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滥菜充数到00后教师自杀，为何“忙的全是形式主义”？
近日，内地舆论场有两起社会新闻引发关注，且都跟积重难返的形式主义相关。其一是北京一垃圾站为达垃圾清运指标，用新鲜白菜切碎当厨余垃圾；其二是河南某小学一00后女教师吕某因不堪教学工作之外的重负自杀。
对于第一起事件，事发所在地海淀区中关村街道发布情况说明称，经核查，涉事员工陈某，因月底尚未完成当月厨余垃圾分拣任务，遂将公司内部食堂的白菜充当厨余垃圾进行处理，央广网就此评论道，“这是典型的弄虚作假、形式主义”，“如果滥‘菜’充数，不仅与垃圾分类的环保理念相违背，带来的其他恶劣影响，也实在不浅”，“需要汲取教训和排查的，不只是食物浪费行为，还有不合理的‘垃圾分类任务’考核指标”。
对于第二起事件，舆论普遍关注其自杀前留下的遗书。吕某在遗书中写道，“我从来没想过，作为一个小学老师会这么的难，面对学生很想真的做到教书育人，但是学校的工作，学校的活动，领导的检查，让我们这些没有培训过就直接当班主任的毕业生像入了牢笼，牢笼一点点缩小，我们每天都提着最后一口气上班。”吕某进而质问道，“什么时候老师才能只做教书育人的工作？不幸福的老师怎么能教出来积极乐观的孩子呢？”
这两起事件并非孤例，而是弥漫于社会中的形式主义的最新例子。北京垃圾站工作人员将白菜充当厨余垃圾，显然是为应付本就不合理的考核指标，为何会有这样脱离实际的“垃圾分类任务”？河南自杀教师遗书中指出的压倒教学任务的“学校的活动”、“领导的检查”，究竟是学校的问题，还是更高层级的问题？
早在今年6月，《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就直言“忙的全是形式主义”。“前两天过节，和一位不同行业的退休干部聚会。他向我抱怨，他原单位里如今弥漫着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他说：老胡，这是怎么搞的，他们现在基本全躺平了，唯一想的就是别出事，别摊上责任，忙的全是些形式主义的东西。”“这位退休公务员的感受令人深思。国家正在开展针对形式主义的坚决整治，期待取得真实效果。现在人们对一些地方可能会用形式主义对付反对形式主义很担心，希望这个问题受到高度重视。形式主义的病根是官僚主义，要同时拆除官僚主义对形式主义的屏障保护。”
今年两会之后，中办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该方案提到要防止嫌贫爱富式调研，避免扎堆调研、好仓调研、重复调研，不增加基层负担。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搞作秀式、盆景式和蜻蜓点水式调研，防止走过场、不深入，要在调查的基础上深化研究，防止调查多研究少、情况多分析少，提出的对策建议不解决实际问题。该方案同时提到，“对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的问题，对涉及多个地区或部门单位的问题，上下协同、整体推动解决”。其后，从中央到地方均成立了规模不一的调研小组展开相关调研，至今过去半年时间，人们实际感受到的却是“忙的全是形式主义”，问题究竟出在哪？又该如何拆除官僚主义对形式主义的屏障保护？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吕德文在一篇反思基层官僚主义的文章中写道，“反官僚主义是对的，也是必须的。只不过，反的重点不在基层。基层在官僚体系的‘命令—服从’系统中，只有服从的份，他们在工作中已经受够了，完了还要受另一套超越官僚系统的政治话语的压迫，这就很不合适。如果非要反基层的官僚主义，那么，就改变他们在‘命令—服从’系统中的地位，让他们对政策制定也有点参与权，也可以反向操作，给各个实权部门打分考核。最合适的，还是让他们有点自主性——给他们自主权，他们有权不用，那叫做‘不作为’；他们有权任性，那叫做‘乱作为’。”
也因为这样的“命令—服从”系统，所以邓小平才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
昨天教育部已经要求学校将课间十分钟还给学生了，接下来，也是时候让垃圾分类回归实事求是，让老师回归教学的本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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