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江下游的一个县城崛起成为国际性通商巨埠，上海是怎么做到的？

（以下内容摘自《上海繁华：经济伦理与近代城市》）

鸦片战争（1840-1842）之后，百年之内，上海崛起，成为东亚第一大都会。活跃在上海的是一个内涵丰富的中产市民阶层，这个阶层兴起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发展的重要成员。

传统中国是贱商的，然而这个新兴市民阶层却是以商为业的。上海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不仅在于上海的工商发达，而且在于上海的新商人在都市转型的背景下取得了文化上的合法性。

上海的新商人多数高度西化，他们也活跃在外国租界，但是他们却能成功地把新式工商建构成近代中国富强的支柱。

传统中国有“无商不奸”的说法。而在上海，新商人虽然通过市场追求财富，但大家相信这并不算个人的图利行为，而是为了追求国家的富裕。虽然新商人积累个人资产，但大家也相信他们所用的手段并不是欺骗与贪婪，而是通过专业知识与企业组织，以科学方法创造新财富。上海在20世纪上半叶，成功地建构了这个近代新富阶层，把其塑造成一股爱国、专业与自治的力量。

19世纪下半叶，中国沿海通商口岸出现了一种新的商业文化。为了沟通华洋，“买办”商人应运而生。他们是中西两种文化的中间人；他们以固定的薪水，担任买办、商业助理，或者从事内陆采购、船运交易，独立进行贸易。

无论出身寒微还是来自商人家庭，广州、宁波、苏州或其他地方的买办们都在短时间内集聚了大量财富。

早在1850年代，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and Co.）的上海买办杨芳就积累起了几百万两白银的财富。在1860年代到1870年代，旗昌洋行（Russell and Co.）的买办陈竹坪也是如此。郑观应是学者也是买办。在1873—1881年，他效力于太古集团（Butterfield and Swire），到了1880年代、1890年代，财力雄厚的他投资白银40万两，支持中国新型企业。类似的例子还有唐廷枢，他于1873—1881年在怡和洋行任买办，后来在开平煤矿投资白银30万两。徐润，1861—1868年在上海担任宝顺洋行（Dent）的买办，几年间总共向各类官办近代企业投资约127.5万两白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上海的花园别墅十分宽大奢华，以至于访客都有迷路的危险。整个别墅被成群的仆人打扫得一尘不染，桌面和地板像玻璃一样一尘不染。

有人曾做过大致统计，1842—1894年，中国几万名买办的个人资产总和约有5.3亿两白银.虽然这些财富还比不上那些上千万的乡绅精英群体——后者的年收入大概有6.45亿两白银，主要来自土地和商业的收益；但是买办开拓了一种新的财富来源，他们沟通中外，在华洋之间“榨取”利润。正是这种新的角色使少数人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大量财富。

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商场上，买办商人与传统商人或地方乡绅都有很大的不同。有些时候他们“身穿蓝绸长袍，剃过的头上戴着黑色瓜皮帽”；另一些时候，他们则穿上西式大礼服，同样从容自如。

他们建起了英式宅邸，并放满了威尼斯进口的家具；同时，他们的房间里也摆放着景德镇的瓷器，放眼望去，周围都是他们精心设计的苏式园林。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说一种洋泾浜英语，句子的结构还是中文，却夹杂着各种来自印度英语、葡萄牙语的单词。他们礼佛，却取了基督徒的名字。他们庆祝中国农历的节日，却按西历排定工作和休闲时间。买办们加入基督教青年会（YMCA），甚至会以自己的名义举办赛马大会，1865年春天在汉口就举办了“买办杯”。但同时，他们也会买道台的官衔，披上官袍。这样一来，在乡绅和官吏面前，他们就不再是平民百姓了。不管是外表还是行为，买办商人都吸收了中西文化中的不同元素，塑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混合了异国与传统的特殊风格。

郑观应等买办商人早年接受的是传统儒家教育，另一些买办则没有这样的经历。无论买办商人接受的是怎样的教育，他们都服膺传统儒商的道德准则：信用、诚实、可靠、正直，等等。洋人同样认同这些价值，为洋人工作并没有改变买办们的商业道德。和他们的前辈相比，买办商人并没有失去什么特质，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必须学习新的知识，这包括外语能力和对中国以外的世界的了解。

如果要说新旧商人间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外语能力了。尤其英文水平，往往是买办商人能否成功完成任务的关键。

鸦片战争之后的十年里，上海很多家庭开始自费送孩子去上英文课，让他们上外国传教士的有关课程。1865年，英国圣公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在上海创立了英华书院，聘请香港圣保罗书院（St.Paul’s College）前院长傅兰雅（John Fryer）担任英华书院院长。书院得到了许多人的大力支持，其中有外国商人，如怡和洋行在上海的合伙人威廉·凯瑟克（William Keswick），也有买办商人，如旗昌洋行的陈竹坪。英华书院非常认真地教学生英文，很多商人家庭看重这一点，就把子弟送到这里来；到了19世纪末，不少英华书院的毕业生已经成了非常成功的买办。

英汉辞典和字典也开始出现了。唐廷枢（1832—1892）10岁就进入了香港的马礼逊教会学堂（Robert Morrison School），这是东亚最早的教会学校之一。

1862年出版的《英语集全》就是唐廷枢编写的。因为英语“讲得就像英国人”，唐廷枢年仅20岁就开始在港英殖民政府担任翻译，这之后又在上海海关担任秘书和高级翻译。离开海关后，唐廷枢加入怡和洋行，在汉口、上海、福州和香港之间代理洋行的生意。

1863年，他出任怡和洋行在上海的总买办。在怡和洋行的不同部门，他要处理各种烦琐的事务；针对其中的常见问题，他编写了6卷本的《英语集全》。这本书包括不同经贸领域的中英词汇，比如五金、通商税则、各色烟、丝货、茶价、斤两、尺寸、数目、官讼、人事、服饰、舟楫、用人、看银、管仓、马车。这本书还基于雇佣、出店、管仓、看银等场景，给出了常用的对话。这些“句语”对英汉两种语言大加简化。这里没有复杂的礼节、层层的深意，只有最直接的问题：“有几多？”“几时？”“支银？”“乜野价（即什么价）？”“落得簿？”等等。一些说法并不自然，另一些则咄咄逼人。除了用粤语书写中文对话，书中还基于汉字的粤语发音注明了英文的读音。换而言之，这本书是为一个特定的群体编写的，这个群体的人说广东话，和外国人做生意、打交道。进入20世纪，这样的工具书就很多了。

新的中国商人开始注重“商学”（learning of commerce）及其实用价值。亚东商学社汇聚了一群20多岁的青年人，他们来自香港的各个商行，其中有会计、簿记员、仓库管理员、行政助理等。他们自己从事贸易，并开始将积累的经验整理成系统的知识。去外地出差，与不同的人谈话，读各种报纸，熟练掌握外语，这是他们工作的日常，也体现在他们写下的、出版的文字中。他们在1907年联合出版了一份报纸 《商务考察报》，当时30多个华人商行支持他们的创举，其中包括十几家金山庄，这是专门和美国加州做贸易的公司。

这份报纸的宗旨是研究、探讨与商业有关的一切：金融、贸易、船运、保险、商业地理、市场环境、商业规则、关税、贸易合约甚至本地历史和时事。其他的关注内容还包括：合伙人、协定、政府登记、偿债、代理、中介、矿业、制造业、铁路运营、殖民政府，还提到了东南亚的殖民开垦。他们利用照片和图画彼此交流在东南亚沿海贸易中所使用的各种不同货币。在当时的商人看来，这份报纸描述的是海上贸易错综复杂的世界，这里有各种细节，小至货币、语言、饮食，大至法律规定和地方当局的权力。

这些新式商人，还有他们新的融合中西的文化，是否赢得了当时人的接受甚至尊重呢？这很难说。可以确定的是，沿海贸易以及他们积累的财富备受关注。19世纪后半叶，尽管战争不断，各个通商口岸的贸易却持续发展。这些经济活动，渐渐和国家间的纵横捭阖一样，已经不再是商人间的私事。

在晚清政府与新式商人的共同推动下，“商”与“学”在20世纪初结合在了一起，“商学”成为一个新的知识领域。人们开始意识到，一个商人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不是因为他贪图钱财或精于欺诈，而是因为他具有专门的知识。既然知识是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从业者就必须有相应的训练。这样一来，对于在城市谋生的人们来说，他们为了找到工作，就必须上学，而且必须上相关的专业学校。

进入20年代，“商学”到底指的是什么呢？上海总商会（The Shanghai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当时投入了大量资源来充实藏书、发行月刊、资助翻译、支持出版，并积极推动各种手册、教材、商务通讯及其他资讯的传播与普及。总商会的作为可以反映当时商界精英对这个新兴知识领域的认识。

上海总商会的各种出版物指出，根据美国的情况，19世纪的工商业曾经有两个主要的突破：一个是以技术创新为主的工业革命，另一个则是以企业组织为对象的管理学革命。因此，中国的企业不仅需要引进新的技术，更需要跟上管理学革命的步伐，以新的理念、新的技巧来管理企业。这样的企业管理，又进一步要求中国的从业者必须有扎实的数学基础，全面根据数据，改进企业中的统计方法。

现代公司的背后，是复杂的股权结构和跨领域的商业运营。因此，现代企业需要精准的、实时的会计结算，来追踪当下的运营情况。

闵之实在芝加哥大学学成，回国之后发表文章说明 “科学管理”概念，包括数据收集、统计归纳、预算规划、盘点存货、销量评估、市场规模报告等各种内容。工商运作的背后，有一个根据物质规律运作的世界，只有用科学的方法才能掌握这个脉络；因此，企业家在做决策的时候，如果靠个人一时冲动来办事，是行不通的。同理，市场、金融、销售和会计等事务也必须由专业人士来执行。所有商业上的失败，都可以归咎于知识的欠缺或未能真正应用“商学”的有关原理。总之，正确应用科学管理可以带来空前的效益，反之则会一败涂地。

1920年代中期，定期在上海出版的期刊中，现在可以看到有不下12种专门推动“商学”这门 “科学”的概念。这些期刊的赞助者包括各主要城市的银行协会、货币公会、经济研究协会、大学经济商业系、地方商业局，背后则有专门的编辑团队与特定的撰稿人。这些专家通常在商学院担任全职或兼职讲师，或者在政府的财政、审计、会计或统计部门任职。同时，他们活跃于各种商学及其下属学科的研究会。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机构——学院、大学、银行、期刊、会计师事务所等本身都是20世纪初新兴的产物，它们是依照西方模式建立的。一开始，不少人通过翻译把英文论文改写成中文，为期刊供稿，因此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者。然而到了30年代中期，其中一些人已经成为商业管理学领域的重要学者，当他们的名字出现的时候，人们就会意识到，这是这个领域的“大师”之作。我们可以说，到了这个时期商学已经像传统经史研究一样，有了核心的文本以及自己的师承。

潘序伦便是当时的“大家”之一。这位民国时期上海的首席会计师，先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然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商业经济学的博士学位。他曾担任过上海商科大学会计系主任，以及暨南大学商学院院长，还在财政部、农业部、商业部和海关担任过要职。他是上海著名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创办人和董事长，写过许多教科书。到了三四十年代，许多中国的执业会计师都曾在立信做过练习生，参加过立信的职业教育训练班，或至少读过潘序伦的著作。桃李满天下的潘序伦由此长期坐镇中国会计学会的执行委员会。

潘序伦的职业经历提示我们，在当时的上海，国外顶尖大学的研究生学历是行业内的通行证。再后来，潘序伦于1924年创办的会计师事务所开始为上海市议会进行外部审计，由此，他更加声名大振。专业的会计服务与专门的经济知识互为表里，在这个领域，和职业资质同样重要的是服务过的客户以及客户间的彼此推荐。渐渐地，财政部、工业部和海关也开始委托潘序伦进行审计与会计。1940年代，潘序伦还担任了经济部副部长。

在教学上，潘序伦致力于普及这门在外人看来颇为神秘的学科。身为上海最著名的会计学校的校长，他教导学生，会计作为一门学科，主要进行的活动是规划、记录、组织、估算、分析并审核财富的变化。这门学问无论在怎样的社会环境下，无论在谁的生活中，都可以派上用场。

会计既可以服务于家庭理财，也可以运用在工厂管理；既是个人规划的重要帮手，也是公司财务、市政预算的重要环节。这门知识不是只属于职业会计师、审计员、簿记员、财务行政人员或律师，而是专业以外，人人都可以理解、掌握的技能。

针对不同程度的学生，潘序伦的事务所出版不同类型的教科书，内容涵盖高级商业簿记、不同领域（公司、政府和银行）的会计、公司财务、商标和公司注册。教科书销售带来的收益颇为可观，并不亚于学校学费的收入。

潘序伦也常常举办公开演讲，有时他用英语，因为他认为这样可以避免不同翻译名词带来的混淆。作为会计师事务所的延伸，他的立信会计学校兼收男女学生，他们既可以来学习职业技能，也可以学习家庭财政。学校也为上海顶尖的女子教会学校开设家庭财务课程，因而充实了原先以营养与卫生为主要课程的女性教育。立信会计学校还欢迎读者来信，并经营自己的电台节目。这两种“远程教学”形式将潘序伦的声音和理念带到更远的地方与更广阔的世界，从弄堂深处的人家、小店，到长江上游的城市、乡村。

总之，潘序伦不仅是30年代最著名的会计师，也是《生活》周刊里的“成功榜样”，他值得城市青年起而效仿。当立信会计学校庆祝十周年校庆的时候，至少有８万人回馈，认为掌握会计学有助于提升自身。

以上说明的是商学的兴起，把“商”变成“学”，标志着商业成为一种专业知识含量越来越高的活动。与此同时，从“学”的方向着眼，民国上海的学校日益商业化，一般市民消费者的思考方式也更加物化、量化，趋向实用与交易。一大批商业学校和商科大学出现了，进行各种不同程度的文凭贩卖。售卖实用技能的职业学校也出现了，把知识技能传递给付费前来学习的城市青年。这个世纪鸦片战争后的时间里，一种新的、专门的商业语言形成了，为汉语添增了至少1万个相关词汇。1936年，商务印书馆编译了一部以普通商户为对象的商业百科全书，叫作《商人宝鉴》，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增补再版了许多次，在“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的前夕，达到可观的发行量。

《上海繁华：经济伦理与近代城市》（海外中国研究文库）

作者：【美】叶文心

译者：王琴

出版时间：2023年6月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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