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魏还是挺蜀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反恐

各位好，去成都玩了整整一个周，昨天傍晚刚刚回来，这一个星期都没有写什么正经的稿件，让大家久等了。

平生以来第一次去成都，市内该去的几个地方其实都去过了，武侯祠、杜甫草堂、锦里、玉林路、大熊猫繁育基地、成都博物馆，感觉成都这座城市，是个非常有烟火气的所在，好吃的好玩的都很多。

成都也是一座很年轻的城市，全国四座人口超两千万的城市中，成都人口结构是最年轻的，川妹子们也真的很漂亮。尤其是上周六的时候，还去参加了一个王者荣耀八周年的“共创之夜”活动，场面之宏大，观众群体之年轻，真的让我感到非常震撼，遥想自己当年上手玩这个游戏时大学才刚毕业不久，看着全场难么多年轻人，真的发觉自己的青春余额不足，也不知还能再去这种场合痛快玩乐多久。

老话说“少不入川”，到了成都，有了切身感受之后，才知道这句话有多厉害，不断接到本地朋友的吃喝邀约，一个星期的胡吃海塞下来，居然胖了足足两三斤。也有连着好些天没有正经看书写文了，大多以旧文充数。此次回来以后，真的要抓紧锻炼、工作了。

这几个地方，给我影响最大，感慨最深的，其实还是武侯祠，“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为此我还单独写了一篇文章，请移步《此地虽名昭烈庙，世人却道武侯祠》去看。

我承认，后世对诸葛孔明这个人的崇拜，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后世累加上去的。记得《晋书》中就有一个段子，说东晋宰相桓温伐蜀，一时志得意满，觉得自己牛逼的不行了，恰巧蜀地有个老卒，已经一百多岁了，据说经历过诸葛亮治蜀时代，桓温就问他：“诸葛丞相今与谁比？”此话高度疑似是桓温想借机拍自己个马屁，老卒如果会说话的话，来句：“正似今日明公”之类的就圆满了。

没想到那老卒却不识抬举，不软不硬的顶了一句：“葛公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殁后，不见其比。”

这道确实是了，诸葛亮治蜀虽严，六出祁山也未见成效，但他去世之后，能像他这么大能耐的丞相一般都篡权谋逆了（比如桓温后来就动了这心思），没篡权谋逆的则一般没他真么大能耐。——换而言之，无非郭德纲的那句“全靠同行衬托”。蜀人怀念诸葛亮，倒真未必是诸葛亮有多好。只是“不见其比”后自己留个念想罢了。

我怀着这样的心情逛完了武侯祠，第二天则去参加了一场在成都当地的读者见面会，因为没准备稿子，头天去武侯祠的印象又太深，所以当天聊着聊着不自觉的又说起了三国故事，我的个人秀之后，对谈环节时，受邀嘉宾、西南民族大学的吉正芬老师提的一个问题倒是挺有意思——吉老师问我：小西，你觉得陈寿和他写的《三国志》到底是站什么“立场”的？

这倒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与《三国演义》明显是在“尊刘抑曹”不同，《三国志》本身的倾向性到底如何，史学界争论颇多——你说他“尊曹抑刘”吧，可是很明显，陈寿这个人对诸葛亮等蜀汉君臣是相当肯定、乃至崇拜的。《三国志》之所以叫《三国志》，而不直接叫《魏书》，也体现出虽然著者为了政治正确，以魏为正统，却并没有完全否定蜀和吴。可是你说陈寿因为怀念故国，暗中还是帮着蜀汉说话吧，它却分明又认同了魏晋的权威。

那这个道理到底应该怎么讲呢？或者说，陈寿和为《三国志》做注的裴松之，他们到底站了谁的立场？他们到底是“魏奸”还是“（蜀）汉奸”？

这在时下这个某些人动辄就喜欢追问人“站在谁的立场说话”的年代，讨论来似乎别有一番意味。

而我大约是这样回答的：

我说，我觉得《三国志》到底是站在魏的一边、还是蜀汉的一边，其实压根就没那么重要。遇到点什么破事儿，就质问他人“什么立场”，这实在是一种非常low的辩驳方式。

就三国那个乱世而言，你如果是一介草民、或者中下士人，你说你支持魏、蜀还是吴，到底能有什么意义呢？钟会灭蜀、王濬伐吴，真建功封侯，封的也都是人家，封不到你头上，三家无论归魏、还是归晋，总之不归你。身为草民，操心对封建帝制王朝帝王将相们才有意义的王朝正统站队问题，属实是有点自作多情。

身为老百姓，应该关心的是什么？站谁的立场？老百姓真正认可的立场应该是仁政、是治世、是太平，魏蜀吴，谁能给他们过好日子，他们就挺谁。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可以说诸葛亮治蜀有功而刘禅投降无过，因为好歹保全了一方百姓，让他们在乱世好歹能活下去。

而在这个观点在《三国志》当中是有体现的，陈寿记下了诸葛亮治蜀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安定、肯定之，也记下了蜀国后期“入其朝，不问正声，经其野，民有菜色”的衰落，贬抑之。这个国家因前者而可兴，因后者而可亡。兴亡的合法性，不取决于蜀汉到底是否拥有已死的汉王朝的正统，而在于他的政权能否善待人民，让人安安生生的过日子。

我觉得这个三观才是正的，比单纯追问到底是“挺蜀”还是“挺魏”更有意义。

更妙的是，《三国志》还通过一些故事记叙讲了一些更值得坚守的东西——比如“郭脩刺杀费祎案”。

郭脩是魏国降将，降蜀汉后受刘禅封为左将军。然而郭脩一直不愿成为蜀臣，于是就在一次宴饮中出其不意的刺杀了蜀国的宰相费祎。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郭脩搞了一次恐怖袭击，干掉了敌国重臣。

这个消息传到魏国，魏帝曹芳下诏，对郭脩大加褒扬，追封他为长乐乡侯，食邑千户，赐谥号为“威”，其子承袭父爵，加拜奉车都尉，获赏银千饼，绢千匹。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写书极为简略，就把这事儿记了一下，不置可否。但给《三国志》做注的裴松之，却对此事大加批判。

裴松之认为，魏国上下对这场蜀国首相遇刺的事件反应，不仅是过度了，而且埋了祸根——

那个郭脩真的是什么好人么？如果他真的忠于魏室，那么当初被蜀将俘获的时候，应该力战死节，殉国拒降才对。你既然已经降服了蜀汉，还接受了左将军这样的官爵，那按照当时的社会规则，就该“食人之禄，忠人之事。”你不忠也就算了，还搞“偷袭”，用刺杀这种不正常的手段，实在不是大丈夫所为，不应被褒奖。

是的，仔细分析一下，你会发现，裴松之这段论述中含着一种非常重要的价值判断——甭管世道再怎么乱，也有一些底线是不能被打破的。比如说不应该对对方首相被恐怖分子刺杀表示过度兴奋。因为敌国虽然可怕，但刺杀者表现出的那种无底线、无规则，其实的更为致命。

汉末三国时代，本来就是个乱世，百姓们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武将们今天投了曹操，明天投了刘备。可是在此之前，一些基本底线还是有的，比如关羽投降曹操后复归刘备，好歹也没砍了曹操的人头给他大哥去当投名状。徐庶“身在曹营心在汉”，可也没有想刺个曹什么的。因为这条底线是游戏的基本规则，如果越过了，大家就都不要玩儿了。

可是越到了三国后期，这种“底线意识”反而越被打破了。

魏国对费祎遇刺一事的反应过度，最大的影响就是向天下宣布，这个自称继承正朔的王朝是不以信义为重的。

果然，不到两年之后魏帝曹芳就被司马师废黜了，又过了几年发生了新帝曹髦当街被臣子刺杀的恶性事件，再然后又是晋代魏统。

而好不容易篡位成功的司马家建立晋朝，号称“史上最弱大一统王朝”，什么八王之乱、五胡乱华，闹得不行。

是的，魏晋的国祚之所以无法长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个时代的行为底线已经消失了，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了。人们褒贬事物越发不看道义、不讲底线，而只讲于己有利与否。中国因此跌入了真正无序竞争的沉沉黑夜、分裂、动乱之中，直到数百年后，才好不容易重建秩序、重归一统。

所以曹魏下诏褒奖“恐怖分子”郭脩，在裴松之看来，是个大大的失策——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对此举最乐开花的，应该是司马家族。

所以程序正义比结果正义更重要，底线比立场更关键。陈寿、裴松之这些三国乱世的记录者们，他们到底“挺魏”还是“挺蜀”？这也许尚存争议。他们到底是站在“石头”的一边，还是“鸡蛋”的一边？这也不好说。

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都是在那个乱世当中试图帮助时代、帮助华夏守住底线的人。

在我们民族的思维习惯中，底线的概念虽然是相对淡漠的，很多中国人过于欣赏“为了胜利，可以不择手段”的黑暗森林式逻辑，这种逻辑也导致了我们经常在乱世循环中辗转不能得脱。

但好歹，我们还有一群史官，用他们的秉笔直书划出了这个底线，文明从混乱中走向复兴的钥匙，也就在这里存留了。

所以我觉得，也许陈寿与裴松之，既没有站在魏的一边、也没有站在蜀的一边，这两个国家在他们写书时已经都亡了。但他们好歹站在了人性的底线一边，去谴责了挑起乱世的董卓和不择手段的郭修们，这是一个史学家当有的良知与常识。

因之，《三国志》作为前四史，还是值得永载史册的。

这是我对那个问题的回答，也是我留在成都的一份心得。成都之旅，虽悠悠却也匆匆。

本文3000字，游记一篇，愿您喜欢。

谨以此文，衷心感谢所有在此行中遇见的朋友们，成都的朋友们，我感谢你们的宽待，并珍惜这段回忆。人生不相逢，动若参与商。愿来日方长，我们有缘再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