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冲突，美国名校成“战场”

据参考消息10月29日转载西班牙《国家报》网站报道，眼下巴以冲突已使美国一些久负盛名的大学变成了战场，思想流派变成了武器，质疑之声也越来越响亮。校园里充斥着被社交媒体放大了的抗议、宣言和责难之声。紧张局势升级为威胁，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袭击。

发生在美国大学校园的这场意外冲突，自美国学生反对越战和伊拉克战争以来闻所未闻。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数周。

美国大学历史上最为悠久、最具代表性的两张校报《哈佛深红报》和《哥伦比亚每日观察家报》的最新报道，仍在反映着这种冲突。《哈佛深红报》刊登了肯尼迪学院颁布讨论巴以冲突的教师指南的消息，《哥伦比亚每日观察家报》发表了犹太人组织《致亲爱的哥伦比亚犹太人同胞》的公开信。

但对立不仅发生在学生之间，随着冲突在美国高校蔓延，许多大学金主、政界人士也纷纷站队表态。

校内对立，金主施压

哈佛大学是这次美国大学校园冲突的发源地之一。当地时间10月9日，哈佛大学一个由34名学生组成的“哈佛巴勒斯坦团结组织”发表了一份声明，称加沙地带数百万巴勒斯坦人“被迫生活在露天监狱中”，以色列政府“对所有当前正在发生的暴力事件负有全部责任”。

这一声明立刻引发有权势的哈佛校友的反击。知名对冲基金经理、潘兴广场资本管理公司创始人比尔·阿克曼要求校方公布这些社团中的学生姓名，“以免他们被华尔街聘用后才被发现”。随后多名美国金融业、企业界大佬声明永不雇佣这些联署学生。

哈佛大学校长克劳丁·盖伊顶住压力拒绝披露签名学生名单后，相关学生的个人信息被公布在了网上，哈佛校园还出现了一辆名为“DOXXING”(人肉搜索)的卡车，公开宣传这些信息。事态向暴力化演变。

在哥伦比亚大学，因政治和历史学教授马萨德称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攻击是“惊人的胜利”，6万人联署请愿要求将其解雇。而一名以色列学生也遭到棍棒袭击。目前，曾给哥大捐款超过5000万美元的对冲基金亿万富翁莱昂·库珀曼宣布停止向哥大捐款。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仅仅因为校方对巴以冲突态度谨慎，加之上个月举办了巴勒斯坦写作文学节，雅诗兰黛化妆品公司继承人之一罗纳德·劳德、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罗文等主要捐赠者就号召其他宾大校友“合上支票本”，直到学校校长和董事会主席辞职。

而美国亨茨曼基金会已宣布将切断对宾大的一切经济资助，该基金会的CEO是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他在信中说：“沉默和中立，就是反犹太主义”。

在纽约大学，因“学生律师协会”主席宣称“以色列应对这重大生命牺牲负有全部责任”，知名律所温斯顿-史特拉恩法律公司撤回提供给该校学生的工作机会。

类似校内对立、金主施压的情况，在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南加州大学都有发生。

美国大学的“左翼传统”

美国名校金主威胁停止捐助并不奇怪，因为他们多是犹太裔富豪。而部分学生支持巴勒斯坦也不奇怪，美国大学长期以来就有“左翼传统”。

美国“左翼传统”深受时代影响。上世纪50年代“垮掉的一代”、古巴革命、欧洲左派思潮都曾影响到美国大学。

1960年2月1日，北卡罗来纳学院的四名黑人学生的午餐静坐示威，更是成为美国大学“左翼传统”出现的标志性事件。

这些大学新左派积极参加社会运动，比如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平队”、反战运动等等。

不少年轻人视当时的古巴、北越为正义之所。还有一些年轻人视美国中产阶级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是改造他们的阴谋，用过激手段进行反抗，发展出了与美国主流文化完全对立的文化——“反主流文化”，这些人就是“嬉皮士”或“鲜花之子”（Flower Children）。

美国大学的“左翼风潮”原本非常离散，主要是“反主流”，但在平权运动、反越战等大背景下，一些理论界对美国社会的分析、反思和批判，让美国大学的“左翼倾向”形成了传统。

这批理论界的代表人物有马尔库塞、米尔斯、诺曼·梅勒等人。新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等随后在美国大学大行其道，让美国大学的“反主流文化”得以理论化。

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正值巴以冲突表现为多场中东战争之时，美国大学的“新左派”自然而然地反对美国支持以色列，反对以色列吞并巴勒斯坦、约旦领土。

美国大学的“左翼风潮”在上世纪80年代里根主义兴起后凋落，不少代表性人物转而支持里根，但左翼倾向一直保持到了现在。比如，许多美国学生倾向民主党，更强烈支持民主党进步派的桑德斯。

不过，在美国大学的“左翼风潮”凋零多年后，却因巴以冲突出现了1968年反越战、2007年反对伊拉克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对立，令人深思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资料图：2020年3月3日，在美国埃塞克斯章克申，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发表讲话。图/新华社

“身份政治”助长美国校园冲突

我们可以看到，与当年美国大学 “左翼风潮”兴起时相比，如今的美国大学在多个方面都有了巨大变化。

一方面是“身份政治”兴起。当下在美国大学里的社会共识鉴别，反主流或不反主流不再像过去那样成为主要标准，现在更强调的是族群、性别、性取向等方面是否认同。

而现在美国人口的族裔比例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拉美裔、非洲裔、亚裔比例上升，非拉美裔白人比例下降。这不仅导致族群认同进一步上升，而且挑战了一贯由非拉美裔白人（包括犹太人）主导的价值观。

“身份政治”兴起，过去没有主导权的族裔要话语权，过去有主导权的要守话语权，这加大了美国大学内的潜在冲突。

另一方面，美国政治极化又强化了“身份政治”。共和党从非拉美裔白人中找选票，民主党从少数族裔中找选票，两党的操弄和对立助长了美国不同族群的对立，也传导到了校园里。

在一定程度上，目前美国大学里的这场“战争”，具体而言是巴以冲突这个百年话题所引发的。而更深层的原因，恐怕是多年来越来越严重的身份政治早已埋下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