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加沙：超8000人死亡背后，一个普通人面对的是什么？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无处可逃
“对不起，过去24小时里我们经历了很多事。电只来了30分钟，我们家有30个人，都靠这一个电池。日落时分，天快要黑了，以色列轰炸了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邻居）的家。朋友和丈夫、孩子去了医院，逃过一劫，但她的妈妈和妹妹都死了，丈夫的父亲也死了。那个妹妹才17岁，刚刚通过巴勒斯坦高考，她特别聪明，以后想做一个医生。”
失联24小时后，阿伊莎·沙克法（Aisha Shaqfa）终于在当地时间10月23日傍晚给本刊记者发来消息。30岁的阿伊莎是巴勒斯坦人，与家人一起居住在加沙南部的拉法市。她的情绪低落，为刚刚死去的邻居悲伤，为幸存的朋友担忧，也为自己一家人没有水和面包而焦虑。为了转移注意力，阿伊莎和记者聊了半个小时关于摄影展、爱情和伴侣后，情绪刚刚有些放松，气氛又陡然变了。
“就在刚刚！又一次空袭！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处境！就连这种（轻松的）时刻都要被毁掉！大家都很害怕，刚才那次空袭很厉害！”
从阿伊莎家起居室的窗口向外望，邻居家的房子被炸毁。（Aisha 供图）
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20天。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军事行动，向以色列发射了几千枚火箭弹，哈马斯武装人员还在边境一场音乐节上杀害了270人。以色列随即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对加沙地带发起代号“铁剑”的猛烈攻击，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在一份简短的电视声明中称：“将动用其全部力量摧毁哈马斯，我们将打击到底。”
以色列的轰炸从10月7日开始。和以往不同，这次战争的轰炸密集、猛烈、随机，让人毫无准备。一位生活在加沙城的记者萨娜·卡玛勒（Sanaa Kamal）告诉本刊，10月7日开始的三天里，“我们一直在承受以色列的持续轰炸，几百次轰炸。第一天轰炸时我出去做报道，当我回到自己的街区时，我们的街区几乎完全被毁掉了！那是一个很漂亮的街区，有国际组织、国际机构的办公室，还住了很多上班族、记者和工程师。这里没有武装分子，为什么要炸我们这里”。阿伊莎还目睹了一种名为“火带”的新方式，可以同时轰炸同一社区的几栋房屋，仅一次空袭，就足以摧毁整个街区。
炮火之下，许多人被迫离开家，试图寻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今年40岁的海塔姆（Haitham）是一位在公益组织工作的农业工程师，战争爆发以来，他已经被迫迁移了两次。海塔姆和家人原本住在加沙北部的街区，10月10日那天，他接到以色列国防军的撤离警告电话，“轰炸和导弹正在接近我们，传来的声音非常恐怖”。海塔姆和家人收拾了最重要的物品，还带着一袋药品，转移到加沙城里的祖父家。那里没有电、水、网络，他们只能买到少量食品，满足孩子和老人的需要。
只住了两个晚上，海塔姆又不得不离开这里。10月13日，以色列军方发表声明，要求加沙北部约110万居民在24小时内全面撤离到南部，因为他们即将发动“重大军事行动”——这被认为是强烈的地面进攻即将到来的信号。
海塔姆和家人只好继续往南边走，这一次，转移的人里增加了他的父亲、兄弟一家，共13个人。一路上，看不见尽头的车辆队伍从北向南行驶，车辆的顶部堆满了床上用品和床垫，路上还有背着行李打算搭车的行人、后车厢挤满人的大卡车。他们来到南部汗尤尼斯的亲戚家，这里已经接收了一个流离失所的家庭——这是如今大多数加沙家庭的常态。阿伊莎的家里接纳了来自北部的哥哥、姐姐两家人，原本只住4人的房子挤进30个人。
然而，加沙南部也无法真正远离炮火。海塔姆告诉本刊，10月24日那天，“汗尤尼斯的爆炸持续了一夜，有一条‘火带’，我们不知道爆炸具体发生在哪里”。同样在24日，阿伊莎住在南部的表姐一家人因为空袭全部遇难，“以色列的炸弹还没用完吗？不是说南部是安全的吗？他们炸掉的一栋房子里有几十个人”。
“加沙已经没有安全的地方了。人们迷失了方向，他们只是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会更安全。”32岁的加沙摄影记者罗斯迪·萨拉杰（Roshdi Sarraj）告诉本刊，在一次外出拍摄时，他目睹了一支疏散人员的车队遭到空袭，造成至少70人死亡。战争刚开始时，萨拉杰位于加沙城中心的公寓就被摧毁了，但他和妻子、1岁的女儿并没有离开，只是住到另一个街区。“我和家人决定留下来。只要以色列还在攻击，就没有地方可以幸免。”
一部分惊恐的人们躲进医院里，希望可以躲避轰炸。“医院是国际人道法规定的特别受保护设施，任何病人都不应该在医院病床上被杀害，任何医生都不应该在试图拯救他人的同时失去生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公共关系干事克里斯多夫·汉格（Christoph Hanger）告诉本刊，在加沙，他们的团队看到“数千人无处可去，正在医院寻求庇护，就睡在医院的楼梯间里，即使建筑物的墙壁因为爆炸而不断摇晃”。但在10月17日夜间，这种“最后的底线”也被击穿——自称“最动乱地区的和平天堂”的阿赫利医院遭到轰炸，造成约500人死亡，其中包括儿童、医生。
物资短缺
接受采访的那几天里，萨拉杰的周围总是一片嘈杂，人的呼喊声、汽车的轰鸣声、机器运转声常常淹没他的谈话。萨拉杰解释，他正在加沙城一座医院旁边拍摄新闻照片，看到伤者源源不断地被送过来，“医院的情况是灾难性的。（病人）数量增加如此之快，医院没有足够的床位和医生，也没有燃料和医疗用品来提供服务。医生告诉我们，他们试图在医院走廊里进行手术，因为实在没有足够的空间了。”加沙地区一位卫生部官员称，医院太平间已满，甚至需要用冰淇淋车来存放尸体。
医疗系统已经濒临崩溃。加沙城医院的医生尼达尔·阿贝德（Nidal Abed）在美联社采访中说，由于缺乏干净的水、发电机燃料和必要药品，他只能用“找到的任何东西凑合”：用衣服做绷带，包住大面积烧伤处；用商店里买来的食用醋做消毒剂；用缝衣针做手术针。由于没有足够的抗生素，他无法为严重细菌感染的患者提供完整的治疗，只能开一些药片。更大的问题是，电力紧缺之下，一些医院的灯已经熄灭。在南部城市汗尤尼斯的纳赛尔医院，甚至只能由护士和助理将手机举在手术台上，用手电筒帮助外科医生做手术。
不只医院，整个加沙地带的水、电和生活物品都在全面告急。10月7日，以色列能源部长宣布，已签署命令要求以色列电力公司切断对加沙地带的电力供应。
巴勒斯坦人在排队购物。战争爆发后，以色列当局切断了对加沙的电力供应，禁止货物出入加沙（视觉中国供图）
从2007年哈马斯武力控制加沙地带以来，以色列封锁加沙地带，货物、燃料进出加沙都必须通过以色列的检查站。和平时期，加沙50%的电力由以色列提供；加沙拥有一座柴油发电厂，占供电量的25%，其余电力通过各种屋顶太阳能光伏板和私人柴油发电机产生。而电力直接影响供水，加沙地带的水务部门表示，该地区三分之一的饮用水依赖以色列提供，其他水源包括地中海的海水和地下含水层，经过海水淡化厂和处理站进行去污后食用。没有足够的燃料和电力，加沙就无法得到干净的水。
即使没有战争，加沙的供电和供水情况仍然糟糕，艰难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平衡”。萨拉杰回忆，大部分加沙居民每天最多能从主电网获得6～8个小时的电力供应，其他时间只能“各凭本事”。用水情况更是糟糕，很多地区的居民甚至无法从水龙头里得到干净的水，“这直接让他们患上各种疾病”。战争爆发后，幸运的人们每天能有两三个小时的供电，否则是长达好几天的断电。海塔姆曾发来一张照片，一个插排上插满了十几个充电器，这是家里偶尔来电时的情况。在本刊的采访中，身在加沙的采访对象只能断断续续回复消息，随后就是漫长的“失联”，因为网络也时有时无。
每天，加沙人要操心的事情是如何获得干净的水和食物。23岁的哈立德·阿莱曼（Khaled Rahman）躲在加沙南部的亲戚家里，和17个人生活在一起，他告诉本刊，水龙头几乎干涸，每天能流出的微弱水流不超过30分钟，他们只能到离家三公里的一个教堂里领取救援组织提供的干净的水，因为商店早已断货。“每天我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弟弟把厨房里五个瓶子挂在身上，去教堂排队。不管我多早到那里，都有好多人在排队。”哈立德说，家里的水由几位女性长辈分配，每人每天只能分得一小杯，“我们不敢喝光所有的水，万一明天没有了呢？洗澡、冲厕所更是困难了。好在我们喝水太少，也不太上厕所。至于食物，那是我的父亲和叔叔负责排队的事。”
各方斡旋下，以色列终于同意让部分物资从埃及一侧的拉法口岸进入加沙。以色列媒体称，截至当地时间10月26日，共有2批、共计74辆运送水、食品、药品的卡车向加沙地带运送物资。这只是杯水车薪，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加沙地带每天需要100辆人道主义援助卡车。克里斯多夫告诉本刊，红十字会已经为加沙调动了60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但“需要一个更可持续的解决方案，让援助持续进入加沙，否则我们将目睹更多的伤亡、痛苦，更可怕的场景”。
“希望”破灭
在描述糟糕的战况时，不止一位采访对象向本刊记者强调，“巴勒斯坦人的苦难不是10月7号才开始的”。从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建国，加沙地带就开始了长达75年的“悲剧”。
出生于1965年的加沙人马哈茂德·达赫尔（Mahmoud Daher）经历过三次中东战争、几次加沙战争和无数次小规模武装冲突。达赫尔的父亲是加沙本地人，母亲一家来自内盖夫沙漠中部城市（现以色列南部城市贝尔谢巴），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母亲生活的村庄人民被以军驱逐，一家人逃到了加沙。在达赫尔58岁的人生里，对加沙的记忆是一串数字，都是战争和轰炸频发的年份：1997、1998、2000、2005、2009、2012、2014……至今，达赫尔还能记得自己两岁时跟着父母四处躲避以军空袭的场景，但他印象最深的还是2014年加沙战争期间，一枚来自以色列的炮弹击中海滩，杀死了四个正在海边嬉戏的小男孩。
“再没有哪里的海滩比加沙更美，人们在这里奔跑、晒太阳。”采访中，萨拉杰多次提起加沙的海滩，这是加沙人民少有的娱乐场所，中国摄影师李亚楠2019年到访加沙时，看到夜幕降临后，加沙人的帐篷如雨后春笋般在海滩上搭起。不过，这片海滩也曾在以色列的严格管理之下——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签订之前，以色列对海滩实施宵禁，每天晚6点至次日早6点钟，任何人不得进入。
2007年，以色列封锁加沙，不仅在北部和东部设置了由混凝土隔离带、缓冲区、暸望塔和重兵把守的边界，海上也仅允许渔民在6～15海里的范围内捕鱼。电力供应不足、轰炸频繁、建筑材料输入受限，加沙当地无法发展大型工业，而最肥沃的农田也位于边境禁区，农民无法耕作。加沙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约旦河西岸地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2022年，加沙年均失业率达39%，青年和女性失业率超过67%。
“在加沙，死亡像呼吸一样平常。”中国战地记者周轶君在2002年至2004年常驻加沙，见到了加沙人与以色列军方之间的暴力循环：激进分子发射火箭弹或发起自杀式袭击，而以色列用轰炸、推土机推平加沙房屋的方式作为报复；在巴勒斯坦人民的葬礼上，民众情绪激愤，又会开启下一轮循环，而发起袭击的不少人都目睹过亲人被杀害。周轶君告诉本刊，以军常常试图定点清除躲在居民楼里的哈马斯成员，这很容易误伤普通人，“我租房时，也会让保安帮我留意楼里新搬来的人，可别是一个哈马斯的高官”。在《中东死生门》一书中，周轶君也曾提到，哈马斯在加沙并非没有争议，但因其在加沙承担了许多社区运营责任，即便视哈马斯为动荡之源的巴勒斯坦人，也对其感情复杂，或是不敢公开批评、怕招惹哈马斯。
不过，2014年加沙战争过后，除了2018年、2021年两次局势升级外，加沙地带出现了罕见的短暂“平静”。哈马斯与以色列间的小规模交火不断，但没有出现大规模战争。外界认为，随着世界主要力量的战略改变，巴以问题被国际社会边缘化，尤其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中东热点从巴以问题转移到伊朗与沙特的大国对抗。在周轶君看来，虽然这意味着巴以和平进程停滞不前，但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并不算太糟糕，“政治解决没希望了，至少日子是平静的吧”。
人们在夹缝中得到一点喘息的机会，开始对未来有了规划和期待。阿伊莎就是在这样的“平静”中回到加沙的。她曾拿着奖学金在土耳其留学，但在2021年2月选择回到加沙的家人身边。回国两年半，她做过兼职英语教师、为国际公司提供英语演讲培训、为加沙私营企业做调研。10月11日，阿伊莎的一位学生发来信息：“老师，今天夜里12点后可能就没网了，如果这是我给你发的最后一条消息，我想告诉你，你真的很棒。”收到这条消息，阿伊莎开心起来，“我认为我做老师还蛮成功的”。
她还在今年9月参加了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UNRWA）的英语翻译岗位考试。UNRWA是加沙仅次于哈马斯的第二大雇主，在教育、医疗、援助和行政等分支机构里雇用了1万多名加沙人，是加沙人“挤破头”也要争取的理想工作。阿伊莎和另外50个人竞争一个岗位，她的笔试成绩不错，战争爆发之前，她一直在等待面试邀请。
哈立德也在2023年初回到了加沙。他在大学里一直学的是教育学和青少年心理学，希望能为加沙的教育做点贡献。“巴勒斯坦人很聪明，也很重视教育。但在加沙，孩子们的教育很容易中断，有时是因为建立和运营学校的国际组织资金不足，有时是一次轰炸毁掉了学校。我能做的不多，可以当一名老师，在特殊情况下把孩子集中在一起上简单的课。否则一旦离开学校，他们就很难再回去。”
另一位24岁的加沙女生玛拉姆·萨拉赫（Maram Salah）在今年春天创办了自己的小公司——一家人才库，帮助加沙年轻人匹配到国际企业。这种灵感来自玛拉姆自己的经历。在加沙一所商学院读书时，她曾为本地一家数字营销机构免费打工，毕业后成功找到了一家沙特企业的远程兼职工作。她发现这是一条可行之路，“现在许多加沙毕业生会参加代码、网页设计、市场营销的在线培训，找远程工作”。她的公司已经帮助10名加沙人找到了沙特、阿联酋、英国和约旦河西岸的远程工作。通过薪资抽成，她想让自己的项目逐步运转起来、实现盈利。
但战争打破了这一切希望。人们被无止境的死亡恐惧包裹着，无暇思考可能拥有的未来。10月21日，阿伊莎带着哭腔给本刊记者发了语音：“我还活着，但现在每天的生活是一家人为了喝水、冲厕所和洗澡而到处找水。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我的事业理想怎么办？”又过了3天，阿伊莎已经没有心思关心自己遥遥无期的面试，“如果再不停火，我可能会因为思虑过度而死去。我们能活下去吗，会死吗？会被炸成碎片还是留个完整的？会和家人一起死，还是留几个人面对剩下的人生？如果我们家被炸了，会被掩埋在废墟下3天都没人来找我们吗？”
加沙居民徒手挖掘废墟里的遇难者。（Haitham 供图）
而玛拉姆在今年9月得到奖学金前往爱尔兰攻读硕士。战争爆发，她和家人失联了9天，终于在10月16日重新取得了联系，“我感到无助，只能尽我所能与他们保持联系。以色列炸毁了加沙唯一的电信设施，切断了人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还炸了我们的家、杀了我的猫。9天的折磨，我以为我失去了家人！（今天）我们联系了40秒，听到我妈妈崩溃的声音，告诉我他们还活着”。
离开，还是留下
不太了解加沙的人很容易发出疑问：为什么不离开加沙？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忍受折磨？
一个直接的现实原因是，人们很难逃离。加沙地带被国际人权组织称为“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监狱”，从2007年被以色列封锁之后，除非获得以色列颁发的出境许可证，否则巴勒斯坦人被禁止离开加沙。原则上，以色列允许以下几类人离开：医疗和人道主义参与者；获得奖学金出国留学的学生；具有以色列公民身份的个人；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外交官和外国新闻界人士。
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个流程漫长、烦琐，常常会毫无理由地被拒绝。哈立德将其描述成“一场折磨”，他曾经在2021年前往欧洲留学，花了五个月时间才最终获批。他带着入学通知、奖学金证明等材料前往民政大楼提出申请。“那里人好多，每个人都有迫切需要离开的理由，和工作人员大声述说自己的苦难：病痛，或是在西岸的亲人即将去世。”哈立德等了三个月也没有得到回复，此时距离开学只剩一个月。他给大学发邮件请求帮助，“但我也无法清楚说明离开加沙的审批是如何运作的，这个过程并不透明”。学校愿意帮助他，但结果如何“取决于运气”，幸运的是，哈立德最终离开了加沙，只是延迟了一个月报到。
拿到批准后，经由以色列的埃雷兹检查站出境又是漫长的过程。周轶君曾经见过前往以色列打工的加沙人是如何过境的：凌晨四五点，他们从家里花十几分钟赶到检查站排队，然后开始长达两三个小时的等待，等待被盘问、检查。如果边境发生了冲突，或是以方认为“有危险”，等待时间可能延长到五个小时，甚至临时关闭检查站，不再允许通行。
离开加沙的人像闯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原来人们可以自由地用水、用电、看电影，可以和各国的人交流。”在欧洲留学时，哈立德慢慢学会放心地接听手机，“不用担心这是不是轰炸警告”。2019年，因为工作调动，达赫尔和妻子迁居土耳其。刚离开加沙不久，达赫尔每次旅行前都担心自己是否需要提前4小时去机场，然后才反应过来，这里不再需要花3个小时通过检查站。“在土耳其，我第一次开车17个小时、1000多公里！这是我一生中从未做过的事！在加沙，我能开的最远距离就是40公里。我被封闭了太久，请你想象一个离开监狱、走向自由的人的感觉；我从笼子里走出去，环顾四周，看到了笼子之外的空间。而这不光是我自己的生活，这是加沙200多万人民的生活：要么逃离并得到自由，要么在监狱里慢慢地死去。”
也有人主动选择留下来。摄影记者萨拉杰出生在英国，当时，他的父母正在英国留学，学业结束后带着年幼的萨拉杰一起回到加沙。“我永远不会离开加沙。许多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是从别的地方被驱赶过来的，我们本来就是自己土地上的难民，还要继续流浪吗？如果有人占领了你的土地，你就要继续反抗直到重获自由。”萨拉杰告诉本刊，身边有许多朋友曾经试图离开加沙，到别的国家定居，最后还是回到这里，“他们回来后说，没有哪个地方像自己的家园一样，有这么美的海滩”。
在加沙，萨拉杰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在媒体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工作了十多年，如今是一家媒体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被许多国际媒体称为“中东的眼睛”，向世界报道中东尤其是加沙局势。10月17日，萨拉杰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超过12名记者被杀，由于爆炸以及电力和互联网中断，加沙缺乏媒体关注。然而，我们仍在努力报道，以便世界能够看到以色列在加沙的罪行。”萨拉杰告诉本刊，他曾经报道过2012年、2015年和2021年发生在加沙的战争，这一次是“最糟糕的一次，他们攻击加沙的每一个平民，占领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家庭”。
萨拉杰在轰炸过后的现场做报道。（图｜Roshdi Sarraj社交媒体）
战争开始以后，萨拉杰始终留在被轰炸的街区、医院等各个地方，还帮忙徒手从废墟下挖出被掩埋的伤者。因为网络和电力限制，萨拉杰每天只会回复一次消息。10月22日，在一所嘈杂的医院里，萨拉杰发来消息告诉本刊，在这次战争中，他失去了一位同事，一位只有21岁、非常专业的摄影记者，“他有非常灿烂的笑脸和美丽的灵魂，梦想成为一名报道世界各地新闻的国际记者。当时，他戴着头盔、身穿印着‘记者’的服装在现场报道，轰炸就这样发生了。还有两位同事失踪，我们至今不知道他们是否活着”。
发完这条消息后，萨拉杰再也没有“已读”消息。也是在那一天，以色列轰炸了萨拉杰家所在的街区，他在这次袭击中丧生，成为第19名遇难的巴勒斯坦记者。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3年第45期，感谢周轶君、李亚楠为本文采访提供的帮助；实习记者覃思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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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空豆/ 审核：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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