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罪从挂”61年，他年过八旬仍是杀妻嫌犯

▲  王作梅在门前的菜地里。 （南方周末记者 韩谦 / 图）

文｜南方周末记者 韩谦

在河南太康县红山庙村，提起王作梅的名字，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马上反应过来——是那个妻子死在家里、在“监狱”里待了十多年的人。

事实上，86岁的王作梅没进过监狱。妻子1961年出事后，他作为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在看守所18年，检察院一直没有起诉。

1979年，王作梅被“释放待查”。此后，案件再无进展。案发61年来，他始终戴着犯罪嫌疑人这顶“帽子”。

难不成要带着这个身份过完一辈子？有这个疑问的，不止王作梅一人。

甘肃徽县泥阳镇，郭尚仁的案子“挂”了28年；江西赣州人曾爱朋也当了34年犯罪嫌疑人，他们都还在寻找摆脱这个身份的方式。

这类当事人被拘留或逮捕后，一直未起诉、审判的案件，被称为“疑罪从挂”。在这种情况下，被指控者都处于尴尬的境地——既不是罪犯，也非无罪，而是长期悬空的犯罪嫌疑人。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中，没有对犯罪嫌疑人身份确定和解除程序的明确规定。那么，当司法机关办理案件陷入僵局，案子被“挂”起来后，嫌疑人是否还有相应救济渠道？

村里和王作梅同年代的人不多了。不过，流言还是一代代传了下来。

传闻里，李凤英的死和丈夫王作梅脱不开干系：王作梅有了外遇后，和情人约定好，要把李凤英“解决”掉。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一起生活的王作梅父母也参与了这场谋杀计划。

按照王作梅的说法，传言中唯一真实的是，他当时的确和生产队一位仓库保管员有婚外情。他曾听情人说李凤英似乎对此也有察觉。

李凤英之死发生在1961年农历十月初三。当时，25岁的王作梅和李凤英结婚5年，有一对儿女，女儿王雪林3岁，儿子刚出生3天。

作为村里为数不多识字的年轻人，王作梅在生产大队当会计，管着13个生产队的账目，晚上还要看守粮仓。按他的说法，事发前一天，他到公社开了一天会，晚上回大队参加生产队长会议，大约到十一二点结束。散会后，他回家转了一圈，见妻子和孩子都睡下了，又回粮仓值班。

“孩子妈出事儿了！”第二天一早，母亲急促的喊叫吵醒了王作梅。披上衣服，他起身就往家跑，还没进家门，迎面碰上了早一步赶到的丈人，冲着他喊，“我闺女不是好死的！”

屋子里，王作梅见妻子躺在地上，胸前缠着一根绳子，脖子上的勒痕一直向上延伸到耳后。“整个人都懵了。”王作梅说，母亲为了避免他和陆续赶来的妻子娘家人起冲突，让他去了另一个房间，双方也没再提起案发现场的情况，“我不敢问，他们也不敢多说”。

他和情人谋杀妻子的传闻很快流传开。事发第三天，妻子下葬后，王作梅被警方带走。

王作梅称，讯问时，侦查人员让他描述作案过程，还递给他一段绳子，让他回忆如何勒死了妻子。讯问持续了好些天，他描述的场景始终和现场勘查情况对不上。之后，就不再有人来过问案子的事。

王作梅似乎成了被遗忘的人。在太康县看守所待了3年后，他被转到河南省看守所羁押，5年后，又被送回太康县看守所。

在王雪林的回忆里，母亲过世，父亲被抓，家中只剩爷爷奶奶和弟弟，有段时间，姥爷一方还常来家中打砸。后来，两位老人无力抚养弟弟，将他送养。

14岁时，王雪林就担起了给王作梅送生活用品的任务。看守所里，亲属无法探视，也没法写信交流。王雪林对父亲的印象，停留在那些送去的棉衣、秋裤和书籍里。

1979年，王雪林结婚的第三年，丈夫李国祯接到红山庙村治安主任的电话，问他，老丈人可以放出来了，愿不愿意接回家？

李国祯当天就到县看守所接出了王作梅。工作人员告诉他，案子还没结，人属于“释放待查”，回去后得保证随叫随到。

出来那天，王作梅记得，农田里的秋小麦刚长了两寸，进去时也是类似的光景。

整整18年过去了，但事情还是没画上句号。回村后，王作梅总觉得，别人对他和以前不一样，“看你就比别人低一等，好欺负”。

邻居家栽树，会趁机抢占他家的宅基地，他回到粮站当会计，有人领了粮食还不承认，还想再从他那儿领一份。

总有人提起他从“监狱”里出来的事。王作梅跟人理论，“不是我害的人，怎么都偏说是我干的？”争论往往以一个难以辩驳的问句结束，“既然没错，为什么进去十多年？”

王作梅写了材料，想反映关于自己案子的事。家人们都拦下了他。“认了吧，在家好好劳动。”女婿李国祯劝他。案子还未了结，李国祯也有顾虑，公安的要求随叫随到，要是有通知，那肯定是麻烦事，如果没人找来，自然也不要去自找麻烦。

回家不到一年，王作梅到新密一家煤矿当采煤工人。地底下谋生计，用不着和人打交道。没多久，他当上了班组长，又在工友介绍下重新组建了家庭。

好日子似乎回来了。1987年，他和新密县矿务局签订合同，从临时工转为协议工。两年后，他和另两位班组长接到通知，获得了转正名额。

把档案交到人事科后，王作梅被通知，他的转正没被通过。当时顺利转正的一位班组长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起此事，矿上取消王作梅资格的理由是，他年龄太大，以后没什么潜力。

王作梅不这么觉得。他察觉到，过往的传言经在矿上干活的同乡，开始在工友间传播，他怀疑是这段经历让领导有所顾忌。

很难求证无法转正是否和他此前被羁押18年的经历有关，不过，王作梅还是把一切都归结于那个没有结论的案件，“不然为什么这些不公平的事都在我身上？”

近些年，王作梅总能在电视里看到冤案平反的新闻，和那些案件对比起来，王作梅觉得自己的案子历时更长，似乎更应该解决。

2018年，王作梅找到李国祯，在上海做销售工作的这个女婿算是家里“见过世面”的人。

“一个是河南商丘的，一个是内蒙古的，还有山东、贵州的。”李国祯掰着手指，向南方周末记者数着2018年前后陆续平反的冤假错案。“既然别人的案子都解决了，那王作梅也有机会”。

没和妻子商量，李国祯决定给王作梅讨回个说法。

“我要是知道，我也不会让他们跑。”王雪林在一旁插进话，“老爸在新密的子女也不乐意我们再去跑这事儿，嫌丢人。”

“她支持不支持我不管。”李国祯很快打断了妻子的话，“这事肯定要跑下来。”

要讨到“说法”，没那么容易。

在太康县公安局反映情况后，李国祯说，他得到的回复是，这么多年过去，公安局局长都换了几茬，王作梅的案子早成了“历史遗留问题”，没法结案。

他又带着王作梅，逐级反映情况，从太康县找到周口，又到省会郑州，还去了北京。

跑到第二年，唯一的收获是太康县公安局出具的一份证明，“王作梅是我县一位正常合法的公民，平常生活中，享有我国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一路上，李国祯咨询过的律师就有6位，有周口的，郑州的，最后找到了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红丹接手了这个案件。

查阅资料时，刘红丹注意到，最高法、最高检在2016年1月1日发布的一份司法解释，或许可以推动这一案件的解决。

司法解释名为《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大的亮点，就是明确了‘疑罪从挂’案件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司法解释的发布会上，最高法赔偿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刘合华说。

在这之前，司法机关是否决定终止追究个人刑事责任，需要符合三种情况之一：公安机关撤销案件、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法院判决无罪。而根据这份司法解释，对国家赔偿申请人解除、撤销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措施后，办案机关超过一年未移送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撤销案件，也视为终止追究刑事责任。

河南高炎龙案被媒体认为是“挂”案状态下申请国家赔偿的首例。

1992年，高炎龙被指控涉嫌抢劫杀人，法院判决死缓。此后，河南省高院以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重审，案件最终被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其间高炎龙被羁押近7年。1998年，他被取保候审，案件从此“挂”起。

2016年1月4日，司法解释施行的第4天，高炎龙提交了国赔申请。一个月后，三门峡市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认为高炎龙抢劫犯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同年4月，高炎龙获66万元国家赔偿。

在当时，这一规定被认为在解决“挂”案中被侵权人的赔偿救济问题外，更大的价值在于，能够倒推刑事诉讼活动中公权力的规范运用。

看到了新办法，2021年5月11日，王作梅向太康县公安局寄出国赔申请。

3个月后，县公安局书面回应，不予受理申请，理由是公安机关不是法定赔偿机关。刘红丹从太康县公安局法制科一名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县检察院曾对王作梅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国赔法规定，赔偿义务补偿机关是检察机关。

之后，王作梅向太康县检察院提出申请。得到的答复是，“原案尚无处理结果，无证明原案处理情况的法律文书”，赔偿申请不符合立案条件。

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发现，公开报道中，“挂”案申请到赔偿的例子并不多。

顶着凶杀案嫌疑人名声三十多年的郭尚仁和曾爱朋都尝试过申请国家赔偿。

郭尚仁在1984年被指控为一起强奸杀人案的嫌疑人，先后经历了死刑、无期徒刑判决，都被甘肃省高级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此后，原审法院将案件退回检察院，检察院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1994年，郭尚仁被取保候审。

司法解释施行前，他就向陇南中院、甘肃高院申请过赔偿，都被以“案件侦查还需继续，刑事诉讼程序尚未终结”的理由驳回。2021年，郭尚仁申诉至最高法。申请最终也被驳回，理由是他被羁押、释放的时间都发生在1995年国赔法生效前，不适用相关规定。

“挂”案34年的曾爱朋也遇到了相似的障碍。他因有杀人嫌疑在1988年被收容审查，3年后，县公安局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将他释放。恢复“自由”后，嫌疑仍在。

2021年，在赣州龙南市公安局对曾爱朋的国家赔偿申请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后，他又向赣州市公安局申请复议，也被驳回，其中一项理由就是，曾爱朋被收容审查是在1988年，发生在国赔法施行前，因此不在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内。

对他们来说，通过申请国家赔偿来推动案件解决的方式似乎又走入了死胡同。

不过，最近也有被“挂”起的案件有了结果。

辽宁铁岭人张文利在2022年6月获无罪判决，“挂”了27年的嫌疑人身份去除。2022年7月，72岁的杨金文收到了山西垣曲县检察院的撤案决定，认为杨金文等人涉嫌贪污、挪用公款罪的证据不足。这份决定距他因此事被逮捕，已经过去了31年。

王作梅见自己的案子一直没什么动静，每隔几天都会给李国祯打去电话，询问进展。

李国祯也着急，“他已经86岁了，得在有生之年让他看到一个结果”。

从犯罪嫌疑人回归“人”的过程，为什么这么难？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的观察中，目前，“疑罪从挂”现象大多出现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

1996年刑诉法修改后，在检察院审查起诉和法院审判阶段都明确了“疑罪从无”原则：检察院审查起诉时发现疑罪案件，最多退回公安机关作两次补充侦查，如果认为仍然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应作出不起诉决定；审判阶段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

而在侦查阶段，刑诉法中没有对疑罪案件从无处理的明确规定。陈永生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疑罪案件在侦查阶段撤案没有法律依据，所以案子和人就一直‘挂’着”。

曾在检察机关任职的西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范卫国表示，疑罪之所以“挂”在侦查阶段，是因为检察院在审查起诉一些重大、复杂，或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的案件时，当公安机关提交的证据达不到起诉标准时，通常会选择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而不是直接作出不起诉决定。事实上，尽管检察机关有权对存疑案件直接作出不起诉决定，但这种处理方式与民众对司法正义的朴素认知存在冲突，而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也将面临来自各方的办案压力。

陈永生还提到，“疑罪从挂”的另一个原因是，刑诉法只对侦查羁押期限做出了规定，如果嫌疑人没有被采取强制措施，侦查行为就没有时间限制。

念斌投毒案被认为是贯彻“疑罪从无”理念的典型案例。2006年7月，福建省平潭县两户居民家中多人出现中毒症状，两人经抢救无效死亡。警方很快确定是人为投入鼠药所致，并认为邻居念斌有重大作案嫌疑。在之后长达8年的诉讼过程中，念斌四度被法院判处死刑，直到2014年8月，他被福建高院终审判决无罪。

不过，无罪释放的第9天，念斌又被“挂”上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平潭县公安局曾回应澎湃新闻，念斌被宣告无罪后，已破案件变成未破，因此要重新启动侦查程序。而将念斌列为嫌疑人，是因为有了新的证据，但暂时“不方便透露”。

2022年8月23日，念斌姐姐念建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直到现在，警方也没再因案件情况联系过念斌。

域外经验中，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规定，被指控人的姓名登记在犯罪消息登记簿之日起的6个月内，检察官应要求提交审判，公诉人可以申请延长时间，除特殊情形外，初期侦查最长不得超过18个月。在法国，任何被审查人，从开始被审查之日起一年后，可以要求预审法官将本案交回审判法官宣布不予追诉。

陈永生认为，侦查阶段可以确立“撤”人不“撤”案的规定，如果案件暂时无法侦破，可以“挂”着，将来有条件时继续侦查，但嫌疑人身份需要在一定时限内解除，等有新的证据，也可以再列为嫌疑人。

湘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林艺芳在一篇关于嫌疑人身份撤销机制的论文中建议，可以将两年作为嫌疑人身份撤销的时间标准。

现在，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已经伴随王作梅61年。

2021年11月，王作梅的经历被媒体关注后，太康县公安局找过李国祯。按照李国祯的讲述，在县公安局内，他见到了王作梅案2尺厚的卷宗，工作人员告诉他，案件“没法结”，但可以满足他提出的其他要求。

一份落款时间为2022年6月15日的红山庙村所属大许寨镇镇政府发布的红头文件承诺，直到王作梅去世前，村中的养老点要按“五保”老人标准安排他的生活居住。

最近回红山庙村，王雪林发现，关于父亲的传言又有了更新。有人问她，王作梅一个多月都没回村里的养老点居住，是不是又出了什么事，所以被赶走的？

事实上，王作梅暂时从养老点回到新密的家，原因不过是他仅剩的几颗牙齿都松动了，需要去医院做检查，装一副假牙。

（南方周末实习生殷铭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