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5年利息不如3年，银行利率为何罕见“倒挂”？

▲  （小尘4x / 图）

钱在银行存得越久，利息却越少。如此“反常”现象近日出现在金融市场。这在中国金融市场上非常罕见。

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包括工、农、中、建在内的四大国有银行、部分股份行和城商行均出现了长期存款利率“倒挂”。所谓“倒挂”，是指短期限的存款利率高于长期限存款利率或者持平。

其中，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与中国银行3年存款利率最高为3.15%，5年存款利率则为2.75%。建设银行3年期定存达到5万元人民币可上调至3.15%，但5年期存款利率并不上调，同样出现明显利率倒挂。

部分股份银行与城商行也有类似现象，譬如招商银行3年期与5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均显示为2.75%。

存款本质上是储户对银行的一笔投资，按照“高风险=高收益”的规律，存款期限越长、客户承担的流动性风险越高，回报率（利息）也理应更高。

然而利率“倒挂”为何出现？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为什么市场上会出现银行存款利率倒挂？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金融系主任叶小杰公开指出，3年期、5年期存款利率“倒挂”是银行主动控制成本的一种表现。

存、贷息差是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之一，若银行的存款利率不变，贷款利率越低，息差部分的利润也就越低。

他解释，之所以会出现5年期存款利率比3年期还低，是因为银行预期未来存款利率还会下降，因此现在获取长期存款不划算。如果银行吸收的5年期存款过多，就相当于提前锁定了这部分资金的成本，不利于在后续随行就市降低成本。

而5年期的存款之所以低于3年期利率，是因为一旦利率会长期下行，如果维持高存款利率水平，就相当于提高了银行负债的成本。若要维持这部分利润，银行只能降低存款利率。

“倒挂”的一个大背景，是央行存款利率的市场化改革。自2015年10月起，央行放开了对存款利率的管制，允许金融机构可在存款基准利率基础上自主确定存款实际执行利率。

2021年6月，存款利率自律上限确定方式改为“在存款基准利率基础上加上一定基点确定”。调整之后，短期存款利率的上限水平明显比之前高，长期存款利率的上限水平则大幅下降。

2022年4月，央行在《2022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披露，已指导建立了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将参考以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代表的债券市场利率和以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代表的贷款市场利率，合理调整存款利率水平。

由于受到俄乌冲突、疫情等多方面影响，监管出台了多项措施，鼓励金融机构为实体经济降低融资成本。

比如最近一年，1年期LPR和5年期LPR已经陆续出现下降，且5年期LPR在2022年5月下调15个基点、创下最大降幅。LPR被视为“贷款基准利率”，伴随贷款利率逐步下降，为了调节自身利润，于是银行业存款利率顺势下调。

存款利率下降实则早有征兆。

根据融360统计，2021年6月改革后，银行业定期存款短期利率持续上涨，长期利率断崖式下跌后走势平稳。直到2021年年底，2年、3年、5年期的存款平均利率相较于5月份分别环比下跌17.4BP、31.2BP、13.2BP。

自2022年4月央行确立存款利率市场化机制后，银行业已经进行过一轮利率调整。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的两年期存款利率，已经下调到了2.25%，工商银行下调到了2.5%。三年期存款利率，下调到了3.15%。

同时下调的还有大额存单利率，多家银行的下调幅度普遍在10个基点或以上。大额存单的起存金额普遍在20万甚至30万元以上，利率也较高，一直被视作较为优质的存款产品。

在上海某城商行担任理财经理的秦风表示，他所在银行的3年大额存单利率为3.4%左右，起购资金为20万。由于最近这项业务太过火爆，部分分行的起购门槛甚至涨到了40万，“基本是‘秒杀’的状态，App一上线没几分钟就卖光了，客户都要刷手速。”

城商行、地方银行的存单利率通常略高于国有大行，因此也称为近年来不少银行客户的储蓄首选。

疫情以来，居民的存款意愿持续上升。

根据央行数据，2022年5月人民币存款增加3.04万亿元，同比多增4750亿元。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此前在研报中表示，2020年的经验显示，疫情会导致居民存款同比增速上升，而且存款同比增速会在较高水平上保持一段时间。

央行近期发布的报告也能印证上述判断，根据其2022年一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在消费、储蓄和投资意愿方面，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54.7%，比上季增加2.9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3.7%，比上季减少1.0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投资”的居民占21.6%，比上季减少1.9个百分点。

“爱存钱”的人多了，消费意愿却在下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6.7%。1—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5%。

据鲁政委观察，企业投资意愿尚弱，导致企业存款期限长期化但融资期限短期化。

这也引发了他的担忧，存款长期化、贷款短期化，加剧了资产端与负债端不匹配的问题。对于金融机构而言，私人部门存款意愿更高、贷款意愿更低，意味着贷存比监测指标的压力将减轻，但金融机构不仅要面对“资产荒”的挑战，也要面对平衡负债成本与资产收益的挑战。

经济学家辜朝明将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经济衰退归因为“资产负债表衰退”（balance sheet recession），由于经济泡沫破灭，居民和企业资产大幅减值，令他们不得不节衣缩食偿还债务。

当所有人的行为都以偿还债务为终极目标时，经济体中的借款人消失了。结果是，即便央行将利率降至零，也无人借款。大量资金囤积在金融体系当中，无法进入实体经济。

储蓄过多而投融资过少，导致利率不断下行，经济陷入通缩，此时货币政策，已经难以对经济起到作用，更多是要靠财政政策发力，也就是由政府部门来加杠杆。

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丁安华撰文指出，个人消费和购房需求尚处于疲弱之态、预防性储蓄倾向上升。

2022年1-5月企业中长期贷款同比收缩超过1万亿（-17.5%），受疫情和政策不确定性双重冲击，企业新增中长期贷款自2021年7月以来仅有2个月实现了小幅同比正增长（1月和3月），企业加杠杆的意愿不足。

“目前市场上居民和企业仍在降杠杆。市场对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衰退还存担忧。”他认为，当前我国私人部门去杠杆的现象，与日本当年截然不同。我国并未发生经济泡沫破裂，居民和企业也并未陷入“资不抵债”之境。

因此，他建议，要在财政政策上继续发力，让政府部门和国企加杠杆，以此起到引导和撬动的作用，为私人部门重新扩张资产负债表提供激励。

（应受访者要求，秦风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