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地球2》和奥斯卡，谁配不上谁？
文 | wzz 褐色鸟群
在《流浪地球3》预告片发布，并定档2027大年初一的今天，《流浪地球2》被选送去大洋彼岸的奥斯卡参与最佳国际电影评选，原本是一件让人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
近几年，随着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用脚投票，优质国产电影所面临的舆论环境确实有所好转。然而，部分媒体界人士还是一如既往地“惊诧”了起来，阴阳怪气的冷嘲热讽。他们话语中的逻辑非常简单，奥斯卡奖是世界知名电影奖项，因此《流浪地球2》就是不能去。
我们讲，小资产阶级的审美趣味中注定不会有宽阔的胸襟，生怕随时会“沦落”至赤贫的他们，无时无刻会用一种偏狭的心理和语言，为本身就是意淫出来的社会地位添砖加瓦。
这类人在社交媒体上非常常见。大部分人谈电影，并不是谈电影本身，而是通过谈电影呈现出一个“博学、热爱生活、懂得审美”的自己。对知名商业电影明星、导演、厂牌如数家珍，却可能搞不懂升格与降格、校色与调色的区别。能为钢铁侠的一个响指而落泪，却不愿意为革命者的万丈豪情而动容。对公开片源的奥斯卡奖可以说上几天几夜，而对没有公开传播片源的艺术电影节却不置可否。
总之，对他们而言，看得见、看得懂、看得完是艺术欣赏的原则，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是艺术批评的准则，一知半解、随波逐流是艺术表达的规则。
因此，奥斯卡本身一个“美国金鸡奖”，却偏偏被捧成了世界电影最高奖。一个连美国人自己都不太关注，明星去了也只为插科打诨、熟络情感、发表小学生一般的政治感想的“社交奖”，居然会在很多人的眼里享有崇高的地位。所以《流浪地球2》去了，必定会“哄堂大笑”乃至“丧权辱国”，败坏了“别人”的兴致。如果出现吴京和钢铁侠同框的画面，那么那个想象中的自己，和象征着自由、勇气和责任的电影世界，连同电影学也就不存在了。
当然，现在的奥斯卡并不具有崇高的地位，正如他们的意见那般空中楼阁、镜花水月。奥斯卡奖固然奖项繁多、历史悠久，评委人数令人瞠目结舌，但是其权威性一直备受质疑。首先，近万名评委虽然都是专业人士，但是评委却并不是专职评奖。来自五湖四海，都有本职工作的他们，怎么样看完、并且看懂，最后能保证投票不被所干扰，本身也是一个宇宙级的难题。
身为冷战的胜利者、自由灯塔的缔造者的他们，绝大部分评委在选择美国本土电影时，更多倾向于深度体现美式文化价值观的电影。科幻片、犯罪片等经常被选择性忽视，以至于只能去抢几个边缘的技术奖项。
至于最佳国际电影这个奖项，将之与欧洲三大奖历年获奖影片相比，我们会发现这个奖项的美式价值预设性和规训性更为强烈，而且通过下面的近三十来年获奖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三世界国家电影入选本身概率就很低。要不是规定了每国只有一部的参赛资格，这个名单恐怕会更夸张。
相比于其他奖项，最佳国际电影奖更像是一种宣扬美利坚帝国国际地位的方式。通过有严格规定、限制的筛选方式，让全世界挤破头抢名分，这一做法不可谓不高。
同样，获得最佳国际电影也是一众导演走向全世界的敲门砖。美利坚帝国以此打造成万国来朝、海纳百川的开明形象，又趁机收编异国创作势力，更是一举两得。
历史唯物主义孕育的电影
我们有必要再回顾一下流浪地球系列为什么注定不符合奥斯卡为最佳外语片们预设的舞台框架。抛去精致的外表，《流浪地球2》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在灾难中，是选择活在现实之中，对物质现实进行改造，还是沉溺于虚幻的希望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流浪地球2》是一部包含着浓厚历史唯物主义色彩的电影，和众多“太空歌剧”电影不同，在众多普通观影者给出的影评之中被称为史诗（在专业影评人眼中则是太空战狼）。
我们不知道导演和编剧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流浪地球2》也仍未达到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的高度。但可以肯定的是，导演郭帆、编剧龚格尔和原著作者刘慈欣都长期接受中国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是在这个环境中被培养出来的，在前苏东集团已经逝去三十年之后，只有中国还仍然有这个环境，有这个土壤。
很多人说《流浪地球2》有“愚公移山”等中国传统文化的意涵在其中，我在这里则想说，它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受共产主义者改造的遗产，正如毛泽东主席为“愚公移山”赋予了新的内涵一样：
“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在行星发动机点火之后，移山计划的支持率上升，也可以说是感动了人民大众，得到了支持。这样价值内核体系完全不同的作品，显然在这几十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国际影片中，都是完全无法寻获的。
奥斯卡的下坡路
历年来，奥斯卡奖评委的种族、性别、国籍不均衡的痼疾，时常为人诟病。昂撒人的内部世界里，也怨言颇多。非英语片长期以来绝大部分只能角逐外语片，非美国演员，囿于知名度等原因，几无获奖机会。甚至在技术奖领域，若是不能靠上大树，情况也不容乐观。为了改善这一状况，评委会又大搞政治正确。正如面多加水，水多加面那般，最终成了一个烂泥般的四不像。
漫长而无聊的颁奖环节、毫无新意的电影作品和获奖名单，加上近年来不得已而为之的拨乱反正，最后终于成就了不得不靠演员上台打人来提升收视率的奥斯卡奖。
所以，奥斯卡奖“稳定”的评委团队，固化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取向，决定了它是一个极易被准确预测的奖项。一个接受过基本电影学训练的本科生都能把最终名单猜的八九不离十，其含金量如何，自然可想而知。因此，有不少“做题家”故意拍摄一些为奥斯卡量身定做的作品，削尖了脑袋要摸一摸这个奖杯，登上艺术之巅。
这个群体极为庞大，遍布海内外，年轻人搏一夜成名，老前辈欲确认地位，小国家想扬眉吐气，天龙人图江山永固。而奥斯卡奖这盘蛋糕再大，也容纳不下这么多诉求。更何况，第三世界向来不是老爷们的心头肉。
艺术只会是时代的注脚，而非时代本身。因此，电影艺术的评奖评优，也必然会复制现实中的权力格局。即使有个别亚非拉导演有幸荣登“大雅之堂”，获奖理由也多半是因为提供了一种观看自身的“他者”视角，而不是“他者”本身。
例如近年来广受舆论界热议、勇夺威尼斯和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赵婷女士，其电影教育，和电影作品，和中国及东方文化，其实并无太大关系。不仅没有关系，还有些搞笑和荒谬，搞出个黑人对着广岛原子弹爆炸惊天一跪的“投名状”。被称为“华人之光”的李安导演，虽然一直以中西方对话沟通的儒雅和风度享有盛誉，但是奥斯卡更喜欢他的“西部同性恋牛仔”和“海上动物园寓言”的猎奇故事，和奇观化的武侠作品。
追溯到四十多年前，中国内地第一个获得奥斯卡奖的苏聪先生，也只是在一个中国人看起来不伦不类的电影《末代皇帝》中，承担了部分不甚重要的工作。考虑到那届几乎一边倒的获奖名单，他获得的最佳配乐奖甚至可以说是评委们白送的“添头”。这都证明了，无论是道理上，还是现实中，奥斯卡断然不会将自身的大好河山拱手让人，做一些自毁长城的事，可以给韩国人，但不可能给纯正的中国人，这是几代中国电影人早已验证过的真理。
即使早已功成名就的大导演张艺谋，也在上面不止一回栽过跟头。国师在忙完奥运会相关工作后，趁热打铁，拉着堪称王牌的电影团队，以极为高昂的成本拍了部“冲奥”之作——《金陵十三钗》，不幸铩羽而归，不仅票房巨亏，奥斯卡提名都没捞着。
不信邪的他在数年之后又接手了《长城》项目，在庞大而无情的西方意识形态和好莱坞工业体制面前，这位曾经席卷西方的世界级艺术家，一无编剧权，二无剪辑权，三更谈不上什么决定权。最后只能硬着头皮、极为屈辱地拍完了，奖项颗粒无收，票房惨不忍睹，只落得个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中被人公然嘲讽的命运。吃了两回热脸贴冷屁股亏的国师，也只能在谈话节目里发发牢骚“他们不喜欢我们了”。
所以，只要是对电影史和电影产业有所了解的朋友，不难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中国电影和电影人，在奥斯卡评委那边，面子和名声，只能要一个，还非常有可能啥都捞不着。中国内地送审奥斯卡者极多，但极少“非常用心”地挑选，甚至会故意地挑一些完全不可能得奖的作品“交白卷”，也就是这个道理。
这种做法其实不难理解，我国政府和人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确实有非常真心诚意地与某些西方大国打交道、交朋友，最后差点被骗得底裤都不剩。文化、传媒领域被渗透地一干二净，教育、科技行业几近白送给别人当佣人使唤。在不公正的国际秩序、产业分工面前，帝国因为好奇和悲悯而对弱者产生的友情，一定只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主仆之情而已。
正如同殖民帝国占据了先发优势，因此掌握了一切文学艺术领域的话语权那般，第三世界电影产业也在语言、文化和经济实力的全面劣势下抬不起头。我们时常会看到一些开阔而宏大、细腻而真挚的电影，但是并没有一个权威、客观地反映中国电影成就的奖项抑或指标为之正名。西方大型电影节、电影奖的常客自然不会是国人，而国内评分、购票网站又时有倾向，金鸡、百花这些国人自己的电影奖早就不是“国人”的了。如果再没有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充足的市场回报，那么刚开始有些发展苗头的中国电影，极有可能胎死腹中。
快乐一百年与发达的彼岸
然而，正如我们不得不面对即使到了今天，好莱坞与奥斯卡背后代表的文化霸权与文化规训在中国仍然有众多死心塌地的狂信徒那样，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从《流浪地球1》开始，其中内涵的价值观就让一部分人感到非常不舒服，在经过三年疫情之后，看到了全面升级的《流浪地球2》，这种不舒服在一些人那里大概就升级成痛恨了。
在流浪地球2的编剧过程中，据说曾有一个“快乐100年计划”的设定，后来被否定了，因为它太现实了。如果真拍了这段剧情，恐怕因破防导致的争吵还要比现在大得多。
今年以来，经济形势不好，工作不好找等声音随处可见。然而我们应该不会忘记，去年时有一帮人信誓旦旦的告诉我们“只要放开了一切就会好起来”，“国外的日子早过的火红了”等等。并且在以老人孩子为主题的一系列争论中，认为他人的生命不如自身的吃喝玩乐出国旅游重要。然而今年再讨论经济问题，那些人就完全忘记自己说过什么了，而是开始说什么”得罪了甲方经济还想好“。
总之，无论现实如何发展，发达国家永远是他们心中的彼岸世界。发达国家也被描绘成这样一个彼岸世界：“工资高，劳动时间短，工人待遇好”，尽管在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之中工人待遇有所下降，在法拉盛刷盘子也不是什么美差，但是在润人眼中，润就是美好生活，就像数字生命派认为数字生命就是一种简单的使自己永生的方法。但是发达国家的钱来自于哪里呢？
我来举这样一个例子：想象某个世界的C城有12000人，他们主要制造各种日用品、小商品、衣服、玩具等等，粮食可以自给；A城有3000人，其中300人造盾构机，还有2700人生产各种商品和服务，他们的农业也很发达。C城的工人每天需要工作12个小时，而A城的工人每天需要工作6个小时。
C城想要建一条地铁，但是他们生产不了盾构机，就必须用2000个人每天工作12小时生产的小商品来交换一台300人每天工作6小时生产的盾构机。当然，现在我们仍然是以以物易物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从货币的角度，就是那生产盾构机的300人，先将盾构机卖出去，拿到货币，货币依次在A城的企业间流动，并互相交换商品，进行消费，一部分货币再向C城购买小商品，货币又流回C城，达成贸易平衡。
我们可以看到30万美元在A城被使用了10次，总增加值是300万，而在C城，30万美元被使用了6次，总增加值是180万。两者用汇率计价的GDP之比是1:0.6，人均GDP为100美元和15美元，比值为6.6:1。
而核算劳动时间，A城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是2000人工作12小时生产的小商品，和2700人工作6小时生产的商品和劳务，而C城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是10000人工作12小时生产的小商品和服务，以及300人工作6小时生产的商品和劳务。都换算成12小时，就是3350人劳动12小时生产的商品，和10150人劳动12小时生产的商品，购买力平价GDP比值为1:3。
盾构机的垄断是由技术达成的，但还有其他的方式，C城从国外买的不止有自己无法生产的工业品，还有C城富人特别喜欢的F城奢侈品，C城的富人觉得自己有原罪，有时候也会卷款跑到A城。但是如果C城的人发现自己可以用150人生产盾构机，盾构机的价格就将暴跌2000/150=13.3倍，现实中盾构机似乎更为夸张一些，从10亿人民币一台跌到5000万人民币。
C城一种接一种实现了商品的自产化，先是盾构机，然后是芯片，还有大飞机，所以A城、F城GDP相对下降的速度不算很快，但是积少成多，也不舒服，于是A城开始想办法打击C城的各种致力于自产化的企业。以上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从价值量和劳动量角度核算发达国家占得便宜不算太多，但是其高GDP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进出口部门比出来的。总而言之，发达国家不是彼岸世界，而是血腥暴力，骑在第三世界国家头上的。对于润人来说，发达骑在第三世界头上当然是好事，但对广大第三世界的普通民众来说，如果不进行斗争，想和平共存都是万万不可能的。这几年的种种事件已经充分说明，和欧美发达国家不存在利益冲突的幼稚幻想是必须被摒弃的，冲突是剧烈的，倘若不做好准备，就有可能受到突然的打击。
“我们的人，一定可以完成任务”
迷信好莱坞也好，迷信发达的彼岸也好，本质上都属于一种当代宗教现象。马克思曾写道：“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使人民远离宗教的幻想和其他意识形态的彼岸世界，需要长期的努力，建立一个物质充沛、人人自由的现实世界。
这条道路注定漫长。作为唯物主义者首先要坚定信念，保持自己的清醒，努力不让世界陷入最坏的结局之中。正如周喆直所说：“我信，我的孩子会信，孩子的孩子会信，我相信会再次看到蓝天，鲜花挂满枝头。”一样，我坚信，我们将终结长久以来的不公秩序与文化霸权。
《流浪地球2》中的数字生命计划可以看作“快乐100年计划”的升级版本。数字生命计划带来的剧情设置也更为深刻复杂，在第二部中通过数字生命线以及结尾的彩蛋将整部影片的科幻思考深度推向中国影片史上里程碑式的地步。
在数字生命计划中，不止有希望以数字生命形态逃避末日的躺平享乐派，也有马兆，图恒宇，周喆直这样利用数字生命计划抵抗灾难的守护者。随着《流浪地球3》预告片的公布，之前观众们对于周喆直属于数字生命计划中”执剑人“式角色的猜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
正如《流浪地球3》预告片中所说，“人类，之所以不同，是因为面对恐惧，总会有人拥有跨越历史、当下和未来的勇气。我们的人，一定可以完成任务。无论虚实，不计存亡。”与中国科幻电影的发展相比，与能反映整体新时代中国人精神的电影产业发展相比，甚至与笔者看到《球3》定档的喜悦相比，可能如今的《流浪地球2》参选奥斯卡，才是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问题。
近期文章导读：
以色列，越现代越野蛮
土耳其的崛起有多远？
高尚是他的墓志铭
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