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出全部隐私，或者离开互联网

转载来源：单读（id：dandureading）

在上周，有新浪微博的博主称，微博将很快推出大 V 前台实名制的政策，也就是百万粉丝以上的博主，职业信息和真名都将被展示在首页，这一消息得到微博 CEO 的证实。这是今年继公开 ip 地址后，社交软件再一次要求用户交出自己的隐私。

5 月尚在讨伐公开 ip 地址是否侵犯个人隐私的我们，已经开始对用户的 ip 也成为发布内容视角之一习以为常。但步步退让，究竟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是大多数时候都冗余的信息、纯粹的冒犯、以及可预见的沉默。当攻击的成本变得微乎其微，大多数人就会开始沉默。

今天再次分享 7 本关于隐私的书籍。如果我们真正在乎自己的隐私，就必须为定义它、保护它做出更积极的努力，重申隐私的边界，就是我们此刻需要做的事。

新闻报刊超出了礼义廉耻可以容忍的限度。传播流言蜚语不再是闲散无聊人士的消遣，而成为一种行业，被人们孜孜不倦又厚颜无耻地从事着。为了满足好色之徒的口味，与性有关的细节描写在各种日报版面上广为传播。为了让无所事事者心满意足，报纸连篇累牍地充斥着只有侵入家庭隐私才能获取的流言蜚语。文明的前行使人们的生活日渐紧张且复杂，适时地远离世事纷扰，极有必要。随着文化修养的提高，人们也对公共场合更为敏感，独处与隐私之于人更是必不可少。

但如今的新闻报刊和各类发明，侵害个人隐私，使人遭受精神上的痛苦与困扰，较之纯粹身体上的伤害，有过之而无不及。损害的发生，并不局限于那些成为新闻业或其他行业的话题而遭受痛苦的这类侵犯之上。在这一点上，正如在其他商业部门一样，供给创造着需求。每一批有失体面的流言，收获之后就成为更多流言滋生的种子，并且与其流传的范围成正比，这导致了社会标准和道德准则的下降。即使表面看来无害的流言，广泛持续传播也会成为强大的邪恶力量。它既让人舍本逐末，又令人堕落。它通过颠倒事务的相对重要性使得本末倒置，从而矮化贬损一个民族的思想及抱负。当流言蜚语受到报章青睐，占据可用于报道对社区具有真正意义的事务的版面时，无知轻率的人会轻重不分又有什么好奇怪呢。不难理解，人性中软弱的那一面从来不会使我们对邻居的不幸与脆弱真正感到气馁沮丧，基于此，没有人会惊奇流言蜚语占据了头脑的兴趣空间，而这里本可能容纳其他事务的。浅薄琐事能够立刻破坏思想的稳健和情感的细腻。在其毁灭性的影响力之下，不会有激情能够蓬勃发展，不会有慷慨的冲动能得以幸存。

纪录片《贝克汉姆》

如今，具有创造性的网络已然崩溃，因为那些美好、高难度、有个性的网站关闭了。便利性的承诺让大家关掉自己的个人网站——因为那需要持续的、辛苦的维护——改换成脸书网页和 Gmail 账号。所有权的表象让人容易搞错现实。很少有人在当下即明白，我们所分享的一切都将不再属于我们。以前电子商务公司因为找不到让我们有兴趣购买的产品而倒闭，其后继者现在找到可以贩售的新产品了。

“我们”就是那个新产品。

我们关注的事物、我们从事的活动、我们所在的地点、我们的欲望——我们揭露有关自己的一切，不论刻意还是非刻意，都受到监视并被暗中出卖，极力拖延随之而来的无可避免的侵犯感，因此我们大多数人直到现在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种监视持续受到积极的鼓励，甚至得到众多政府的资助，渴望由此获得大量的情报。除了登录和金融交易，21 世纪初期所有的在线通信几乎都没有加密，这表示在许多时候，政府甚至不必为了想要知道他们的客户在干什么而去找企业，他们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监视整个世界。

电影《蜂鸟计划》

我们开始探讨真正令人触目惊心的事情吧。儿童数据可能会引起违法、犯罪或其他心存恶念的成年人的注意，成为他们从事各种活动的目标。其中包括色情、身份盗用、暗中跟踪、拐卖儿童或其他形式的网络欺凌。下面将对具体情况加以简要讨论。从事色情产业的人员可能会利用与其毫无关系的孩童照片，通过修图软件制作儿童色情作品。因此，你在社交媒体上贴出的孩子照片可能会被盗用于各种犯罪活动只要那些邪恶的图像在那里，它们就会自行发酵，并且对你的孩子构成一辈子的威胁。儿童色情作品的幽灵不仅在淫窟里徘徊，还会出现在普通家庭里。我们要问：什么时候，21 世纪的日常生活中抓拍到的孩童裸照才会被纳入联邦法律对儿童色情作品的定义？提出这个问题，目的不是要扩大联邦司法的范围，针对父母、其他成年监护人提起刑事起诉，也不是为了指责那些不小心晒娃的家长在与孩子的爷爷奶奶视频通话时，拍到孩子从浴室跑出来，穿过起居室，或者通过协商在孩子卧室里安装了视频监控，于是孩子的影像无意中被他人看到。

我们不让孩子外出，但是通过数字技术，我们让外面的世界闯入我们的私密空间。我们让孩子们的个人数据随处漫游——无论这些数据是由我们生成的，还是在我们的协助下由孩子生成的。在孩子们探索人生的初始阶段，我们亲手将噩梦引入了家门。

数字时代，父母远非孩子们个人隐私的完美守护者。尽管如此，法律还是将隐私守护职责中最大的份额分配给了父母。这就像小说《动物农场》（Animal Farm）中发生的情形，当过多的动物都在为农场操心，履行这些职责就变得更为复杂。这凸显出大家共同面临的风险：没有哪个动物能够真正地掌控全局。问一问小说作者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他准会说：动物本来就不应该自己照顾农场。

电影《搏击俱乐部》

我们家里的许多日用物品中被嵌入了许多微小的、相对笨拙的、功能较弱的计算装置。但是这些小装置如果被连接在一起就可以从事具有令人吃惊的智能和灵活性的行为。很可能没有人需要这样一个智能家居系统，但是在你家中的许多日用物品都可以发出各种信息；这些信息可以被监控，从而使外人了解到你家中所发生的事情。人们在自己的家中活动通常不会留下太多的痕迹。那些想要窥探别人家中情况的人往往只能借助于诸如翻看垃圾桶等相对原始的手段。但是一台咖啡机如果能够向其他家用电器发送有关其本身使用情况的信号，它就有可能被窥探者用来了解你家在某一天煮了几杯咖啡。当这一有关你家庭生活的细节被与其他细节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非常准确地揭示你家中所发生的情况。因此你的咖啡机可能会被用作监视你的工具。

这些装置能够收集许多重要的、令人感兴趣的和真正有用的信息，因此它们的种类将会不断增加。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潜在危险的增加。未来的密探将不再是拿着望远镜和远距镜头照相机的邋遢男人。未来的密探将是咖啡机、床单和衣服。

并且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我们能够事先发现这些潜在的危险。如果一项技术能够在短期内为我们带来很大的好处的话，我们一般不会对它提出太多的质疑。让我们假设以下这样一种情况：政府要求所有的人都随身携带一种电子装置——这种装置会随时将有关我们行踪的数据发送给一个中央数据库并永久地保存在那里，而警察可以在几乎不受监督的情况下使用这些数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肯定都会提出强烈的抗议。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自愿地随时携带着这种装置——那就是我们的移动电话。我们一般都认为这种东西的好处大于我们为它所付出的代价——也许的确如此，但这仅仅是运气而已。社会并没有就如何防范这些装置被滥用的问题开展广泛的讨论。我们就像梦游一样走进了危险地区。

电影《头号玩家》

有关你私人生活的细节，一旦传播到互联网上，就可能变成永久的数字式包袱。例如，一篇刊登在《波士顿环球报》上的故事，讨论了一位名叫迈克的 34 岁的教授的困境。迈克少年时曾短期入狱。在狱中，他在专刊上写了几篇关于监狱的文章。现在这些文章回过头来纠缠他。任何时候有人上谷歌搜寻他的名字时就会被叫出来。迈克仍单身，这个谷歌包袱在几乎所有的约会中都跟随着他。在开始的前两次约会时，多数的女人开始质问迈克狱中的活动时间。当迈克解释道：“当你遇到某人……你不会说：‘我曾经有过外遇’，或者‘我一度因酒醉驾车被捕’，或者‘我在 1984 年的税金上动了手脚’。”即使人们不追问他的过去，迈克的数字式梗概仍然继续影响着他。每当对话期间出现尴尬的沉默时，迈克总是往最坏处想：“与其想：‘上星期我唐突失礼了吗？’或‘我侮辱了这个政党或那个信仰了吗？’我必须回忆 17 岁时发生了什么。”在一个例子中，迈克为了一个工作面谈了许多次，突然间，这位未来可能成为他雇主的人不再打电话给他了。“（迈克的）直觉：某人谷歌了他。”但最糟糕的是，他永远不会知道。迈克的问题并不在于过去让他感到羞愧或想逃避。反而是，他对于必须不断为自己辩护与解释他的过去感到忿忿不平。更糟的是，很少有机会让他解释。

创世以来，人们便不断谈论八卦，传递谣言，以及羞辱他人。这些社会实务现在移往互联网，并在那里呈现出新的规模。从地方小团体之中容易被忘记的耳语，一变而为永久性的人类生活的编年史。整个时代在一个极为不同的世界里成长，人们将从孩提时代便开始累积详细的记录，而且不论他们到何方去，这些东西将陪伴他们一生。在纳撒尼尔·霍桑的小说《红字》里，女主角海丝特·白兰被她新英格兰殖民地村民强迫穿上红字 A 以显示她通奸的罪过。互联网以数字的形式，把红字带了回来——人们过去的恶行难以抹灭的记录。

电影《搜索》

信任只在“知”与“不知”之间才有可能存在。信任意味着，在⾯对他者时，即使“不知”也要与对⽅建⽴⼀种肯定的关系。这能使⼈在⽋缺“知”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有所⾏动。如果我事先就知晓⼀切，那么信任就成了多余的。透明是⼀种消除了所有“不知”的状态。在透明盛⾏之地，便没有信任存在的空间。其实，⼈们应该说“透明破坏信任”， ⽽不是“透明创造信任”。恰恰于信任不在时，⼈们对“透明”的呼求声才愈发响亮。在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中，⼈们是不会执意要求透明的。透明社会是⼀个不信任的、怀疑的社会，由于信任⽇渐消失，社会便开始依赖监控。对透明的⼤声呼求恰恰表明，社会的道德基础已然脆弱不堪，真诚、正直等道德价值越来越失去其意义。作为⼀项新的社会命令，透明正在取代⽇渐式微的道德审查机构。

透明社会完全遵循效绩社会的逻辑。功能主体摆脱了会逼迫他⼯作、对他进⾏剥削的外部统治机构，他成为⾃⼰的主⼈和经营者。然⽽，统治机构的废除并未导致真正的⾃由和解放，因为功能主体开始⾃我剥削。剥削者同时也是被剥削者，作案⼈与受害者合⼆为⼀。⾃我剥削⽐外来剥削效率更⾼，因为它伴随着⼀种⾃由之感。功能主体听命于⼀种⾃由意志的、⾃我⽣成的约束。这种⾃由辩证法也是监控社会的基础。

电影《少数派报告》

当一个人通过在公众面前展示形象建立自我身份时，必然会导致某些东西的丧失、某些自我身份的核心成分被稀释，以及某种权威感或隐秘感就此瓦解。人们似乎习惯将“不被看见”与“藏起来”画上等号，但事实果真如此吗？现在不但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是我们重新评估低调生活能带来哪些益处的良好时机。在当今时代的滚滚洪流中，我们还可以试图寻找一些避免持续曝光的方法，并重新审视“不被看见”“不被发现”或“被人忽略”等状态的价值所在。有没有可能“不被看见”并非简单地等同于“逃避现实“，而其本身就是一种有意义、有力量的条件呢？主动选择“不被看见”或许标志着一种从容不迫，昭示着源于内心的安全感。避免成为焦点的渴望，并非充满自负意味的自我孤立，也不是毫无意义的随波逐流，而是为了能维持自我身份、保护自我所有物、坚持自主并且维护话语权所做出的努力。它不是要我们逃避数字世界，而是希望我们在持续曝光的生活方式之外寻找某种真实的替代方式。它不是不假思索的抹杀，而是具有思想深度的觉察。这种“大隐隐于世”的生活方式，既不可耻，也不会让我们无功而返，这是一种适应当前瞬息万变的社会、文化及环境的必要之举。人类的努力可以是内在的、私人的、独立的。这种潜藏于心灵深处的态度不仅不会使我们感到痛苦，反而会让我们受益。

编辑：麦记、一颗饭、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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