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野上呼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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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静波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写一写一代人,他们是知青二代。
1995年,当电视剧《孽债》在上海播出的时候,曾经创下近五成的收视率。片中的五个孩子,从遥远的西双版纳来到上海,去寻找返城而去的亲生父母。他们曾经都是下放云南的知青,在异乡度过了自己完整的青春,甚至找到了工作,牵手了爱人,可是当回城的机会落在眼前的时候,人生又一次需要做出选择。
如果说,在路遥的小说《人生》中,高加林需要在恩情与前途之间做出痛苦选择的话,那么《孽债》就像鲁迅问“娜拉走后会怎样”,把高加林“选择之后的选择”再次扔在了他眼前。
在那个大时代,人是身不由己的。
那时离开上海的知青,除了去往西南的,还有到江西、东北、新疆等地;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老三届,还有新五届、后五届;除了上海,还有那么多的省,那么多的城,那么多的人。
其实,为了返城和子女,和在下乡地爱人离别的知青毕竟只是一部分,当初的政策是要在身体上有一定的指标,才可以获得病退返城的机会,所以有一部分人为了回家,不惜一切,敷用麻黄素、升压灵来制造高血压,喝麻醉药制造“心力衰竭”,喝农药制造“胃痉挛”,喝墨水制造“胃穿孔”等等。
而另一些,或者说大部分,没有意识要做到这样决绝才行,他们留在那里,十几年后,有的为了孩子的教育,通过退休、买断工龄、停薪留职等方式逐渐回去;有的就一直没有回去,一直没有。
大多数的知青,还是跟孩子在一起的。
如今年老了,依然如此。只不过他们已经在小区里,陪着孙子孙女,揉着肩膀,而把当初一口气挑着上百斤走上百里的岁月揉进了白发闲谈里了。
到如今,关于知青的小说、电影、电视剧已经有了很多,可是当初《孽债》里的那些孩子,那些留在下乡地,或者少年返城的知青二代的故事,似乎并没有多少艺术作品谈及,好像他和同时代的孩子没有什么差别,可是哪里没什么差别呢?
人生的烙印,一旦烙下,就是一生。
他们呼啸在原野之上。
这里和他们父辈所生长的城市是不一样的。不管是北方的平原,还是南方的沟壑,在山林茂密处,在静水流深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知青在下乡地并非只是务农,他们也做工,进县城,住楼房,毕竟哪一个时代的人,都想让自己的生活更好一些。于是这些知青二代也会住在没有电梯的楼上,而楼边就是连绵的青纱帐。那里有夏后的玉米,秋日的蚂蚱,可以撕下玉米皮做燃料,在野地里烤来吃。
小学的门口是有牛车路过的。不止是牛车,还有大青马、黑骡子、小毛驴拉的车。车上往往堆着收割后的豆秧以及麦秸秆,甚至还挂着青色的豆虫。
然而,他们也是零余的一代人。
作为工人子弟,他们和周边农村户口的同学说不上不好,可总是两类人;作为知青子弟,他们在老师心里是那种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转学走的人。
《阳光灿烂的日子》是那些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少年,而他们则和身处的环境有一种隔膜感。每当过年的时候,会离开居住和学习的地方,回到那个父辈的故乡。那这里又算是什么呢?
这两个都叫做故乡,只是一个被称为“籍贯”,一个被称为“居住地”。然而,落在心里的又是哪个呢?
即便回去了,也说不清楚。
回去了城,回去了那个曾经被称为故乡的地方。
他们赫然发现,在故乡亦如他乡,同样是一个零余者。
人生很多的记忆都和经历有关,在那里没有小学、中学的经历,仅仅是寒暑假的些许日子,也就对这个城市没有清晰的记忆。
他们要让自己像一滴水,才能隐入这片海洋中,可事实却常常是他们成了一滴油,悬浮在空中。
知青二代回城以后,有很多人寄住在亲戚家里。二十多年前,房子小,大家的客厅都不过是个转身的地方,加张床就是家了。而最难的则是吃饭,一大家子人吃,吃什么?这边多一口,那边少一口的,往往只敢吃自己碗边的那点儿,就是讲个笑话,也得像林黛玉那样多了心去听。
当然,那些能接受自己的亲戚也是不容易的。左右不过是亲情,有时候嘴上不饶,手上还是会往碗里夹一块排骨。
在吵吵闹闹里长大,只是当回望着过去的他乡,似乎感觉那里才是故乡。
那些知青回城了,他们有伤痕文学。
可那些知青二代,往往被统一成1990年的《十六岁的花季》、1991年的《万岁!高三二!》,以及此后的80后叙事,丢掉了自己的故事。
人的一生,不过是从一个群走进了另一个群,当人来人往,重新汇聚的时候,一些旧日的烙印也就不那么特别了。
谁还没个故事呢?
知青二代,在岁月的流淌中,成为了按部就班的普通人,无论是回到城里的,还是留在下乡地的,最终还是融入既有的节奏与生活。当孩子大了,不会以你从哪里来区分你我,而是以更现实的标准:圈层、地位,以及财富。
于是,过去最终被割舍,以至遗忘。
知青一代早就成了老年人,还会看电视,他们有着属于自己青春的电视剧;年轻的90后,乃至00后,正在经历着他们的青春,也会有着古偶悬疑那些他们爱看的题材。可是知青二代呢?忙于生活,忙于活着,挣着钱,却成为那个省钱的;被孩子气着,却在电视剧中注定要成为认识到错误与孩子和解的威权家长。
风吹过原野,湮灭了岁月。
诗人食指有一首诗叫《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写在1968年他从北京出发上山下乡的时候。对于未来,他也曾懵懵懂懂,可是当离京的火车汽笛长鸣,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也许回不去了。
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地抖动
我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我的心胸
他不知道,十几年后,知青还会返城。在那个人才相对匮乏的时代,他们有着更为宽松的竞争环境和万物起飞的时代红利。在知青离开去上山下乡的时候,还没有知青二代,那一根奶奶缀扣子的针线,穿不到他们的心胸,却早已被预定了随波逐流。
甚至,直到文章写完,还找不到一个有名的知青二代,这一个原本属于一类人群的标签,早已撕下。甚至同类相遇,也看不到当年自己的影子了。
可是,万物低伏,因有风来。人生的路,走过了就是走过了,每一步都踏在生命里。
每一步……
作者为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戏剧影视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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