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或迎来一代中国式“平成废宅”
相比之下，日本、韩国这两个所谓的东亚“内卷国”便相形见绌了，周平均工作时长分别为36.8、39.2小时，差不多每周要比印度少工作一天。而美国、英国（2021年）、德国、法国的劳动力周平均工作时长分别为36.5、35.5、34.2、31小时，相比日、韩的工作强度进一步降低。
最勤劳的国家
我国并不在这份统计名单上，但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今年8月份，我国企业就业人员的周平均工作时长为48.7小时，比印度还要高出1.7小时，相比日、韩约每周多工作一天，相比德、法约每周多工作两天。即便如此，这一统计可能还是低估了我国劳动群体的劳动时长。
一方面，用人单位，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单位有少报用工时长的倾向和动机。另一方面，每天朝九晚五的住户单位容易在抽样调查中被覆盖，而灵活就业群体和流动人口在统计中的覆盖程度就没有那么充分了，但他们的工作时长却更长。比如在快递员、网约车、建筑工等灵活就业领域中，约70%的群体每周工作时长超过50小时，而超过半数的平台接单人员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
此外，根据OECD统计，经合组织的38个国家中每周平均劳动时长的是墨西哥，约为41小时。因此，从现有的关于劳动时长的统计来看，我国或许已经是全球劳动时长最长的国家了，甚至可能没有之一。
内卷可能是条“迷途”
但若换一个角度来看，内卷可能是一条通往经济失衡的“迷途”。
宏观经济增长的降速，投资与基建效率的下降，或者融资需求的低迷，并不容易被普通住户部门所察觉，但劳动强度的加大、劳动时长的延长却是直观而真切的，也是引发居民预期下行的重要因素。它会让一个家庭预期到，只有更加努力才能维持在原有的生活轨迹上。但争取更加成功的努力，与避免就此失败的努力之间，却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为了避免失败而努力，一方面会使得家庭部门风险偏好降低，节衣缩食以备不时之需，一方面会促使劳动群体在劳动时间与劳动强度层面增加投入，这些在微观层面的合理举动，在宏观层面加总之后，却形成了后端的消费需求不足与前端的生产要素过剩之间的失衡。
这种失衡已经体现在多个方面：在居民每周平均劳动时长相比2019年增加了2个多小时的同时，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趋势却在下降；在劳动时长趋势线向上倾斜的同时，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速却在下降；在工业产值以及服务业营收增加的同时，工业消费品的销售率以及服务行业的利润率却在下降。在2022年，以生产法核算的GDP要比以支出法核算的GDP高出5190亿元。
从内卷的含义来看，它描述的是一种微观层面竞争剧烈程度大幅提升，却并未带来宏观层面收益相应增加的现象。因此内卷自身就是一种合成谬误，它并不能保证任何改善性的结果。如此观之，当前的劳动力投入和劳动力市场或许正处在这样一条迷途之上。
内卷的尽头是躺平
从内卷走到躺平并不需要太大的跳跃，付出与回报的不对等并不能长久持续，为了避免失败而努力也并不能长期坚持，接受失败、就此躺平似乎是一个更容易的选项。
1990年日本陷入衰退之后，居民部门起初节衣缩食，努力削减债务，多多少少还抱有回到从前的希望，即便面对房地产与股市泡沫破裂带来失业率上升，1991年至1997年初之间日本劳动力的工作时长保持了稳定，并且劳动参与率也在上升，这段时期可以粗略的视之为一段内卷的时期。
但内卷也并没有阻止日本经济的衰退，在1997年之后，日本劳动力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参与率开始持续下降，在萧条气氛中成长的年轻人日益变得“低欲望”，不愿意再面对竞争，再没有了十多年前“日本第一”那股精气神。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再次冲击了日本经济，当年日本的人口增长率也转为负增长，1990年出生的日本人也开始逐步进入社会，这一代人低欲望、怕竞争、晚结婚、不生子，被称为“平成废宅”。
当然，这一切并未妨碍日本依旧是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发达经济体，但这段过程在经济历史当中难免令人唏嘘。
以邻为镜，应当不断审视与追问，当前我国社会中的内卷现象最终会走向何处？假定也会发生从内卷到躺平的转变，相比日本我国是否能处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上？如今在年轻群体中出现的缓就业、晚结婚、少生子现象会否形成“传染”，又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一切仍在演进中。（财富中文网）
编辑：王昉
作者张林为财富中文网专栏作家，评级机构研究员。本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财富中文网立场，亦不代表供职机构观点。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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