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洪涛 美国药理学博士，凤凰网《肿瘤情报局》特约专家
核心提要：
1. 复旦公卫建模研究推测，如果中国的新冠疫苗保护水平还是处于2022年3月的水平，奥密克戎疫情将导致155万人死亡，是韩国的3倍，新加坡的13倍，值得注意的是，该数据并不是所谓的“躺平”状态下的死亡数。鉴于疫苗虽然预防感染的保护率欠佳，但是预防重症的保护率还不错，整体的死亡数很可能被高估了2-4倍，也许死亡数应该在40-70万例。
2. 此前，梁建章等著文预测“中国内地放松管控后的死亡人数是15.3万”。如果没有太多物理性的抗疫措施，疫苗接种率将是决定死亡率的关键，尤其是老年人群体。结合卫健委此前统计，中国目前疫苗接种率与文章中的假设仍有差距，有5000万60岁以上者没有完成全程接种，这是疫情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如果不能提高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并且使用目前效果更好更持久的疫苗，“放松管控之后死亡人数只有15万”的可能性很小。
3. 不管是复旦公卫建模的研究，还是梁建章的预测，疫苗的接种率都是关键。复旦大学的研究也说明，多种抗疫方式（提高包括加强针在内的疫苗接种率、使用抗新冠病毒药物、严格的物理性防疫政策）协同作用，才能有效减少死亡率。
上海公卫建模研究推测奥密克戎疫情将导致155万人死亡，高达1.10 人/每千人，是韩国3倍，新加坡13倍。为何认为中国的死亡率会超过其他国家？
5月11日，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报道，内地当日共报道新增本土病例144例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305例。这是这一个多月来的新低。疫情最严重的上海，再次出现社会面基本清零。自2月底以来出现的奥密克戎疫情，终于看到了结束的希望。 同一天，《自然医学》杂志（Nature Medicine ）在线发表了来自于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份研究，该研究对奥密克戎在中国的流行建模，并对感染所导致的死亡人数进行了预测。从时间上看，该文章使用了上海奥密克戎疫情初期的传播数据，于 2022 年 3 月22日投稿[1]。
根据所建数学模型的推测，如果我国的新冠疫苗保护水平还是处于2022年3月的水平，奥密克戎疫情将导致“导致严重医疗资源耗竭，ICU 需求数峰值将是现有数量的 15.6 倍，可能导致 155 万人死亡。”需要指出的是，这155万死亡数，并不是所谓的“躺平”状态下的死亡数。根据该数学模型，疫情初期的病毒传染因子R值为3.9，在提高疫苗接种覆盖后，R值降低到 3.4。这个3.9的R值，实际上反应的是上海采取“全域静态管理”等严格的管控措施之前的情况（3月1日-8日）。如果完全没有任何抗疫措施（包括疫苗、物理干预），奥密克戎变异株的R值应该高达9.5左右，疫情的规模会更大。
疫情持续 6 个月之后，模型推测将出现 1.122 亿例有症状感染者，510 万住院者， 270 万 ICU 患者和 155 万人死亡病例，死亡率达到1.1人/每千人，也就是说，每100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人死于新冠感染（或死亡时有新冠感染）。可不可能有那么多人感染呢？新加坡的奥密克戎疫情，导致了100多万人感染，约占该国人口的20%；韩国的奥密克戎疫情，导致了1000多万人感染，也占该国人口的20%。 复旦大学的数学模型中，推测有1.122 亿有症状感染者，如果按照上海疫情的有症状比例（低于10%）推算，总感染人数将达11亿人，这有些夸张了；但如果按50%无症状感染者比例推算，全国有2.2亿左右感染者，比例约为15%，也说得过去。但需要指出的是，上海3月初的防疫政策，虽然远比目前宽松，但严格程度也是日本、新加坡等国家无法相比的，否则之前早就已经沦陷了。问题来了：如果说采取上海三月初的抗疫模式，仍然会达到与日本、新加坡相同的感染率，是否表明除了“封城”、全域静态管理，其他的任何防疫措施在奥密克戎之前都无效呢？对比奥秘克戎疫情的死亡率，韩国是0.35人/每千人，新加坡是0.08人/每千人，但数学模型所推测出来的中国奥密克戎疫情死亡率，高达1.10 人/每千人，是韩国的3倍，新加坡的13倍多。中国的死亡率为什么那么高呢？该模型认为，“大多数死亡病例（76.7%）将来自未接种疫苗群体，且60 岁以上未接种疫苗人群所占比例将高达 74.7% 。”这个假设是合理的。但是，“在接种疫苗的人群中 ，41.3% 会成为非重症住院患者，28.2% 需要进入ICU。”根据卫健委的数据，截至5月10日24时，内地现有确诊病例为7568例，其中重症病例484例，重症比例数只占现有病例数的6.4%。即便加上本轮疫情已出现的565例死亡病例，比例也只有13.8%，低于模型推测出的ICU比例。
目前认为，虽然疫苗预防感染的保护率较差，但是预防重症的保护率还行，因此“接种疫苗者中28.2%需要进入ICU”的情况，只可能在极其特殊的人群中才会出现，不可能是普遍现象。如果进ICU的比例被高估了，那么整体的死亡数也会被高估2-4倍。也许死亡数应该只有40～70万例。必须申明一下，40万死亡也是一个很大的令人无法接受的数字，美国“瞎折腾”了2年多，目前的死亡数是100万。当然，也并不是说155万人死亡不可接受，40～70万死亡就可接受，这里仅仅讨论数字的合理性。所有的生命都是命，但是数学模型推算的只是数字。模型产生误差的因素太多了，小数点后数值的稍许改变，就会有百万、千万人的差别。
梁建章等著文预测，“中国内地放松管控后的死亡人数是15.3万”，这个可能性有多大？此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研究教授梁建章等在媒体上发表文章，预测在放松管控后，中国内地出现的死亡人数是15.3万。这个数字显然大大低于复旦大学研究者所推测出来的数据，而且是在放松管控之后的死亡数。梁建章推算死亡数据的“模型”，来自日本、新加坡、越南等国家的死亡率。“新加坡在2022.1.1-4.14期间，死亡人数累计482人，占人口比例0.00823%；日本同期死亡人数累计10432人，占人口比例是0.00825%。”
如果用日本、新加坡的死亡人数来预测，在校正了全国人口的年龄组成之后，可以推算出中国的死亡人数是3.8万、14.3万；用越南的死亡数据来推算，结果是15.5万。日本、新加坡、越南这些国家，目前没有任何封城措施，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措施，能严格到上海3月初的水平。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放松了抗疫措施之后，疫情导致了与上述国家一样的死亡率，基本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没有太多物理性的抗疫措施，疫苗接种率将是决定死亡率的关键。老年人是高风险人群，尤其是80岁以上的老年人。香港奥密克戎疫情的数据表明，死亡病例的年龄中位数是86岁，对于80岁以上的老人，没有接种疫苗者，感染奥密克戎的病死率为16.48%，相比之下，在完成两剂、三剂疫苗之后，病死率分别下降到了3.81%和1.20%。
▎图/香港不同年龄人群的感染病死率（图片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网站）
梁建章的文章对疫苗的接种率进行了假设。“中国4月初的疫苗普及率是两针超过88%，三针超过50%。未来应该较快可以达到两针95%和三针60%的水平。假设这是各个年龄段的接种水平。”
▎图/香港宣布自5月19日起逐步推行第二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此前香港已开放外国人入境，关闭部分方舱医院，学校复课
很不幸的是，这个假设是不真实的。据国家卫健委此前的统计，“截至3月17日，在60-69岁、70-79岁、8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中，完成接种一剂次的人数比例分别为88.8％、86.1％和58.8%；完成全程基础免疫的人数比例分别为86.6%、81.7%和50.7%；完成加强免疫的人数比例分别为56.4%、48.4%和19.7%。”相比之下，在新加坡所有年龄段的成人中，接种两针疫苗的比例都超过了90%。所以，实际情况是，在中国最需要疫苗保护的老年人群中，疫苗接种率并不理想。官方在多种场合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中国动态清零的政策，主要就是为了保护老年人，尤其是那些没有接种过疫苗的老年人。但是，中国有5000万60岁以上者没有完成全程接种，这是疫情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国外的疫苗接种，都是从老年人开始。如果我们不能提高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并且使用目前效果更好更持久的疫苗，那么我们不可能指望在放松管控之后，死亡人数只有15万。
▎图/5月10日，复必泰疫苗更新相关信息，已在江苏完成二期临床试验，但何时上市，还没有新的消息
新冠肺炎不是唯一的疾病与困难，抗疫需要多管齐下，也需要全方位考虑
不管是复旦的研究，还是梁建章的预测，疫苗的接种率都是关键。老年人的接种率低，尤其是80岁以上的老人，确实是目前的症结所在，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不可能指望世世代代严防死守，一直能把病毒拒之于外！如果真要以生命为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提高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只有在提高了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之后，才有可能从容、有序地放松抗疫措施。笔者认为，复旦大学模型的重点，并不是155万的死亡数，而是未来如何能将死亡数降低到所能承受的范围。该研究考察了三种方式，第一种是提高疫苗接种率（包括加强针）；第二种是使用抗新冠病毒药物；第三种是采取更严格的非药物性干预措施（即物理性防疫政策）。不管哪一种方式，都不能凭一己之力，将死亡率降至流感水平。
▎图/多种抗疫方式协同作用，才能有效减少死亡率（图片来自文献{Cai, 2022 #3431}）
比如说，在没有更严格的非药物性干预措施的情况下，如果只是打效果更好的重组蛋白疫苗加强针，并提高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死亡数也仍有60多万；如果50%的感染者都能够使用有效率为80%的抗病毒药物，死亡数将减少到32.7万；如果所有感染者都能用上抗病毒药物，死亡数将减少到11万；如果抗病毒药物的有效率提高到89%，所有的感染者都能用上，那么死亡数将减少到6.1万。
有数据表明，中国每年的流感死亡数为8.8万人。死亡数不超过8.8万，就可以认为是流感级别了。该模型中“无更严格的非药物性干预措施”，所对应的是上海3月初的情况，其实已经有着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物理性防疫措施。如果要加码，是否只能是上海从4月初开始实行的“全域静态管理”呢？根据论文中的表述，在面对奥密克戎疫情时，英国、印度所实施的抗疫措施，已经可以使R值降低到3以下，而研究者根据模型推算出，只要非药物性干预措施能将传染因子R值降低到2，在打了效果更好的加强针、提高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之后，即便抗病毒药物有效率只有80%，只有一半的感染者能用上药物，死亡数也可以大大降低至2000人。 所以，并非只能靠“全域静态管理”来对付疫情。在上海实施静态管理之后，疫情确实也出现了好转，但是，这些抗疫措施的成本和代价，也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说，目前上海的成果来之不易。新冠并不是我们面临的唯一疾病！从所报道的感染人数看，美国的疫情“最糟糕”，但在美国2021年所发生的死亡事件中，新冠死亡数也只排到第三，有更多的人死于心脏病和癌症。
▎图/5月9日，美国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以1000次鸣钟，表达对该国登记在册、死于新冠疫情的100万名逝者的哀悼
非药物性干预措施越严格，R值当然会降得越低。但是，当采取更严格的非药物性干预措施之后，可能会导致其他疾病的患者无法及时获得有效治疗，新冠死亡数字被按下去了，但是其他的死亡数会浮起来。病毒感染会影响我们的健康，但是疫情却可以影响经济。如果经济陷入衰退，其对人类社会造成的伤害，将远远大于奥密克戎的死亡率。同时，抗疫也让我们陷入了两难之地：如果措施不够，疫情可能无法有效控制；如果措施过严，也同样会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行。天津虽然没有封城，但经济还是受到了奥密克戎疫情的严重影响。数据表明，天津今年第一季度生产总值为3538.52亿元，同比增长仅0.1%。所以，如果说我们选择了严格严防死守的抗疫措施，那也是无奈之举。疫苗和抗病毒药物，可以减少防疫措施的副作用。希望我们能以最小的代价，从容应对疫情。参考文献：
1. Cai, J., et al., Modeling transmission of SARS-CoV-2 Omicron in China. Nature Medicine, 2022.（作者：张洪涛，笔名“一节生姜”，著有科普读物：《吃什么呢？——舌尖上的思考》，《如果舌尖能思考》。可以谈最前沿的医学研究，也可以讲最通俗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