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为啥会突然灭亡？这里有最靠谱的分析。

本文摘自谌旭彬先生的《秦制两千年》一书。如喜欢本文，可以购买此书阅读，非常值得一读。

秦二世胡亥上台后，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带着丞相李斯“东行郡县”，效仿秦始皇巡幸天下。

胡亥这么做的原因是担忧“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担心天下人（主要是指生活在六国故地的新秦民）不能像畏惧始皇帝那般畏惧自己。所谓的“东行郡县”其实就是向六国故地的新秦民挥拳头、亮肌肉，结果并没有什么大的作用。

第二件事是对中央和地方的人事作大规模的调整。

胡亥这么做的原因是担忧“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他觉得旧班子里的大臣与地方官不可能像畏惧始皇帝那般畏惧自己。这样的不自信与胡亥年轻、得位不正（至少存在这种传言）、在朝廷与军中都没有亲信力量有很直接的关系。赵高对胡亥讲：“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始皇帝时的那些大臣富贵世代相传，权势盘根错节（比如李斯，史载其家族中“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这些人当然不可能像敬畏始皇帝那般敬畏二世皇帝。胡亥和赵高担忧他们与其他皇子（诸公子）勾结起来挑战皇权，倒也不是杞人忧天。

那怎么办呢？赵高给胡亥出了两个主意：

1．“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对地方官员（郡县守尉）实施大清洗。

2．“灭大臣而远骨肉……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对朝中大臣和皇族进行大屠杀，全换成胡亥的亲信。

于是，胡亥大刀阔斧，大开杀戒。“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财物入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

这么做的后果，是在秦帝国的官吏集团中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恐怖气氛，正所谓“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敢提意见就会被定为诽谤罪，人人只求取悦胡亥保住俸禄；

“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官吏人人自危，庶民穷困潦倒，个个感觉朝不保夕。

胡亥的官场大清洗也不是没有遭遇阻力。作为始皇帝时代的既得利益者，李斯就很不满胡亥的做法。“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叛）者众”之际，李斯多次进谏抗议，反被胡亥摊派了任务。胡亥说帝王富有天下，他想“长享天下而无害”，希望天天纵欲、享乐还不会亡国，李斯是丞相，让他来想办法，助皇帝实现这个愿望。同时，胡亥还以李由（李斯长子）抵御陈胜义军不力为由，“诮让斯居三公位”，威胁要整垮李斯家族。

为了身家性命，李斯只好拿出法家在研究秦制方面的看家本领，献上那篇著名的《行督责书》，以迎合秦二世的想法。

所谓“督责”，简而言之，就是关于如何完全控制臣属，让他们为帝王做牛做马，乃至献出生命而不敢有半句怨言（“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的权术。李斯提供给胡亥的“督责”之术，主要是两条：

1．实行“深督轻罪”。——有一点过错就往死里整。

2．摒弃“俭节仁义之人”“谏说论理之臣”“烈士死节之行”。——官吏系统只用坏人、不用好人。

史载，胡亥读了《行督责书》，颇为满意，于是依照李斯的“督责”术，对官吏系统的整顿更加严酷，盘剥手段厉害的、杀人多的才是朝廷眼里的好官，路上到处是受刑之人，街市中被杀害者的尸体堆积成山。

当然，秦二世没有忘记除掉李斯，他下令将李斯腰斩，灭其三族。毕竟，李斯不除，所谓的“尽除去先帝之故臣”的目标就算不得真正完成。

秦帝国奉行“以吏治国”，官吏集团是它的统治基础。秦二世从中央到地方如此清洗他们，相当于破坏了“利益共同体”，严重动摇了秦帝国的根基。

在中央，大清洗之后，秦二世遇事皆与赵高独断，“公卿希得朝见”，朝臣沦为虚设。在地方郡县，先是陈胜起事攻陈，“陈守令皆不在”；后又有会稽郡守殷通找来项梁，商议响应起兵，发出“天亡秦之时”之语；武臣北伐，范阳令开城投降，赵地“不战以城下者三十余城”。在最基层，刘邦起事，其核心团队中的许多人正是沛县当地的“吏”。

这些秦帝国的官吏之所以如此普遍而轻易地加入反秦力量之中，是因为他们与秦帝国之间的利益纽带已被秦二世的大清洗切断。他们在人力、物力的汲取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这些“技术官僚”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反秦力量的素质。

不过，官吏“苦秦”并不会必然导致秦帝国的覆灭。

清洗了旧的官吏集团之后，只要再给胡亥一些时间，他就可以重建自己的统治基础，也就是赵高所说的“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自上而下重新构筑一个亲胡亥的新官吏集团。

但胡亥低估了另一个变量：来自从前六国的新秦民。

胡亥并非没有重视这个群体，他也采取过一些措施。如前文所说，登基的第一年，因为担忧“黔首未集附”，担心天下人不能像畏惧始皇帝那般畏惧自己，胡亥就带着李斯，效仿秦始皇巡幸天下，“东行郡县”。他想要威慑的对象主要是生活在六国故地的新秦民，更具体地说，是想要威慑原六国遗留的“豪杰”——那些有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的六国旧人。

但重视归重视，在胡亥的工作序列里，清洗旧的官吏集团远排在整顿从前六国的新秦民之前。这与秦始皇末年的工作序列是大不相同的。

这些新秦民与荀子见过的约三四十年前的老秦民有着明显的区别。据荀子的描述，老秦民的基本特征是：“其百姓朴……甚畏有司而顺。”——很愚昧，害怕官府，相当顺从。自然，这种特性是秦国官府逾半个世纪的驯化结果——自商鞅变法至荀子入秦有约八十年的时间。
新秦民对秦国普遍怀有抵触情绪。“秦尝攻韩，围邢丘，困上党，上党之民皆反为赵，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这是纵横家苏代在公元前259年冬天对秦相范雎所说的话。苏代见范雎的三年之前，秦军进攻韩国的上党。眼见陷落已是定局，韩国的上党郡守冯亭派人前往赵国求助，其用来打动赵王的理由之一也是上党百姓“其民皆不欲为秦，而愿为赵”。

苏代见范雎之后两年，公元前257年，又有齐人鲁仲连发出了“义不帝秦”的誓言。鲁仲连说，秦国乃弃礼义之地，专以权术驱策士人，以虏囚对待百姓。若秦国一统天下，“则连有赴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鲁仲连宁愿跳东海而死，也不肯做秦国的百姓。

大略同期，还有一篇由秦国的大臣撰写、呈递给秦王阅读的文章，被误收在了《商君书》里，即其中的《徕民》（这篇文章提到了长平之战，当然不可能是商鞅的作品）。这位秦国的大臣说：秦国幅员辽阔，人口不足；韩、魏等国土地狭小，人口相当稠密。老百姓想要的无非是耕地和住宅，秦国有多余的耕地和住宅，韩、魏等国的耕地和住宅非常紧张，但韩、魏等国的百姓没人愿意迁来秦国，因为在秦国做“士”很惨，做“民”太苦，正所谓“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

苏代也好，鲁仲连也好，那位不知姓名的秦国大臣也罢，他们共同指出了一个问题：在秦国军威赫赫的年代里，东方六国的百姓鲜少有人愿意主动投奔秦国的怀抱，因为做秦民实在太苦。也就可想而知，在秦二世的时代，那些被纳入秦帝国时日尚浅的“新秦民”仍存有对昔日时光的怀念。他们体验过更多的自由、更轻的赋役、更松散的控制，见识过更好的生活，他们的记忆还没有完全消失。

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公元前228年，灭赵；公元前226年，灭燕；公元前225年，灭魏；公元前223年，灭楚；公元前221年，灭齐。秦国只用了短短10年时间，就消灭了六国，这是令人惊叹的速度。但这么快的速度也使始皇帝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将施加在旧秦民身上的那套驭民体系全面移植到新秦民身上。他还没有来得及摧毁新秦地上的一切有组织的“中间力量”，进而使所有百姓以原子化的形态直接面对国家的汲取，或者说他还没有来得及在六国之地造就出“一个强大到极点的政府、一个萎缩到极点的社会以及一群沉默到极点的个人”。

所以，当陈胜于公元前209年，也就是楚国灭亡后的第14年，在楚国故地起事时，他得到了诸多昔日豪杰的响应，其中包括了春申君门下的游侠周文、信陵君门下的游侠张耳。由《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不难看出，张耳这样的人物尽管在入秦之后失去了效仿信陵君广纳门客的现实条件，甚至落魄到做“里监门”、被“里吏”鞭笞的地步，但他并不是一个原子化的存在。与张耳为刎颈之交的陈馀自称“尝游赵，知其豪杰及地形”，即是这些人社会活动能力犹在的明证。

刘邦起事前的经历也显示了旧秦地的驭民体系尚未能够在新秦地完全铺开。刘邦年轻时曾是张耳的门客。公元前225年，秦军水灌大梁城，灭了魏国，张耳成为朝廷的通缉犯，不得不仓皇出逃。刘邦也只能结束门客的生活，返回故里。次年，秦军攻楚，尽收淮北之地，刘邦从楚人变成了秦民，但他早年作为游侠构筑起来的社会关系和活动的力量并未因此而消散。在体制内，他可以得到萧何、曹参等沛县之吏的维护；在体制外，他有樊哙这样的爪牙（史载“与高祖俱隐”）。他口称以万钱作为贺礼，实则不带一钱，成功与“善沛令，辟仇，从之客”的吕公（他显然不是一般的平民）结交，进而成为姻亲，这个过程也是典型的游侠行为模式。

刘邦至咸阳见始皇帝而感慨：“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于会稽见始皇帝而发出豪言：“彼可取而代也。”“新秦民”中非原子化、有社会活动力量的六国的旧贵族与豪杰、游侠的这种心态远不是一场东巡可以消灭的。始皇帝不能，胡亥自然更不能。

也就是说，当秦二世胡亥在公元前210年登基，他所面临的现实是：秦已消灭六国，但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六国残余的贵族、游侠、豪杰、文士（如持孔门礼器投奔陈胜的鲁地之儒）和宗族势力，尚未将他们变成原子化的个体。而“天下苦秦久矣”是自商鞅变法的时代开始，已经延续了130余年的一种常态。
这个时候，胡亥开始清洗秦帝国的统治基础——官吏集团。于是，秦帝国的统治基础分崩离析，再加上外部又出现了有组织的武装力量，亡国就成了一件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