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才健：什么样的科学资助体系最有用

如何资助创新是个重要问题。图为芝加哥科学与工业博物馆。图源：pixabay

导读：

      好的创意是随机与不可预测的。那么，什么样的资助体系，才有助于探索和创造变得更加常见？

江才健 ｜ 撰文

许多人将当前政府支持科学研究的模式视之如常，但是如果以近代科学萌起的年份来看，其实这是相当晚近的现象，并不是那么的理所当然。一般认为近代科学萌起的重要标志之一，是1687年牛顿的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那个年代中的1660年设立的英国皇家学会，也只是一个半民间学社的组织，稍后成立的法国科学院，由于得到法皇的资助，比较可以视为近代科学资助体系的滥觞。

政府支持科学研究当然是以二十世纪最具代表性，其起始关键是美国电机工程专家布什(Vannevar  Bush)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相关阅读：比奥本海默一生更复杂的，是美国科学体制的建立之路）

布什的报告出于盘尼西林以及二战时原子弹和雷达发展成功的社会乐观氛围，布什也成功运用了科学的社会行销，因为他提倡要资助的是纯粹研究，但是对于政客与社会大众来说，纯粹研究会带来实际应用，似乎难以想象，因此他弃纯粹而改用了基础，基础研究产生实际应用，自是顺理成章。

1950年，美国开风气之先，设立了政府资助基础研究的组织国家科学基金会，之后许多国家纷纷仿效，历半个多世纪至今未衰。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冷战对峙之局中，这个科学资助体系运作功效堪称成功，原因甚多，婴儿潮人口大量增长，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客观大环境的有利因素，延续自上半世纪科学突破的知识发展，也带来不计其数的技术进步，其中半导体材料晶体管的发明，带来计算机技术的新时代，最是代表，这个资助科学研究的体系也就水涨船高，日益膨胀，因而引致出许多的问题。

上世纪60年代，美国支持基础研究的费用是国民生产毛额的0.6%，支持整体研发的费用占国民生产毛额的3%，日益增加的研究费用，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成绩，研究人数增加造成粥少僧多，争取研究经费成为官僚行政工作，一些顶尖科学家甚至要花五分之二的时间于此。根据澳洲的一项调查，科学家用在争取经费的时间，光是2014年就达到614年。

目前对于研究计划的支持，多是研究者提出计划申请，由同行专家或委员会评核的办法，经费支持大多是大学中的研究。尽管有看似严整的审核制度，得到支持研究的成果却令人失望。发表的论文多沦为晋升学术位阶，乏人问津的形式文献，根据一份调查，1945年到2010年间，论文引用率下降超过了90%，专利引用率的下降也高于80%。

提出的改善之道，是让目前的审查制度更具有弹性，一些非正统的冒险计划能得以过关，甚至在补助经费中的一部分，采行随机式的选择方式，给予通过初步审核的计划，目前新西兰、丹麦、德国、英国都在试行。关键是其实没有人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择优方式，随机选择展现的，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当然另立蹊径，采用其他的方式也是一途。譬如行之有年的美国国防高等研究科技署(DARPA)支持的计划，是常被提到的一个成功模式。20年前与人类基因定序计划竞争的文特尔(Craig Venter)所采行的“游艇上做科学”寻才方式，也是一种随机偶遇的思维，这些种种都反映着好的创意的随机与不可预测性。

目前愈来愈多对于当前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体系功能的反省，反映出过往传统知识传授的困境，其实正也是当前支持科学研究体系不成功的一体两面；一个不具备知识创新能力体系所孕育出来的研究人力，如何能有创新知识的能力。科学领域因知识的晦涩性，一般较不易了解，如果拿音乐艺术学院来作一类比，是不是通过音乐艺术学院的训练，就可以创生一流的音乐家和艺术家，则其理就甚明了。

如果拿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近代物理科学发展最为辉煌成就量子力学的勃发，其实出于一个科学没有太多经费支持的年代。

一位俄国物理学家所写的《量子世代》中，举出爱因斯坦给他的好友，也是量子力学奠基大师之一波恩(Max  Born)的一封信，回应波恩希望爱因斯坦帮助一位俄国物理学家得到资助经费的请求，爱因斯坦写道，“如果我只要有一次，有所闪失的推荐了一个二流物理学家，我就会丧失我所有的影响力，而不能再帮助任何人了。”“我很痛苦地意识到，我就像一个马贩子，称赞我的牲口，指出它们的好牙口和好马力。”

当然，二战之后政府开始大力支持科学研究，而且日甚一日，如今的状况，若以爱因斯坦的标准，莫说是二流的，恐怕几十流的研究者都已厕身其间。

另外一个可以让我们更有感的例子，就是上世纪对日抗战期间，在昆明只存在了八年的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在草篷屋顶、泥土地面的教室，许多学生食不果腹的半饥饿状态中，不只是教育出杨振宁、李政道两位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在各行各业也都孕育出极有创造力的一流人才，在当前一个大谈研究经费以及所谓国际化的学术氛围中，毋宁是一个极值得深思的教育典范。

科学研究和许多思想创造领域中的真正秀异之士，在人类社会中都应该是常态分配的，20世纪以降的政府支持科学研究体制，其实是某种程度的揠苗助长，催生出太多立志过高的所谓科学逐梦者，也造就出当前这样一个尾大不掉的科学资助体系。

当然，对于许多人来说，科学知识看似美妙动人，但是科学研究的理想与现实，其实还是一个红尘俗世的人间琐事，总是有时而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