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少年梁永安

上海大学路长约700米，起于智星路，止于锦建路，一头连着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另一头连着创智天地广场和江湾体育场。听来并无特色。

然而，就在这条短短的道路上，文艺的悦悦书店、怀旧的复旦旧书店、侦探主题书店“谜芸馆”，还有各类茶馆、文艺空间等文化场所，生长其中；艺术节、阅读市集、音乐剧、爱宠日，五彩纷呈的文化活动此起彼伏，新鲜不断。疫情之前，这里每年平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50场次，是年轻人、创业人士的24小时社交目的地。

我和搭档念祖就是在这条路上的一家安静的茶馆中，见到了梁永安老师。

蓝色牛仔长袖衬衫、深卡其工装裤，背着一个看来有五六个口袋的军绿挎包，已经69岁的老人，在助理的陪同下，微笑着跟我们打招呼，像是刚刚旅行归来，又像是随时要出发。

宾主落座之后，我们就着窗外喧嚣的夜色，畅谈了三个小时。毫不意外，话题从计划中的课程主题、结构、内容，一步步偏离，最终成为了一场关于爱情、阅读、电影、写作，还有人生种种冒险与奇遇的畅聊。三个年轻人说起了青年时代的阅读经历，也分享了年龄渐长遇到的种种困惑和探索。梁永安则在电影、书籍与个人经历中来回穿梭；像是一位时间的魔法师，又像是一位人生的大厨——关于每一个话题，他总能端出一道丰盛的菜肴，不管初始的素材是多么简朴，甚至拙劣。

“向阳，你看，明明满大街都是挂满垃圾的‘腐烂神’，可是他们竟然还那么得意，这多好笑啊！”

作者 |  汤向阳 混沌学园课程主任

单身时代，做好自己“那件事”可能更重要

梁永安是50后，出生于山东威海，跟随军人父母辗转南京、西安长大，去云南高黎贡山做过两年知青，那里也成为了他一生的精神故乡。1978年，作为“文革”后首批参加高考的学生，梁永安被复旦大学中文系录取，后留校任教，迄今已四十余年。

很多人认识他，源于他在网络上的爱情课。他总是满面笑容，鼓励年轻人放下对房子、车子、位子的执着，把握“人生真自由”的爱情真谛，以“单身一辈子”的态度，探寻真正的爱情。

何为真正的爱情？梁永安常常引用卢梭的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极少数不在枷锁之中的自由，其中之一，便是爱情。因为只有爱情，是只要两个人彼此愿意，就可以决定的。父母的意见、他人的好意，都只在外围，无法取代你的意愿。

这当然是理想中的爱情，与现实生活中的体感不甚相符。更为普遍的情况是“很多人谈了一个老气横秋的爱情，上来就是房子、车子，这是把爱情资源化了”。

在梁永安看来，在农业社会，人们普遍结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对一个人生命系统的支撑不够，不结婚大家都活不下去；到了工业社会，支撑人们独立生活的元素增加了，单身成为了一种生活选择；到了今天，单身资源可以说是极大地丰富。物质的发展、交通的发达、技术的进步，使得一个人独立生活的方方面都有了充分的保障：从吃饭到看电影，从居住到看病，甚至生娃、养老，都能自己独立或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中意的机构一起完成。可以说，在现代生活里，相比爱情中的“两厢情愿、电光火石”，单身可能是一种更为容易的选择。

这大概也是很多年轻人选择单身的原因。民政部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单身成年人口已经超过2亿，独居成年人口超过7700万；珍爱网发布的《2019年Q1单身人群调查报告》显示，90后平均恋爱经历不足2次，95后平均空窗期超过2年。

事实如此，难道我们真的不需要爱情了吗？

在梁永安看来，并不是这样。在任何时候，爱情都是被需要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曾在混沌的课程里说：“人是意义的动物”。也就是说，从哲学上讲，人是需要自我解释的生命体，活着需要意义感，爱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供这样一种价值。一方面，作为被爱的对象，恋爱中的人容易从对方身上找到自身在人世间的坐标。他（她）是你情感的寄托，也能成为你“自我”构成的重要元素；另外一方面，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传统社会里，爱情与婚姻本身就是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意义来源之一。

爱情价值恒久远，但年轻人单身的趋势却很明显。为什么现代人谈恋爱越来越难了呢？

梁永安曾去日本、韩国执教五年，亲身感受过低欲望社会下的日韩年轻人的生存状态。他认为，今天中国年轻人恋爱难的问题，跟二十年前日韩国家年轻人恋爱难的问题有很大的相似性。转型社会带来的观念变革，让我们越来越不能接受没有爱情的婚姻，但与此同时，巨大的生存压力又让我们无法从容地面对爱情。后一点在中国社会表现尤其明显，因为中国社会的流动性相比日韩，要高出很多。他说：“男女现在是碎片化流动，我们看到的人不是完整的，都是在路上的。在心理学上有个词叫人格面具，就是整个人都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但是你不知道他的来龙去脉，你没看到他的成长。过程中，你对他的了解是比较低的，很难深入，所以我们的爱情本身就带有一定的盲目性。”

这种“难以深入链接”的关系并不局限于男女之间，而是现代社会普遍的一种状态。家庭出身、地域文化、成长机遇、个人性格，完全不同；再加上传统文化面临崩塌，曾经坚固的价值体系都被质疑乃至扔弃，每个人本质上是“非常有差异的”。用梁永安的话来说，“我们今天是个流动时代，是一个城市化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人和人之间、陌生人之间，不断地相遇，不断地聚散的一个时代。”相遇容易，相聚却难，而了解一个人，需要时间；让一个人慢慢成长为自己，同样需要时间。能够给出足够的时间让自己成长为成熟独立的个体，还能与那个对的人有足够的时间相处、了解，到相爱，在现代社会，实在是不容易。

所以，尽管被尊为“最懂爱情的网红学者”，梁永安给年轻人的爱情建议其实是要用“积极单身”的心态来面对爱情。在爱情之前，先做自己。如果找到喜欢的人和做好喜欢的事是人生最重要的两件事，那正确的排序应该是：“事情排第一位”。

“积极单身是热爱自己做的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里边可能会遇上跟自己同气相求的人。这个概率还不小。最怕一个人坐在那里整天想我什么时候结婚啊，什么时候遇上喜欢的人啊，最好的年代都在那里翻来覆去地捣腾，然后变得很不可爱。最好就是专心致志做事，在这一过程里，对爱情抱着从容遇见的心态。”

梁永安曾以文学经典、英国作家简·奥斯汀所创作的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为例。男主人公达西出身显赫，生来傲慢；女主人公伊丽莎白个性活泼，易有偏见。两个人原本针尖对麦芒，与爱情相差十万八千里。自难堪的初遇以后，一个一心一意爱护妹妹，恪守贵族职责；另一个专心与姐姐沉浸于阅读、旅行与偶尔的写作，并未再有刻意的情感链接。当最终两人因为双方的好友、亲人之间纷乱的关系而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相遇时，彼此真实的处境和性情得以一一呈现，两个人自然而然走在了一起。在整个过程中，两个人始终独立做自己，对爱情抱着尽力但不刻意的态度，最终却收获了美好的爱情和婚姻。

另外一个梁永安曾分享过的爱情故事是爱尔兰作家托宾写的长篇小说《布鲁克林》。这本书主要讲的是小镇姑娘艾丽斯离开出身地爱尔兰，去纽约打工的故事。从表面上来看，它是在讲一个年轻姑娘在爱情里的兜兜转转，但本质上却是一个小镇姑娘从“nobody”蜕变成独立个体的故事。艾丽斯在纽约打工期间，白天上班，晚上去夜校进修会计课程，一步步提升自己；她还学着化妆和打扮，将自己从舞会上的“小透明”变成了众人瞩目的主角。最后她定居纽约，也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伴侣。虽然以爱情作为线索，但整个故事的内核却仍然是艾丽斯的自我成长：她是先做自己，然后才找到了爱情，而不是相反。正如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所说，“全部依靠自己、自身拥有一切的人，不可能不幸福。”

当然，从大约三百年前的欧洲社会和一百五十年之前的美国社会回到现代中国，社会环境早已大不相同。当欧洲、美国因为经历了将近600年的社会转型，而积累了足够多样的生活方式供年轻人选择时，中国却在短短的45年内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杂糅一体——梁永安说，“这是一个文明变迁的时代”。整个社会的传统观念仍然占据主流，但环境已然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无法再像从前那样整齐划一，年轻人也再没有坚固不变的观念可以继承，他们要形成真正自我所需要的时间，也许会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长。

所以，梁永安说，对于现代人来说，最好的谈恋爱的时间其实有两个，一个是14岁，情窦初开，对房子、票子、位子无所感觉。正如他在解读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一书中所说，“青年的爱情像植物，一滴雨水就能打开”。身体快于脑子，行动大于思维，自然的力量像花朵情不自禁地开放，这是最好的爱情“初体验”。另外一个最适合现代人谈恋爱的年龄是40岁。这个年龄的人，在爱情、婚姻、工作、事业等等方面都有了相对丰富的经历，对世界有相对成熟的观察视角，对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适合什么样的生活也有了基本的了解。这时候谈恋爱，才更像是两个成年人在相处，也更容易找到那个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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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下，已经进入了一个“活法时代”

是的，对每一个个体而言，相比爱情，寻求自我也许更为重要，但也许同样艰难。因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已经烟消云散”。我们今天生活的可能性太多了，选择面也太大了，以至于很多人看起来不太适应现代社会，比如说，追求确定性。可是，传统社会才有确定性。现代社会却更像许许多多交叉形成的花园，每一天都有新的无穷可能。荒诞、悖论、错乱、非线性，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但是，这才是现代社会的本质。虽然令人应接不暇，但这里面也蕴含着很大的自由和意想不到的惊喜。

但自由的背后是选择，是思考。梁永安说，“我们要承受这个自由，是要有精神、要有力量的。很多人就是没这个力量，他觉得自由是个压力，就想逃避自由。很多人为了逃避自由，想追求确定性。那肯定是走传统之路，就找一个确定工作，安安稳稳一辈子把自己弄进保险箱里，丧失了面向未来的活力。”很多年轻人执着于“考公”“考编”，从本质上来讲，其实就是不适应这个丰富多变的社会。就好像宫崎骏电影中《千与千寻》中的腐烂神（河神），体内装满了垃圾行走在河流与人间，自己却浑然不觉。

反过来，如果要从根本上认知这个时代、接受这个时代的本真面目，梁永安会愿意这样去描述：今天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活法时代。它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认知在变化，什么是生命？什么是世界？什么是价值？什么是社会？归根到底落实到一个价值选择问题。”因为这个世界有多样的存在，有各种各样的需求，价值本身是一个充满了个性、充满了个人差异性的东西，所以不同的人，可能他的价值观就是不同的。我们每个人因为这些选择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那也构成了每个人不同的生活的方向、想法。落实到具体的实践里边，就变成了不同的活法。

梁永安提到了社会的中产化。这首先是一个物质概念。2022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27万美元，根据欧美国家的经验，大约10年之后，中国人均GDP会达到2万美元；20年之后，有望达到3万美元。社会物质条件的日趋丰富已经毋庸置疑，然而，梁永安更愿意看到的另一面是，中产化意味着新型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要活出自己。

他认为，尽管当下人们热衷于观察自己和他人在物质上的状态，但人不能总是活在历史的边缘。什么叫历史的边缘？其实就是泡沫。消费主义是其中最明显的表现之一。这种主张促使人们追求一些相对的快乐，比如在衣食住行上超越他人。相反，“真正的中产化是一种新的经济空间，也是一个新的文化空间，它意味着新型生活方式。新型方式是非常丰富的，充满了多样性，每个人都有自己，你在未来的中产化社会里有没有价值，关键在哪里？你有没有自己的话语、风格、特色，有没有自己的积累，有没有别人没有的东西。”

这种对于“中产化”的理解与通常的描述迥然不同。梁永安在日本、韩国教学的五年里，亲眼见到了所谓低欲望的日韩社会的真实面貌。他一再强调，不要以为日韩年轻人低欲望是对生活本身失去了追求。他们只是经历了物质的丰富乃至繁荣，对此不再有执念，更不愿意为此攀比而已。看看日本的插画、相扑、冥想文化，看看首尔城里无处不在的小剧场和涂鸦文化，你就会明白，他们是在过一种真正的中产阶级的生活：精神生活的丰富，以及在观察、实践多种生活方式之后，对自己独特生活方式的选择和坚持。

“人类社会已经有过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你可以去了解、去实践，然后挑选其中一种作为你的生活方式。资源无处不在，但你要学会思考和选择。”这也是为什么，梁永安会特别提到，活法时代的本质是价值选择，价值选择的背后是“人的建设”——你要成为一个阅历足够丰富、阅读面足够广阔、思考能力也足够深的人，才有可能在了解众多选择之后，选出最适合你的那一种。正如他的著作《阅读、游历和爱情》的封面所题：要在不确定的世界做确定的自己，尽量避免成为单向度的人。

“在将来的社会，我们会看到很多五六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虽然自然年龄不再年轻，但依然对生活充满热爱，还在做各种探索，自我还在不断生长；你也会看到一些三十岁、四十岁的老年人，因为他们的人生太单一了。也会有一些十五六岁的老年人，他们在很青春的年龄就被桎梏在思维的方寸之地，很难伸出头去，看到更为广阔辽远的世界，也无法再去对世界做更纵深的探索。”

梁永安提到的两类人不仅在未来可见，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也已经有了相当多的样本。对于前一种人，他自己观察到的就有七十多岁的老作家白桦，开着一辆摩托车“冲到了”复旦校园；六十多岁的复旦教授，力排众议，去学骑摩托……

对于后一种人，也许你我身边都有着太多。梁永安说，“今天中国人，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生活继承了农业社会的想法，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很想要完成度，我们做一个事情想把它做好，然后既有完美主义，也有做得比别人好的这么一种心愿。但是我们的展开度相当差。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不再是条条大道通罗马，而是出了罗马路条条的时代，但是我们还是朝一个地方挤，所以这就是价值选择的问题了，活法背后就是价值选择。”

在《梁永安：爱情这门课，你可别挂科！》一书中，梁永安如此写到：如何衡量一个人的生存质量？其实很简单：每天都反思一下自己，看看在知识上有没有增加，文化视野的宽度有没有扩大，情感的含量有没有更加丰富，行动性有没有增强。“与此相反的人生状态则是，“一个人如果从小关注的只是些针头线脑，生命就很封闭，长大了就会把这个世界观无意识地带到不断展开的生命经历中，将一切社会生活都装到自己小小的算计之中，很难与大世界同步，释放不出温暖人间的热度。”

在探索“活法”的道路上，梁永安提到了两个渠道，一个是与他人的互动。他以都市中常见的咖啡馆为例，认为当下城市咖啡馆林立，从根本上来讲，是因为人们有相互交流的需求。“咖啡馆的本质就是交流，不是为了一杯咖啡。重要的是人和人的相遇，然后互相流动的东西可以出来，可以相互拥有。拥有的目的不是我说服你，你说服我，而是形成一个新的认识。”正如一个没有看过黑天鹅的人，可以通过与他人的交流而拓展自己的认识，整个社会中产化过程也是盲人摸象的过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别的一种生活经历和体验，然后通过这种交流，最后形成拼图，形成对这个世界的一种认识。”

正如前文所说：“活法时代，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有话语、风格、特色和独特的积累。”否则，“一个啥也没有的人，就是个随大流的人，你没有任何可以让人家打开一个新的点的人，那就没什么价值，因为未来社会不光是出力气干活，最重要的是文化生产，文化财富是最重要的。在中产化的社会里，一个人身上最宝贵的就是他的文化财富。”

无可否认，在任何时代，一个人要形成自己的积累，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过程，其实并不容易。因为“自我就是你有没有你的过程，不是一个空想的东西。这个过程造就了你，这个过程形成了你，形成了你跟别人的不一样，而不是坐在那里想出来的一个自己。”当下一些年轻人未经奋斗直接躺平，很大程度上是看到了形成坚固自我的艰难。然而，人生是一个选择的过程。有时候，“沉重是一种光荣”。就好像《红楼梦》里那块被女娲补天剩下的石头。它原本可以默默淹没于自然万物之中，不着一字，不落痕迹；但它偏偏生了尘世之心，要随着一僧一道去那红尘走一遭。悲欢离合，冷暖酸甜，一一经过，最终落成文字，留待后人观赏。到底是要做一块简单的、空白的石头，还是要做一块历经人世浮沉的石头？其中没有优劣。但人生最重要的，是“真的活过”。

梁永安说，“其实生活在哪里呢？不是在现成的东西上面，是创造出来的东西。什么叫创造出来的东西？真正的年轻，真正的活法，真正的认知，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种实践。我们现在人人都以为，好像我想通了就可以，怎么可能想通呢？都是因为你要做了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一个不一样的事情，必然使自己陷入一种很大的困难。然后在这个困难里边，你要是咬着牙坚持，然后才会体会到不一样的世界。”

写到这里，想起了梁永安在茶馆回忆自己在日本三年的生活。作为一名资深摄影爱好者，他在教学之余，常年坚持带着相机出门，坐地铁、城铁，早出晚归，拍下自己喜欢的美景美物。日本的冬天寒冷，清早出门，夜深归家，那段日子不能不说是辛苦，但他却乐在其中，还常常惊喜于过程中与他人的偶遇和交流，丰富了他对日本人、日本社会的认识。回过头去，他非常庆幸自己坚持了下来，没有把时间封闭在大学校园里，更没有浪费在无所事事当中。这段经历，使得他对于日本社会的观察和思考变得更加深入，也让他对自己要过什么样的人生更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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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县城，去乡镇，创造自己的生活

梁永安鼓励年轻人有自己的独特的生活道路。但生活到底在哪里呢？我们看到了太多希望生活在别处的人们，也不难得见活得迷茫的年轻人。所以，在咖啡馆之外，年轻人到底该去哪里追求属于自己的独特活法？

一个不算好消息的好消息是，尽管经过了40多年的改革开放，但中国社会整体的阶层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按照家庭存款50万元的标准，整个中国只有500多万个家庭达到了标准；北京师范大学2021年做的抽样调查也显示，按照人均月均可支配收入1070人民币来计算，我们中国有6亿两千万人的月均可支配收入不足1070元，整个社会还有着强大的底部。这是非常大的级差。这一方面造成了国人的阶层焦虑、身份焦虑和向上攀爬的无限动力，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年轻人其实还有几乎无限的出路。

要提升庞大底层人群的生活质量，城市化是必经之路。但需要注意的是，城市化不仅仅发生在城市里，也连带着乡村。

青年时期的梁永安曾在云南贡山生活过两年，对于乡土乡村有着深厚的感情；成年之后，喜好游历的他也曾走过不少中国的城镇乡村。他的观察是，中国2800多个县城，有许多在硬件方面已经不输给大城市：博物馆、美术馆、剧场、音乐厅、星巴克、购物广场，随处可见。人们的生活空间和消费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在精神层面却有着巨大的方差。一方面，在新疆大巴扎（维吾尔语，意为集市、农贸市场）等地，当地特色的舞蹈文化与便利的现代设施已经融为一体。梁永安称之为“我所见过的最好的城市舞蹈”；另一方面，在大部分的县城乡镇，现代化的生活、娱乐设施之下，目之所及仍是千篇一律的广场舞。街舞、涂鸦、小剧场等亚文化仍然属于珍稀物种，当地传统文化的痕迹就更加寡淡了。后者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县城里创造性的人才太少了。这也是为什么贵州村超足球能够被国人如此关注的原因所在——这样能把传统与现代无缝连接的案例，实在太少了。

孤胆英雄，创造不出一个时代；众人拾柴，才有可能创造真正的不同。“如果我们2800多个县城都长得朝气蓬勃，这个国家那就不得了。而且它有个更大的意义在哪里？直接可以带动中国的41000多个乡镇的发展。一个县城作为一个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的聚焦，直接拉动了整个社会的彻底的转变。这也是下面必然要发生的事情。”

他仍然以日本为例。十几年前，日本就开始出现新的潮流，东京、大阪等等大城市青年纷纷还乡，发展特色农业或者直接创业。这种潮流虽然在近几年有所减缓，甚至有的年轻人又重新回到城市，但对流已经形成，便无法完全逆转——双向流动会成为长期的过程。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个活法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选择。城市实体固然有家乡看不到的洁白月光，但故土农村有着城市难以企及的岁月静好。还有一部分年轻人会选择不回故土，而是回到情感上更为亲切的第三地乡土，开创自己的全新生活。

不仅仅在日本，在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也发生了城乡对流。这就是为什么伦敦周边会形成很多小小的卫星城市，许多优美的旅游目的地会藏匿在万水千山之外。梁永安认为：“年轻人的往返移动，就像一些小蜜蜂，把不同的文化因子、观念、思想、技术形形色色，来回带动，整个社会会发生一个丰富的变化过程。”中国地域辽阔，从热带到温带，从平地到高原，地理形态远比日本和英国丰富，再加上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孕育了极为广博、多样的当地文化。传统文化如何在城市和乡村得到创造性地展现和传承？都市文化如何以友好的姿态进入县城和乡土？这些都是将来年轻人创新创造可能的方向。

“一个农民进入城市，他身上有很丰富的文化因子：家族文化、地域文化、民间信仰，很多当地的传统，有衣食住行方面的传承，进了城都没了，所以城市化的意义就消失了一半。原本城市化的意义是多样文化交合在一起，然后互相点燃，最后形成一种新的创造。怎么让进城的人有价值？能够让他的价值获得安放，获得成长，这需要特别好的文明眼光。”比如传统手工艺，如何在城市得以安放和传承，就是一个很好的话题。

近年来，一些大城市的核心景观地带都不同程度出现了传统文化的复古。上海城隍庙所在的豫园景区用数字技术再现城隍庙历史，长沙坡子街商场的地下一层变成了传统文化聚集地——潭州市集。加上贵州的村超，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已经是星星之火。这是商业的创新，更是文化上的创造。除此之外，城市生活本身也已经变得丰富多彩。上海大学路多样化的文化设施和几乎每周一次的文化活动，便是例证。

“我们要站在一个世界文明的巨人肩膀上去看待当下的生活选择。人类已经尝试了那么多生活，我们不要重复走老路，怎么在这个过程里学会创造，学会选择，激情澎湃里也有我们对自己独有价值的一种追求，把个人成长的动力和我们对这种文化、文明、艺术等等方面精神的独特性追求结合在一起？这需要新的文化传播，需要新的观念，需要非常认真地去生活，去打造。”

2023年夏，古城长沙街头，出现了一对“穿越而来”的爷孙俩。“孙女”身着条纹背带裤，手拿竹篮，将新鲜的荷花、荷叶扛在肩上大步向前，娇憨可爱；“爷爷”则肩扛两筐荷花，穿着麻布草鞋，蓄着花白长须，腰间别着一把蒲扇，笑容可掬地跟在孙女后面。这样的画面，恰似沾泥带土的娇香荷花穿越而来，着实令人惊艳。

这幅画面中，爷爷的扮演者名叫陈士龙，时年78岁，退休前是一名京剧演员，酷爱汉服文化；孙女的扮演者名叫啾咪，还不到四岁。她有一位深谙汉服文化的奶奶。啾咪身上的条纹背带裤，就是奶奶根据唐代《双童图》中的孩童装扮给孙女量身定制的。《双童图》在1972年出土于新疆吐鲁番地区。

这对爷孙不过是近年来在杭州、长沙等地出现的“汉服生活方式”中的一个缩影。除了他们，还有更多年轻人身着汉服出现在公园、集市、商场和校园。然而，不管是追求汉服，还是赛博朋克，还是街舞、涂鸦、小剧场，归根结底，他们代表的都是精神年轻一族创造性的生活方式。

精神年轻化，在自己身上活出一个时代

梁永安提到了第欧根尼，古希腊哲学家。他曾经用麻绳牵着一条臭气熏天的死鱼在大街上行走。不同于荷香沁人心脾，臭鱼的气味令众人作呕，避之唯恐不及。然而，在某种意义上，长沙街头的爷孙赠荷和第欧根尼牵着臭鱼游街，两者本质上是同一件事。

“精神的青年化，实际上是我们自己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人，作为一个自我尊重的人，作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从容地生活，并不期待外部的肯定。青春精神不但有探索，而且还有强大的独立意志。”所以，街头赠荷固然可爱，但从更深层次的观察而言，第欧根尼这种“从容做自己”的青年之气也许更为可贵。

这种“从容气度”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庄子鼓盆而歌，阮籍穷途当哭，嵇康慨然赴死，都是曾经照耀历史的先例，但他们更像是历史挑选的骄子，江湖地位决定了他们可以放浪形骸而不遭人非议。但梁永安说的是普通人，是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模式化生存中，挣脱出来，观察世界、分析自己、选择道路，最终能从容做自己的年轻人。他们不必拿生命照耀历史，不必解释自己的所言所行，便可以坦坦荡荡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行走在这人间。

不得不说，若是自由的含义有高下之分，这应该算是人类迄今可以达到的最好状态了。

它没有了年龄之分。“农业社会是个尊老社会，年轻人尊敬老人，为什么呢？老人的经验积累是你不具备的。但是我们今天进入到新的时代，原创太重要了，人的自然年龄变得不重要了。什么是自然年龄？就是生老病死，10岁、20岁、30岁、40岁、50岁……而在农业社会里，因为我们的劳动那么简单，所以自然年龄，特别是在体力时代，它就起决定作用。但是到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就不一样了。身体年龄只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精神年龄。这个精神年龄在哪里呢？就是不同的生长阶段，你有不同的特质。比如说年轻人很好奇，有股冲力，有一点不顾一切的感觉；老年人有沧桑积累，他对所做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更有价值更有体会。这就是精神年龄，互相之间有区别有特点，而不是老少关系。”

它更强调精神的成长与独立，而非他人的肯定或者褒扬。梁永安举了一个例子，坐公交车。你能不能自觉为老年人、残疾人让座，不因为这是一件善良的事情，不因为他人的期待，而仅仅是因为自己内心深处认为这是一件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是后者，那就不需要期待他人说一声感谢。因为这种行为本身是对自身价值的表达，不需要外界的回应。

梁永安曾劝勉年轻人找工作，要找自己喜欢，而不是给钱最多的，“你做的事情，要表达你自己”。其实，这句话在生活细节中，同样有效。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年轻化，青春化，一个最基本的要点在哪里？它是达到我们人类精神的一个最宝贵的部分，就是人的自我尊重。我们以往的文明都是尊重他人，做为一个文明属性，尊重他人当然很重要，但是尊重他人是相对的。一旦宣布这个人是敌人，一旦宣布这个人是一个邪恶分子，你马上就不尊敬他了。但是，历史怎么去判定这个人是个坏人，这个标准不断在变动，飘摇不定。作为一个有文明的人，有尊严的人，自我尊重的人，我该怎么做事情、怎么说话，都有一个强大的自我认定。所以无论面对什么人，我都能够表达出我的恒定的内在的品格。”

因为缺乏恒定的内在品格，人类历史上曾有太多的悲剧。美国作家汉娜.阿伦特所著《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详细记录了纳粹党卫军军官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被审判的过程，尤为深刻地体现了这一“平庸之恶”。当人类放弃了自己的思考和价值判断，便是诸恶横行的开始。

然而，在一个有着悠久农耕文明、集体主义传统的国度，独立思考、做自己，在很多时候并不容易。这是梁永宁提及第欧根尼的原因所在。当这位犬儒学派的哲学家牵着这条臭鱼满大街游走的时候，他能看见、听见所有人的鄙夷、厌恶。但他仍然坚持这么做，因为他要锻炼自己不怕别人骂的能力——不管别人说什么，都敢于做自己。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年轻人最不缺勇气。

但勇气最好的来源其实不是年龄，而是见识。梁永安特别鼓励年轻人多学习，多看历史，多旅行，多去见识形形色色的文化。在不断探索世界的过程中，对自我进行认知变革，然后变成一个特别有力量、有大格局的人。

在他看来，年轻人的人生空白点很多，但整个社会的空白也很多。做第一代开拓的人，年轻人自我探索的余地其实是很大的。人类以往的试验中，如果一个人要过得与众不同，比如在农业社会，想过出一种离经叛道来，大概率是自取灭亡。但是今天就不同了。

“今天社会前面新打开的东西，变化的东西太多了。你踏出去做新生活，你可能有70%的失败率，30%的成功率。然后你失败一次再探索，可能又会多增长出一些可能性。你不可能处处都失败。今天年轻人的幸运在这里，打开新局面的概率比传统社会不知道高多少，关键是你能不能坚持，敢不敢选。”

回到当下。茶桌边的梁永安，正计划从密密麻麻的工作行程中挤出时间，去考驾照；他还在写一本短篇小说集。他把读书、写作、摄影、旅游视为此生最爱。虽然此刻身在上海大学路边的茶馆，但我们都知道，他的心神或许早已经驰骋在非洲广阔的草原，南美的热带雨林也正在向他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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