诗歌。“我早年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包括惠特曼、叶芝等人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认为写诗比较神圣，有时候写得特别辛苦。90年代研究生毕业后，我当了三年记者。那时就有一个问题，天天写那种中规中矩的新闻，和诗意的反差特别大。有时又有感触怎么办？所以我开始强调那种并非要在一两天写成一个完整东西的想法，有点像罗兰·巴特，随手写片段式的碎片。久而久之，更多关注日常生活中一些平凡的事物，平凡中见不平凡，可写的题材也越来越多。”臧棣说。这种诗歌观念的变化，同样折射在臧棣所写的植物诗中。从1984年的第一首《房屋与梅树》，到《玉兰树》等早期诗歌，臧棣的写法依然偏于传统咏物诗，“先去细心地观察，发现吟咏对象的美，做一番感叹式的烘托或吟咏，或者把你的人生落差投影到对方，用植物单纯的美治愈自己，从心理线索来讲，就是一些纯感受性的东西”。
2001年那首《咏物诗》，臧棣将诗的写作过程融入其中：“每颗松塔都有自己的来历，/不过，其中也有一小部分/属于来路不明。诗，也是如此。/并且，诗，不会窒息于这样的悖论。//而我正写着的诗，暗恋上/松塔那层次分明的结构——/它要求带它去看我拣拾松塔的地方，/它要求回到红松的树巅。”“早期的植物诗，我尽量往虚里写，抹去现场的痕迹，形象弄得很纯粹，有点像当年‘九叶派’所说的玄学化。90年代末期之后，可能受到盘峰诗会争论的影响，我觉得还是要在场，诗歌的经验，不要怕日常或个人的痕迹。”1999年在北京平谷盘峰宾馆举行的“盘峰诗会”，是当代诗歌领域一次常被提起的讨论。那次诗会上，歧议丛生的以口语化、反文化为特征的“民间写作”与臧棣这样被指认为“知识分子写作”的学院派诗人之间展开剧烈的争论，事后两派都相继发表文章，出版诗歌选集。回头来看，争论对双方写作都有某种纠偏，正如臧棣所言，他的植物诗中，开始有意识地出现诗歌写作的具体场景，这种现场感让观察有了落地的结实与信赖感。上世纪90年代中期，西川与唐晓渡、欧阳江河、王家新、翟永明、王瑞芸、臧棣（右一）在北京（西川供图）
于是，我们读到一种臧棣诗歌中难得一见的叙事性或者个人传记线索。《茉莉花简史》中，每一片绿叶、每一朵花蕾都对应着属于母亲的细节：“别的植物/都不会有它这样碧绿的肩胛骨，/洁白的绽放仿佛能接住/母亲的每一滴眼泪；当少年的我/追问为什么时，母亲会像她/早年做过的战地护士那样/利索地擦去痕迹；而我想要/做一个好孩子的话，就必须听完/从她的湖南口音里飘出的/另一首欢快的歌。”《荠菜简史》中展开了春天挖野菜的人们的戏剧化场景：“左手提皱巴巴的塑料袋，/右手握着小铲子；头戴的遮阳帽/像是刚抖落掉半斤火山灰——/一点都不夸张，开春不到十天，/小小的燕园里，她已是我见到过的/第一百六十四个挖野菜的人。”2007年左右，臧棣意识到有必要重新梳理传统咏物诗的概念。他开始尝试创作一种新的带有戏剧氛围的人生境况诗，或者说关于存在的植物诗，正如臧棣自己所说：“把植物变成人生戏剧中新发现的角色。它用它的语言跟你交流，改变人类的偏见与语言。一种新的戏剧氛围被打开后，你的听力、感觉都恢复了。与以前那种单纯吟咏领悟的诗相比，更为复杂，有一种巴赫金讲的复调的东西。”
如果相信叶芝的说法“诗是一种自我争辩”，那么臧棣后来的植物诗，首先要与中国古代深厚的书写观念进行争辩。在《紫草简史——仿白居易》中，一个戏剧化的开头，瞄准的目标正是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我们给历史分类时/它显露出的快乐/仿佛构成对人的无知的/一种绿色的嘲讽”。这种偏见，在草本植物不起眼的低调的欢乐中，指向人害怕被历史抛弃的恐惧感。“就好像它幻想着//我们最终能进化到/给大地之血重新分类”，则暗示人类应该重新回到与大地血脉相连的归宿。
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诗歌场域中，长诗写作，一度成为诗人们展示雄心与才智的舞台与焦虑所在。臧棣曾与西川、海子等诗人交流对于长诗的看法，他援引法国现代派诗人马拉美的一个说法：“现代诗歌如果超过60行，就是不道德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臧棣认为中国文化缺乏西方宗教文化经验中的整体性与系统性，传统诗歌中轻灵的智慧难以支持长诗的写作。但这不意味着，诗人要放弃那种对于规模、体量的追求与抱负，即使是在植物诗的写作之中。臧棣向我回忆他后来冠以“协会”“丛书”“入门”“简史”等名目的系列诗写作的缘起。“大概在2000年左右，我突然觉得要写一个成规模的连续性的组诗，可能跟我在北大讲海子的长诗，包括80年代第三代诗歌中整体主义等诗歌有关。如果不能写史诗或者长诗，能不能找到一个更适合自己诗歌感觉的长度或者文体。协会诗的写作初衷，是用序列克服容易碎片化的写作，用协会、丛书这样典型的现代制度的发明，书写、守护非常具体细小的事物，反抗、修正现代制度对这些小事物的践踏和漠视。”“入门”背后，意味着一种诗歌眼光的变化。读到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在《迂回与进入》中对中国思想的解读，臧棣意识到，入门，首先意味着慢下来，对时间与生命进行自觉的安排与调整。“简史”则受到《人类简史》等著作的启发，“我觉得可能需要自己发明一个总括性的眼光，通过简略的高度压缩，去看它在一个漫长时间里具有的意义”。落实到植物诗的写作中，一切似乎正像臧棣在《黑松简史》中所写：“恶劣的环境中美的存在，/与代价无关，只涉及我们/还能不能借助植物的性格反观/这世界的意义？”某种程度上，植物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如果你把这些植物当成一个生命去尊重，就会发现我们身体里面有些东西其实跟植物一样，一方面很脆弱，随时面临被剥夺、被摧残的命运，一方面也很顽强，我有时候出差，玩几个月回来，一看那些植物还活着。从植物身上，反思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你可以发现自身的存在状态。”臧棣说。
于是，在《巴西木简史》中，“你必须学会判断：你对它的关心/更多的，是出于神秘的天真，/而非建立在它对你的依赖之上”。在《荨麻简史》中，“也不妨说，来自草木的刺痛/是最好的教育：让你知道/艰难的世道中，你能退回到哪里？/以及最伟大的安慰已将动物的本能/升华到了哪一步？”在《人在科尔沁草原，或胡枝子入门》中，植物帮我们看清了自己，“表面上，它用它的矮小，/降低了你的高度；/但更有可能，每一次弯下腰/都意味着你在它的高度上，/重新看清了我是谁”。在《棣棠丛书》中，“换句话说，和花花草草保持多大的距离/最难反映一个人是否可信”。植物最初在臧棣的生活中，多少带有仪式感的色彩。“我原来的方式比较野蛮，在外面看到好玩的植物，可能揪回来做干花干草，有一阵子喜欢在瓶瓶罐罐里插些不知道的植物，好像它们能带给我一种灵性。”后来臧棣也在家中种紫苏、藿香、柴胡，以及桑葚、绿箩、芦荟等易于生存的植物。童年时期中草药带给他的那种喜悦，随手扯一把紫苏或者韭菜炒着吃的实用主义，仿佛就像他的诗歌，始终拒绝浮泛而廉价的趣味主义。植物，同样包含着生命的秘密与疗愈的希望。“植物身上有着某种轮回的色彩。在北方，到了冬天它们就休眠，春天一来又复活过来，生机勃勃，也带给我一种心理上的暗示和治愈功能。”就像他在《苦瓜男孩简史》中所写的那样：“一个带有苦味的小轮回/将你的隐身重新带回现场：/如果需要发誓的话，只有着魔的人，/才能克服死亡比悲伤更堕落。”排版：耿耿/ 审核：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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