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九月初九重阳节，也是我国传统的敬老节日。我们想讨论一个跟老人相关的问题：当一个社会，65岁及以上的人口接近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又会面临怎样的问题？

根据国际社会标准，这一人口比例超过7%即为老龄化社会，超过14%即为深度老龄化社会，超过20%叫做超老龄化社会。而截至今年9月，日本这一比例已接近30%，为历史最高，80岁以上的人更是首次达到10人中就有1人。毋庸置疑，日本已是全世界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与此同时，我国也在老龄化的道路上不断加速。截至2022年底，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4.9%，预计在2031年左右会进入超老龄化社会。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老龄化挑战。

因此，人们需要对老龄化社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并提早制定应对方案。为此，我们邀请旅日作家苏枕书撰写此文，分享她多年在日本京都生活的所见、所闻、所感。他人之事，我事之师，日本政府、民间围绕着老龄社会的种种问题而做出的举措和努力，甚至失误与教训，都值得作为镜鉴。

自2009年秋留学京都以来，我一直住在京都大学附近，前后搬过五次家。2022年初春的那次搬家后，第二天一早，我就遵照网上的“搬家礼仪教程”，带着网购的小盒礼物去跟左邻右舍打招呼。盒内装有保鲜膜、抽纸各一，总价不超过1000日元（约合人民币50元）。

教程上说，打招呼的基本范围是“对面三家，左右二邻”，因为平常抬头不见低头见；如果屋后有人家，最好跟正后方与左右两家也打一下招呼。

摁门铃，对方开门，我毕恭毕敬奉上礼物，说自己是新搬来的人，住在某处，以后请多关照。前后一圈转下来，有人家已改成民宿，不定期入住背包客；有人家岁数大了，搬去了东京跟儿子住。剩下的几户，多数住着老年人。

左邻是一位养了一只比格犬的老太太；右邻是一对退休了好几年的老夫妇；屋后的左邻是一位瘦小的独居老太太，对我上门打招呼似乎很意外，扶着助步器连连道谢，说我已经太老了，帮不上年轻人什么忙了；屋后的右邻是一对老夫妇，说今后恐怕要把房子卖了，住到养老设施去。一年后，收到他们放在信箱里的手写书信，说近期要解体房屋，噪音会多有打扰，十分抱歉。果然，没过多久，小楼消失了，留下一块平整的宅基地，插了出售的招牌。

右邻老夫妇很热情，问我要不要参加町内会，又说一年会费三千日元，不加入也没关系，因为“我们町内现在老人家居多，没有多少面向年轻人的活动”。

“町内会”是日本的基层自治组织，以日本行政区划末端的“町”为单位，组织町内住户加入，共同维护社区日常秩序。近年，由于独居住户增多、年轻人观念变化等原因，全日本参加町内会的比率逐年降低，平均在七成左右。一位老师曾建议我无论如何加入一下，“体会日本基层社区的运营方式，就当田野调查”。于是我当场告诉右邻，说请允许我加入。

就这样，接下来，每月都有几天，我会在家门口或自行车筐内发现一个防水文件夹，里面是右邻送来的町内传单，我需要确认传单内容后，在下方的签名栏内钤盖名章，表示阅毕，再传给左邻，町内的讯息就是这样顺次知会。

有时遇到台风警报，町内会会长——一位举止优雅的白发老太太，会挨家挨户亲自给我们发放消防厅的台风防灾讯息，吩咐我们及时收起屋外的花盆与杂物。

文件夹内的传单有的是京都市下发的生活资讯，也有派出所或消防局发放的安全须知。“冬季火灾高发，住宅火灾死者约七成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务请小心使用电气制品”，“本月一日，附近小公园免费举办老年人牙齿健康会，本社区经验丰富的牙医为您贴心服务”，“健康长寿沙龙，活跃头脑，锻炼身体，欢迎参加”……确实很多关于老年人的活动。

樱花盛开的季节，小公园免费举办老年人牙齿健康会

搬家后，我订了《朝日新闻》，早晚两份，送报纸的都是附近打零工的中老年人。每到月末，有人上门收报纸费，先后换了好几位，看起来平均年龄至少六十多岁以上。早报里头总夹着一叠本地广告，附近超市的打折信息、寿司外卖单、贵金属回收广告之外，多数与老年生活有关：

“急求二手房，安全安心，迅速签约。”针对想要处理长辈旧屋的子女。

“高价收购奶奶、妈妈的和服。”“遗物整理，请交给专业的我们。”也是为处理长辈遗物的子女提供方便。

“24小时专业护理，宽敞花园，精致饮食，安全安心的老年设施。”往往是私立养老院，价格不菲，每月费用约28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4万元）。

“想在京都长眠么？葬礼、墓地、供养……一条龙服务。”“好消息！墓地限期大减价。”总算曲终奏雅。

只要稍加留意，就能清楚感受到附近住户的老龄化程度。几乎每天出门，我都能看到外面停着“高龄者专门宅配便当”的电动车。这是日本各地面向独居老人的外卖服务，由民间饮食业、地方政府、非盈利组织等多方合作，全年无休，负责送餐上门，同时确认老人健康状况。各家便当价格略有不同，由老年饮食营养师监制，每餐基本在350日元至500日元之间（约合人民币17.5至25元），对低收入群体有一定补助。

还经常看到“通所介护”（当日往返老人看护设施的服务）的专用车停在路边，护理员将老人抱上车或抱进家门。这是目前很受日本老人欢迎的护理方式，费用也远低于长期入住养老院。平时原则上住在自己家里，每月选择几次“通所介护”。专业护理员上门将老人接至看护设施，为之检查身体、洗澡、理发等等。设施内有各种文化娱乐活动，是老人重要的社交场所。当天，老人会被送回家中，回归熟悉的生活环境。

我的朋友川端女士曾做过几年访问护理员。她生于196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在教培机构工作了很多年，一直未婚。2006年，教培机构因少子化而倒闭，她考了护理师资格，进入了当时被认为很有前途的养老行业。她好几次跟我感慨，没想到教培行业凋零得那么快：“没有孩子，什么法子都没有。未来是属于老年人的。”

每年九月第三个周一，是日本的“敬老日”，政府会公布一次老龄人口（65岁及以上）的统计数据。2023年9月15日，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共3623万人，占总人口比29.1%（日语称“高龄化率”），较上年增长0.1%，为既往最高数值。80岁及以上的人高达1259万，首次达到10人中1人的比例。京都市的老龄人口为41万零990人，占全市人口的28.5%，比率与上年相等，也就是说，市内大约3.5个人里就有1个人超过65岁。这个数字在我刚来留学的2009年还是23%。

无论是在京都生活十多年的直观感受还是宏观统计，都明确指向京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速。

在变得更老之前把自己的房产和物品及时处理掉，对于日本老人来说，是非常理想的选择，也被认为是不给子女添麻烦的负责做法。

日本最常见的独栋“一户建”不具备保值功能，新屋一旦售出，成为二手房，价格就直线跌落。若是住了一定年头，建筑市价等于零，只有土地还能卖钱。想要卖出稍微好点的价格，非得彻底翻修、或干脆拆除卖地不可。但无论是翻修还是拆房，都需相当一大笔费用。

若儿女从父母那里继承了这样的旧房，就意味着突然要负担遗产税、固定资产税、都市计划税等名目复杂的支出，还有各种维护费用。若房子太旧，不及时修理或拆除，还可能在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中倒塌，收拾残局又需要费用；万一影响到邻居家，还可能支付高额赔偿金。因而很多日本人都将这类不具保值功能的旧房视为“负面资产”，最近甚至出现了一个热门词，“実家じまい”，意思是处理老家。“以后老家的房子怎么办？”是很多日本人切实头痛的问题。

今年57岁的歌手松本明子根据自己收拾老家旧屋的经历，出版了《终于处理完老家了》（実家じまい終わらせました！），目前已加印十次。她高松老家的房子是父亲当初辛苦建成，花了3000万日元。她父母早已去世，自己长住东京。老家的房子一直留着，每年交水电费，也定期维修。多年下来，发现这是一笔相当庞大的开支，终于下决心出售。不动产公司的人却告诉她，房子市价已等于零，土地尚值2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0万元）。若把房子拆了再买地，可能更容易卖出去，但拆房子另需500万（约合人民币25万元）。

“父亲当年倾尽全力建造的家，几十年后居然连造价十分之一都卖不出去，真的很不甘心。”最终，松本明子以6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0万元）的价格把房子卖给了一对70多岁的夫妇，又花了200万日元收拾家中的杂物。她说，现在只剩老家的墓地尚需解决。她想把父母的墓地迁到东京，方便祭扫，但老家亲戚不同意。有人建议她实行“分骨葬”，从老家墓地里分一部分遗骨埋到东京。

在朝日新闻2023年进行的一项有关老家墓地问题的调查中，大约三成的受访者选择“放弃原先的寺庙墓地形式，改为骨灰堂、树木葬、散骨（骨灰撒入山林或大海）”。日本传统墓地多为家族墓，安置在寺院，买墓地价格不菲，每年还要另外给寺院交香火钱和管理费。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不想为了家族墓长期付费，而想一次性解决骨灰问题。

对于中青年而言，处理父母辈的房产和墓地是麻烦事；对于老人们来说，如何妥善安排身后事也格外值得关注。这就是流行了好些年的“终活”——“为了人生终点的活动”。具体而言，有订立遗嘱、清理物品、处理财产关系、是否选择病重时不过度抢救、葬礼找哪家公司、墓地选在何处……有趣的是，这个词和“就职活动”的略语“就活”发音相同，似乎意味着好好告别和找到工作一样难。

我的花道老师最近也常提起“终活”。她年近八旬，丈夫已去世，儿女在外地生活，均无意继承家中近百年历史的老屋。老屋有些地方年久失修，但老师总是说，“楼上房间东西太多，要先处理了，才能修房子”。

有时，老师会精心挑出自己的和服，送给她认为适合穿的学生。有人道谢收下，也有人面露难色，说实在没有什么机会穿，这么好看的衣服，您应该自己留下来。老师就笑笑：“我现在就是要慢慢地把东西都清理掉，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

京都二手和服市场很兴盛，各种价位的都有，市集上甚至有论斤卖的旧和服，这些多数来自老人家的库存。日本最大的二手网站“mercari”（メルカリ）上也有大量布料，标注“从奶奶柜子里收拾出来”，或“妈妈以前囤的”。

有一回，老师问我要不要客厅内的一对装在精致玻璃匣内的红发人偶，我迟疑说家里恐怕没地方放。她感慨道，这是传统的连狮子人偶，寓意吉祥，是过去建新房或开新店时最常见的贺礼，“这些东西以前可金贵，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了。送也送不出去，请人回收还得倒贴钱。”

不过我还是从老师那边隔三差五拿回一些小件生活用品，锅铲、硅胶刮刀、削皮器……有一次是一套《源氏物语》漫画。

“你收下真是太好了，给你添麻烦了。”每次老师都这样如释重负又抱歉地说。

我家附近的修道院也常有老人们讨论“终活”。这里经常收到电话，问能不能接收一些全新的日用品，杯子盘子碗之类，包装都没拆过。有不少是教会外的普通市民，也惦记着能否利用修道院的义卖会断舍离。

山崎女士常来修道院参加活动，她和丈夫退休后处理了东京的房子，带着最少的行李来到京都，结果租房时屡屡碰钉子，很多房主担心健康和经济状况，不愿意把房子租给年纪大的人。“后来专门找公司作担保，才顺利租到房子。”她说。

现在，因老龄化日益严峻，日本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老年生活支援”公司，为老年人提供包括租房担保、住院管理、财产管理、身后安排等项目在内的各种服务，尽量支持想要独立居住、尚有独立行为能力的老人。工作人员每天电话确认老人的健康状况，并将结果通知家人。室内也会安装急救按钮和感应器，以备不时之需。

不过，相关监督体系和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因此纠纷也很常见。有鉴于此，日本政府正讨论加强与民间机构的合作和对民间机构的监管力度，保证独居老人晚年的尊严。2023年8月7日，首相岸田文雄访问了高龄者独居率达到35.6%的东京都丰岛区政府，承诺今后将“完善制度，让民众能安心接受民间机构的支援”。但政策制定的效率显然赶不上老龄化加速的进程，因此目前老人们的“终活”更多还是依赖民间机构或个人。

开设私人律所的小野律师告诉我，最近这些年，她的不少业务都跟老人有关。比如担任老人的意定监护人（日语称“任意後見”），帮助老人管理财产、订立遗嘱，在老人去世后处理各种事务，包括结清医院费用、与租房公司解约、处理遗物等等。一般老人没有订立遗嘱的意识，可能在财产、债务等问题上造成子女间的纠纷。她和几位本地同行组成面向老年人的法律援助小组，不定期安排讲座和免费咨询窗口。有些老人是和子女一起来咨询，但更多是独自前来。“日本的未来是超老龄社会，不应该让老人独自面对问题，应该由社会各层面共同提供支援。”

当然，有余裕思考“终活”的群体，毕竟还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资格。

2019年6月初，日本金融厅经过长达9个月的12次讨论，公布了《高龄社会的资产形成与管理》报告。报告指出，日本不工作的高龄夫妇（丈夫65岁及以上，妻子60岁及以上）一家平均月收入在209198日元（年金、退休工资），实际平均支出为263718日元，等于每月赤字为54520日元。考虑到平均寿命（2019年日本女性平均寿命87.45岁，男性81.41岁），赤字持续20年约1300万日元，30年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00万元）。

结论是，“安度晚年至少要准备2000万日元资产”。也就是说，日本政府承认年金等公共养老制度无法兜底，随着高龄少子化的发展，养老金很可能进一步下调，呼吁国民“自助”。

然而，早在2004年，日本政府曾推动年金制度改革，提高保险金，名曰“百年安心计划”。“老后需要2000万元”与政府当初宣传的“百年安心年金制度”显然矛盾重重，这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被称为“老后2000万日元问题”。

在野党纷纷批评“政府已放弃公共责任”，“百年安心年金制度是骗人的吧”，“超高龄社会的应对方法与年金制度问题绝不可混为一谈，这言行让公众对年金深感不安，罪过很大”。网上也一片批判，年轻人表示“从现在起不吃不喝也攒不出这么多钱”，“既然养老金肯定赤字，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交养老保险，反正以后肯定轮不到我们”。

当时的首相安倍晋三很快出面强调，金融厅的报告有不正确和招致误解的内容，“年金百年安心，并不是骗人的”。最终，金融厅不敌压力，撤回了报告。

然而那之后，社会上关于老年贫困、晚年存款不足的危机感却越来越强烈，相关讨论也非常多。紧接着是消费税从8%上调至10%、新冠疫情的打击、物价持续上涨……不少人开始说，2000万日元根本是乐观估计。公益财团法人生命保险文化中心在《2022年度生活保障调查》中算出了新的数据，认为不工作的高龄夫妇晚年若要维持相对轻松的生活，30年需要6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00万元）的资金。

同时，政府和金融界也鼓励人们尽早通过投资增加资产。比起投资，日本人一贯倾向储蓄，但银行长期的低利率很难保证存款的有效增长。日本银行的储蓄利率在0.001%至0.02%之间，我常用的邮政银行利率是0.002%。

于是，早在2014年，日本政府开始推行少额投资非课税制度（NISA），鼓励国民投资。据日本证券业协会的统计，2019年末，全日本证券公司开设的NISA账户共有798万人次；到2023年6月末，已增至1290万人次，其中很多是没有投资经验、收入普通的年轻人，最多的是30多岁收入普通的人群，其次是40多岁的人群。这也可视为年轻一代对“老后2000万日元”的某种回应。

还有一则信息可以配合参考。根据文部科学省改订的《学习指导要领》，日本的小学、初中、高中相继从2020年、2021年、2022年开始导入金融教育的必修课，逐步培养青少年的金钱感觉和理财能力。读书应试早已不是学校教育的唯一目的，还要教会孩子们如何在危机重重的世上生存下来。

既然平均寿命的提高和国家养老金的枯竭意味着人们需要自己想办法存更多的钱来养老，那么延迟退休和退休后再就业也无法避免。

近年来，日本将退休年龄从55岁陆续上调至65岁，同时鼓励人们推迟领取养老金。2021年起，厚生劳动省修改《高年龄者雇佣安定法》，规定企业有努力义务，确保劳动者70岁前的就业机会。多数企业引入续聘制，也有少数企业废除退休制，或将退休年龄调高至70岁。

所谓续聘，即用人单位与年满65岁的劳动者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多为合同工，工资大幅下降。尽管如此，人们普遍表示，能继续在原单位工作已值得感激。因为重新找工作难度更高，绝大多数都是按小时计费的临时工。一位在外贸公司工作的朋友，65岁之后仍留在原单位，工资降至原先的三分之一。他说，留在熟悉的职场很有安全感，出来工作也可避免阿尔兹海默症。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1970年代，绝大多数日本人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因此有“一亿总中流”（一亿中产阶级）的超乐观说法。2015年，社会福利专家藤田孝典提出了“下流老人”的概念（中译“下游老人”），即虽有退休金和存款、依然陷入贫困的老年人。藤田提醒，日本社会“一亿总中流”的美梦早已破灭，将迎来“一亿总下流化”的时代。

过去十多年来，NHK相继做了各种绝望的专题纪录片，“老人漂流社会”、“老后破产”、“老后父母和子女一起破产”、“你要工作到什么时候？老年人工伤高发”……有些已翻译成中文出版，早为我们所熟知。

面对这种情况，日本学者专家虽一直强调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工资，降低税金，让老年人可以有选择不工作的晚年，但老而工作、越来越老的现实却没有任何改变。

在发达国家中，日本老年人就业率仅次于韩国，高于美国，远高于欧洲各国。2023年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就业群体的数量创历史新高，未来仍有上升趋势，且超过七成为非正式员工。这一群体中，65-69岁占50.8%，70-74岁占33.5%，皆为历史最高值。

近来，家附近的修道院打印机坏了，决定更换新品。打印机公司派来两位工作人员，领头的年过八旬，另一位六十多岁。八旬老人右手颤抖得厉害，左手时不时拿手帕擦汗，身体也颤巍巍。但他应答如流，对打印机的一切无不精通。我起先很担心他站不稳，渐渐地被他诚恳可靠的态度吸引。最后谈定报价，八旬老人说：“我负责这一片区域的打印机已有几十年，今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我。” 又指指身边显得非常年轻的同伴笑道，“如果我不在了，还有这一位。”

1946年出生的柏耕一先生大学毕业后当过杂志记者和编辑，还开设了独立出版社，巅峰时期年收入超过1000万日元（以现在的汇率算约合人民币50万元，当时约合人民币60到80万元），投资了不少房产。但进入2000年代后，出版行业每况愈下，他的出版社竟难逃破产清算的命运，连自住房都卖掉后，仍欠着不少债务。此时他已68岁，夫妇俩每月年金收入只有6万日元，租住的小公寓月租6万6千日元，因此不得不出来工作。

文科出身，又没有在大公司工作的经验，柏耕一先生很难找到像样的工作，最后只能去了工地做交通引导员。日本街头的施工现场经常能看到交通引导员的身影，穿制服，头戴安全帽，拿着红色引导棒。有人路过，或伸出小棒示意暂停，或以棒画圈指示由此通过。这份工作门槛不高，又长期缺人，只要身体健康、会说日语就能通过。从业者以男性居多，但也能看到各个年龄层的女性。入职后先接受几天培训，很快就能上岗。分日夜班，日班通常是早上八点到傍晚五点，夜班是晚上八点到次日凌晨五点。日班下来收入平均是9000到10000日元之间（约合人民币450至500元），夜班在此基础上加1000日元，若有交通引导员二级资格证，日工资再加1000日元。

柏耕一选择每周工作五天，月收入大概在18万日元左右。这自然比不上公司正式员工的收入水准，但他很感激：“有地方工作，对于老年人来说就是得救了。只要想到还能工作到80岁，就觉得很安心。”甚至想着今后靠这些钱再去做自己心爱的出版业。

事实上，日本交通引导员、公寓保安等行业的老年从业者非常多，约半数超过60岁，80多岁的也有不少。有人是生活所迫，也有人是想攒点零花钱。柏耕一单位的工人80%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年纪最大的有85岁。

日本街头很常见的交通引导员，老年从业者非常多

仙台大学的社会学家田中智仁长期关注警备行业（相当于我国的保安业），他在接受《朝日新闻》的采访时说：“困于生活、拿低保甚至无家可归的人，因为做了警备员而获得生机，这样的例子非常多。”田中自己读大学时就在警备行业打过十年工，最后以该行业为主题写了博士论文。

柏耕一将自己晚年再就业的经历写成了《交通引导员摇摇晃晃的日记》，174页的小书，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出版半年就加印八次，卖出7万多册。他在后记里呼吁用人单位进一步改善劳动环境，推动带薪休假和奖金制度。2022年，柏耕一又出新著《75岁，交通引导员，还没退休呢》，腰封上写：“后期高龄者（7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今天也在外面挥汗如雨地工作！”

我和川端女士住得不远，几十年来，她和同样未婚的妹妹一起租住在超市附近的小公寓里。我曾去她家做客，屋子布置得很温馨。最近，她将年迈的父母从老家接来京都同住，和妹妹一起照顾。她父母选择在家中养老，并未入住专门的养老机构。她说，一方面有经济考虑，一方面也因为她学过专业护理，想尽量让父母在熟悉的环境里度过晚年。

据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日本家庭内部的照护责任多半落在妻子、女儿和儿媳身上。当被照护者是65岁以上群体时，照护者的年龄超过半数都在60岁以上。这叫做“老老照护”，是日本十分常见的情况，川端女士家就是如此。

专业护理师的老龄化程度也不容乐观。现年81岁的桥本八重子是千叶县东金市一家养老院的临时工，每周工作四天，其中一天住在养老院内，主要负责清扫、洗衣、辅助护理。二十多年前，她曾经在家照顾重病卧床的丈夫整整八年。丈夫去世后，67岁的她决定去做护理师，以照顾丈夫的经验安慰更多人。养老院的老人们很喜欢八重子，说看到她这样努力地工作，自己也有了信心。

近年，日本加大力度引进外国护理人才，自2017年起专设“介护”这一新的在留资格。外国人若考取日本的“介护福祉士”资格并顺利就职，即可获得这一身份。但事实上，资格考试对外国人来说难度很高，护理职业的收入也不够吸引人。2019年，日本又在“特定技能1号”下专设“介护”资格，只要有一定护理能力，不通过考试也有机会获得身份。2022年，日本现役外国“介护福祉士”约有6900人，较2019年增长了五倍，其中四成是越南人。2023年7月24日，厚生劳动省开始讨论，是否要进一步放宽外国人从事护理职业的门槛。

近年，有关引进外国人才、缓解老龄化难题的讨论在日本很常见。无论保守派多么反感外国人破坏了日本的文化和治安，人手奇缺的农林、制造、护理等行业都很依赖外国劳动力。东京大学的移民问题学者高谷幸指出，日本的移民政策在二战后几乎没有变化，此前只将移民视为单纯的劳动力，并未将之视为长期留在日本发展的人才。要吸引移民定居，只有下功夫提供有吸引力的职位，帮助移民在日本组建家庭。今后为留住外国劳动力，不应将移民视为个体，而应以移民家庭为单位，对政策制定作整体考量。

很久没有在修道院看到山崎女士，我正担心她是否习惯京都的严寒与酷暑，忽而收到她的邮件。她说，最近半年都在东京陪伴90多岁的老母亲。母亲住在东京的养老院，身体日益虚弱，院方通知她早作心理准备。她和其他家人从各地赶回东京，每天去院中探望。母亲有严重的认知症，不记得前一天发生的事。一个多月后，她的母亲在家人陪伴中去世了。

2023年9月初，修道院干事会开始为堂区内的老人准备敬老节的祝福卡片。有人就“老年人”的定义提出疑问。若按法定的65岁来算，那堂区内大半平信徒都属于老人。一位刚过70岁的干事说：“我觉得自己还年轻，不想被当成敬老对象。”最后，干事会决定，将祝福卡片的赠送对象定为70岁以上的群体。

敬老节前夕，我去花道老师家上课，顺便祝她节日快乐。她给我看从岚山法轮寺请回的茱萸袋，说是新历9月9日重阳节法会上所得。日本传统节日多数径将旧历改为新历，不过她说自己小时候，京都还有不少人家过农历九月九日的重阳节。那茱萸袋是红布缝制，小小的，里面盛了山茱萸的果实，袋口束起，装饰一束布制菊花。老师说：“本来应该佩戴着它去爬山，不过我爬不动了，就在家里楼上走一圈，也算登高了吧？”

修道院义卖会，出品者与购买者绝大多数都是老人‍‍‍‍‍‍‍‍‍‍‍

我把一小盒点心给她，她笑：“现在年轻人不过敬老节，你这是古风犹存。”说着从壁橱里找出一小包和纸作为回礼，双手递给我，低头郑重说：“今后也请多多关照，愿我们长长久久地相处下去。”

又笑道：“对我们老人来说，长长久久虽然有限，但还是有这样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