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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围绕桑德拉究竟是否杀害丈夫的辩论而展开。电影以极具悬疑感的死亡开篇，之后迅速转向了法庭之上的控辩。之所以是“辩论”而不是“探究”，是因为电影所呈现的并非寻找真相、匡扶正义，而是以一桩死亡精准地剖开婚姻，拆解出当代人亲密关系最底层的隐秘真相。

白雪皑皑、人迹罕至的山中小屋，营造的并非悬疑故事中的“暴风雪山庄”，而是以物理上对于人际关系的隔绝，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孤岛”。在这座孤岛里，社会关系被尽可能地屏蔽，主人公所面对的核心问题是自我与亲密关系之间的挣扎与博弈。正如导演茹斯汀·特里叶在领奖时说，这是她拍过的最私密、亲密的电影。

《坠楼死亡的剖析》剧照

当关于坠楼案件的直接证据都无法提供有力的证明时，这座小屋中的生活细节作为间接证据，被一点一点呈现、放大、审视、拆解。在法庭上你来我往的辩论中，逐渐勾勒出桑德拉与塞缪尔的摇摇欲坠的婚姻生活。

一家人之所以会从伦敦来到阿尔卑斯山中这座小屋里生活，是因为儿子丹尼尔的视力问题需要付出昂贵的医药费，让这个家庭不堪重负，而造成丹尼尔几乎失明的是塞缪尔的一次疏忽。因此他倍感愧疚，自此在照顾家庭上付出了全部的时间与精力。巧合的是，桑德拉与塞缪尔的职业都是作家，作为妻子的桑德拉是更为成功的那一个，是家中主要的经济来源，于是塞缪尔来照顾家庭显得更加顺理成章。

影片中最华彩的段落是法庭上播放的桑德拉与塞缪尔争吵的录音，这是塞缪尔作为失语的死者唯一一次正面表达自己的想法与诉求。他的痛苦主要来源于自己的生活全盘围绕着家庭与孩子，让他无暇去创作，自己事业停滞。桑德拉却冷静地指出，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没有人逼迫你这样做。而对于桑德拉来说，来到这个丈夫从小生活的，自己人生地不熟且语言不通的小镇生活也是她在婚姻中的妥协。

当我们默认婚姻关系中应当在妥协与付出的基础上搭建，也默认了伤害与痛苦的合理性。每一次基于“爱”的让步，都成为了积累“恨”的痛苦来源。最亲密的夫妻关系里，往往也存在着最深刻的怨怼。

电影里践行着现代的刑侦案件中存在着一条看似荒唐又逻辑合辙的规则：如果夫妻中的一方非正常死亡，另一方就会成为嫌疑最大的人。

过去的婚姻是父权制基础上的经济制度，男性占据主导地位，提供经济支持，而女性作为依附者，提供家务劳动、生育价值与情绪价值，二者之间存在着上下分明的权力关系。而现代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在地位上实现了平等，但婚姻中的权力关系却无法规避，比如掌握经济来源的那个人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相比于打拼事业，在家庭中的付出往往不可积累，无法提升。

自我实现的需要，情绪价值的索取，家庭劳动的责任与义务……婚姻关系中的权力争夺变得更加隐秘、琐碎和复杂，可能淹没在无数次没有被记录下来的争吵中。当这种争执被直白地呈现在法庭上时，才让人意识到这并非一家的对错，而是婚姻关系必然导向的境遇，非黑即白的对错判定显得无能为力。

《坠楼死亡的剖析》无疑是一部从女性视角去剖析制度与婚姻的作品，但并没有塑造“弱势”女性，相反的，在家庭关系里，桑德拉和塞缪尔呈现出完全的性别置换。

除了桑德拉赚钱养家，塞缪尔照顾家庭的分工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两个人的关系中，桑德拉更加冷静、强大、理智，甚至她也是有更多的性需求并且出轨的那个，而塞缪尔则表现出被家庭责任剥夺了自我，更加敏感和脆弱。

这种创作方式一定程度上受到法国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相比于保护和扶植弱者，他们更倾向于抹去先天的性别差异，试图构建一种社会层面上的平等。正如西蒙波娃说所说，“女人是处境造成的，而不是先天造成的。”在这个家庭中，塞缪尔在愧疚与挫败中挣扎，被塑造成了传统家庭关系中的“女性”。

身份关系的倒转让人去重新审视婚姻关系，也让人意识到，这些让塞缪尔濒临崩溃的痛苦，事实上是更多处于婚姻关系中的女性正在面对的。她们为了家庭而停滞事业被视为理所应当，想要发展事业更有可能得到的是打击和阻挠，而如果由于自身疏忽让孩子受伤，一个母亲将遭遇的指责更是难以想象。

但《坠楼死亡的剖析》并不止于反过来凝视男性，当桑德拉与塞缪尔的关系被置放在法庭上，正因为桑德拉有着传统男性的性格与行为，她的出现对于仍然被父权所笼罩的公共领域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挑战。

在争吵中塞缪尔控诉桑德拉的“罪行”，比如她窃取了自己的故事写作出版，以及她曾经出轨一名女性。从桑德拉的反应来看，前者是塞缪尔先放弃创作，她征得了同意之后借用塞缪尔的创意重新创作，后者是由于塞缪尔在丹尼尔出意外之后无法再与桑德拉发生性关系，在事后桑德拉也坦诚相告。

桑德拉不仅被审判杀人嫌疑，她作为妻子、母亲和作家的一切都被无限放大，置于审判台上。

事业上的成功，对于家庭事务的参与度，以及双性恋的身份，都成为了桑德拉在法庭上被攻击、羞辱，以及指认成杀人犯的证据。在传统家庭关系中男性习以为常的行为和无伤大雅的错误，成为了桑德拉的致命弱点。在法庭上，检察官预设了桑德拉是一个恼羞成怒的凶手，一次又一次引诱证人说出指正桑德拉的证词。

特里叶在为电影进行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即使在2023年，至少在法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女性本应与男性享有平等的地位，但生活选择，比如选择某个职业，或性开放，仍然会受到负面评价。

当女性通过自己的能力获得了家庭范围里的平等，但社会层面，女性的成功、强势和欲望，依然不被认可。正因如此，比起塑造一个传统故事中遭受压迫的可怜的女性，桑德拉的存在与抗争，具有更进步的意义。她直观地揭示了表面平等之下系统性的偏见与压迫：即使女性将自己完全塑造为社会意义上的“男性”，但社会强行将她放置在“女性”语境中时，她仍然无处可逃。

《坠楼死亡的剖析》结束于桑德拉被宣判无罪，但这并不是一场痛快淋漓的胜利。自始至终，都没有决定性的证据，来佐证桑德拉是否杀害了塞缪尔。

桑德拉第一次对辩护律师说我没有杀人，而律师直接回答她：“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们需要充分地了解塞缪尔的性格和经历过的事，从而给出一套天衣无缝的说辞，让人相信塞缪尔是自杀。

当庭审还未尘埃落定，媒体已经在大肆报道和解读，电视中播放的节目里，主持人一语道破了真相，“他是怎么死的并不重要，事实上一个作家杀了丈夫的想法，远比一个教师的自杀更加引人入胜。”每一个关注真相的人，实际上聚焦的都并不是真相本身。

看护人与丹尼尔的对话揭示了审判的本质：“当我们缺少证据去评判一件事时，我们能做的就是决定。”

在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下，法庭具有很强的“表演性”。在缺少决定证据的情况下，桑德拉是否有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庭上的人们如何看待她这个人。正因如此，她的私生活才在法庭上被不断地揭露和审判。

但事实上，道德审判是一种意识形态暴力，没有人的生活细节经得起有罪推定的解读。

面对一份本应成为确凿证据的录音，控辩双方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解读，录音内容被虚构成了完全不同的故事。法庭上就像一出“罗生门”，并不存在黑白两方，双方都在为了自己的私心而辩护。桑德拉为了脱罪而隐瞒了手臂淤青背后的争吵，丹尼尔为了不失去母亲而谎称塞缪尔坠楼之前父母没有冲突，检察官为了胜诉抓住一切机会攻击桑德拉，而塞缪尔的心理医生为了保持自己患者零自杀的记录，轻易地断言塞缪尔没有自杀的倾向。

检查官在法庭上朗读桑德拉小说中作家杀死丈夫的情节作为她杀害丈夫的证据，这个情节显得荒唐而离奇。特里叶却提到，写完这个情节后，她在收音机中听到：在对法国作家爱德华·路易的审判中，控诉律师用他的一本小说作为反驳他的论据。

现实与虚拟的界限在这一刻变得模糊，特里叶将法庭称为“一个虚构我们生活的地方”，每个在那里的人都在讲故事，而所有这些都与真相相去甚远。桑德拉在书中写“我要做的是掩藏行踪，以便让虚拟去摧毁现实”，似乎是对真实世界的一种隐喻。

故事最终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真相”，反而用模糊的尾音提醒着观众，亲密关系远比我们以为的复杂，看似公正的法庭也无法对“关系”进行二元化的审判。而当我们以为自己判定某种“真相”时，或许我们只是在做带着倾向性的“决定”。

电影里丹尼尔做了自己的决定，在法庭上用自己的证词说服了陪审团，换来了桑德拉的无罪判决。当一切尘埃落定时，他对桑德拉说“我很害怕你回家”，桑德拉则答道“我也是，我不敢回家。”塞缪尔的死亡始终横亘在了这对母子之间，可无论如何，生活还要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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