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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口述:你去过的网红景点,可能就藏着无名尸体 | 我的骨头会唠嗑35

法医口述:你去过的网红景点,可能就藏着无名尸体 | 我的骨头会唠嗑35

文化

大家好,我是陈拙。

今天的故事来自一个许久未见的朋友,法医廖小刀。

他曾经给我分享过一个冷知识,如果一座桥上人所能触碰的位置,缠满铁丝网,无论风景再美,也请注意靠边站站——任何异样都是有原因的,这说明,常有人从这座桥上跳下去。

他给我列举国外著名的几座桥,我在这就不赘述了,因为小刀说了,自杀方式会有模仿性。

想不开的人,近期身边接收到了什么信息,会非常影响他们的选择(自杀地点与方式)。

这也是小刀想要跟我们分享今天这个故事的原因。

故事讲述了一个绝望的普通人,离世之前,去了最想去的地方。

小刀用两个关键词来形容这个故事:遗憾与温暖。

我和他希望,这样的记录,能对世界产生好的影响。

2023年8月中旬,同事到办公室找我,让我看看以前一个失踪人口有没有比中。

我点开全国DNA数据库,告诉他没有。

案子是2013年的案子了,失踪的是个67岁的老人,和家人吵架后离开,他儿子报的警。

案发前,儿子对父亲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爱死哪去死哪去。父亲则马上穿好人字拖鞋,提包出门,临走前告诉所有人:我要去环游世界了。

从此老人再没回家。

同事告诉我,这么多年过去,老人的儿子每次接到派出所回访,就会赶来派出所问有没有找到自己的父亲。“或许他以为我们回访就是案件有进展吧。”

同事也很无奈,甚至对这个儿子有些愧疚,因为案件进度一直停滞着。

“他应该很挂住(挂念)自己的老豆(老爸)。”

我本以为这桩失踪案会一直这样停滞着。

直到两个月过去,我正准备睡觉的时候,枕头边的电话铃响了。

是队长打过来的电话,他一般不会这个点打电话给我们。我以为又有大案子,今年过去大半年,辖区命案加起来还没有两位数,我都快忘记上一次出命案现场是什么时候了。

电话接通,却是让我第二天去开一个会。

“明早八点,九楼,大队长办公室,局长要来。”

第二天,我在大队长办公室看到了一样提前到达的大案队民警老潘。刚坐下,情报队的小赵也推开门坐了下来,显然他和我一样,对今天会议内容完全不知晓。

老潘应该是知道些什么,但是我转头问他的时候,他只是说,等会儿开会就知道了。

教导员开口说了会议的主题:查找历年失踪人口。

总共有12个失踪人口,都是失联多年,毫无线索的情况。我们在场3人成立专案组,老潘联系各个办案单位协助,小赵提供情报资源,我负责尸体和DNA的线索。

局长在走之前给我们下了死命令:“月底前必须见到成绩。”

12个档案,有的厚,有的薄。

这些案子大多是经过派出所多年跟进,但毫无线索的失踪案,全是所谓的硬骨头。

“之前都没有人和我对接过这些案子啊。”我看着面前的一堆档案满是无奈。

这档案不只是纸,每一份,它都代表着一个人:有和母亲吵架后离家的女孩,有嚷着要回娘家的妻子,也有完全没任何征兆,突然决定不去公司的上班族。

他们几乎都是没有理由就失踪了,再也不让人找到,像水消失在水中。

以往的查找,同事们都是按照找逃犯的思路,去查失踪人员的电话,还有现场的视频。

如果我们也按这样的方式来,只会毫无进展。

现在唯有用技术的角度去发现问题,才有可能将其解决——

既然找不到失踪者在现实中的生活痕迹,那就用相反的思路看看,他们会不会已经死了?我们完全可以先试试,在全国范围的无名尸里,能否排查出这些可能已经遇难的失踪者。

但是动作必须快,本地的尸体黑市里,还有人以两万元一具的价格,售卖无名尸体。

时间拖得越久越不利,我们需要从这些失踪人口中挑选出一个,先用从“无名尸堆”里找人的方法试试。那天,我在12份档案面前一上午,最终指着其中一个档案,提议如果下午没其他安排,不妨去这个案子的家里走走。

因为这是个熟悉的案子。

他叫何树海,就是那位穿着人字拖,说要去环游世界的67岁老人。

何书海的家在村里,从镇上出发,穿过一个工业区就到了。

这些九十年代建好的单家独户,巷道都格外狭窄,只能单向通行小汽车。如今本地人有钱了,几乎每家都有了汽车,只能停得越来越远,把村口篮球场周边都停满了。

何家是一个三层楼的住宅,贴着瓷砖,围墙高,院子小。

开门的是何书海的儿子,他叫何满添,已经五十岁了,如今已算是村里最后一批没有搬走的原住民,更年轻的小辈们,都搬去了镇上的小区。

等我们说明来意之后,何满添叹了一口气。

一晃十年过去了,他还清楚记得父亲何树海离家那天的事情。

2013年8月30日晚饭后,他就是坐在一楼客厅今天这个位置,正在看电视。父亲从房间出来,走到厨房里翻冰箱,翻了好一会儿,直到冰箱发出提醒音都还没翻完。

母亲走过去问他,到底找什么。

父亲说,饺子不见了。

“哪还有饺子,前两天不是你自己吃掉了吗?要找什么又不和我说,弄得乱七八糟的,还要我来收拾。”母亲嘀咕着将冻品放回原位。

父亲坚持说前两天没有吃完,还剩了十来个。但冰箱里确实没有饺子。

母亲又絮絮叨叨地说父亲糖尿病,就不能吃那么多面食。父亲很生气,大声地吼:“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我都快死了,还不能多吃两口?”

母亲也大声地反驳父亲,两人声音越来越大。

何满添看到父亲拿着塑料凳像要动手,就过去将父亲推开,让对方有话好好说。

“你还推我,我连你都打。”父亲拿了菜刀,但最后只是对着冰箱胡乱砍了几下,将刀丢地上,说整个家里没人关心他,他要搬出去住,要环游世界。

父亲说:“我死也不回家了。”

何满添拉开母亲,对着父亲吼道:“爱死哪里死哪里!”

话出口他就后悔了,10年过去,他担心父亲真死在了一个无人知道的角落里。

何满添口中的父亲,是个脾气暴躁的老广,年轻时经过商办过厂,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

虽然在外人面前要强,但对妻子很温和,以至于那次争执中会拿起刀,儿子整个人都是懵的。

何满添现在回想,不是自己抄起凳子,父亲的刀也未必落下来,毕竟以往家里一团和气。

“早年他不是这样的,还是因为病痛的缘故。”何满添告诉我们。

那几年他父亲动过好几次手术,2005年因膝盖问题做了关节手术,09年发现前列腺增生,排尿困难做了手术,也是那时候发现有糖尿病,开始需要每天吃降糖药。

13年,也就是失踪半年前,他父亲诊断出有直肠癌,又做了直肠癌手术,最后身体越差,脾气才变得越坏,最后一次爆发争吵的时候,医院已经确认他父亲的癌症转移到肺了。

何满添告诉我们,父亲离家前,他犹豫过,服软的话最后还是没有说出口。他想着父亲也许真的只是任性一把,在生命的最后潇洒几天,然后就会回来。

听到这些话,我的心情也难以平静下来,失踪案最初对于法医来说,只是一个卷宗。

当我为了破案走进这些家庭,我看到的就不再只是卷宗里的名字,而是一个父亲的样子和一个儿子的心碎。

何满添说,小时候父亲外出回来,总是不忘带点小玩意儿给自己。

后来自己没读完高中就出来跟人学做菜,这在父亲看来就是不成器,但这份爱并没有消失,老人只是将它转移到了还在读书的孙子的身上,像过去给儿子买玩具一样,偷偷给钱让孙子去买喜欢的手办。

“他其实是个顾家的人,他肯定舍不得自己的孙子。”何满添斩钉截铁地说,这也是那天他会让父亲走的原因之一。他一直为那天自己的不挽留惋惜。

失踪者的家属往往这样,将某一天发生的意外,怪罪自己一辈子。

我们交谈的声音吵醒了在午休的何家老太太,她已经年过七十,头发几乎完全银白色,脸上满是皱纹,从行走的情况看,腿脚已经不大灵便。

她从房间出来之后,就坐在一旁,在我们交谈期间,一直默默地听着儿子说话,并没有插嘴。

何满添表示,母亲听普通话吃力,父亲走后的这些年,没人陪着说话,她的话也越来越少。

而关于父亲的失踪,他也认可我们的想法:自己的父亲已经死了。

因为父亲离家十三天之后,寄回来了一封挂号信。

里面是他父亲的遗书,同时寄回来的还有他自己的身份证。听到我们说到这里,老太太起身,何满添赶紧去搀扶了一把,老太太很快从神台的抽屉里翻出了那封信。

我接过信,信封上有些陈旧的印渍,边缘也有些毛边,但信封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打开信封,里面是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信纸。

信纸只有两页,上面印有日期,应该就是酒店房间的信纸,上面是何树海分别写给儿子何满添以及老婆的话。书信的字迹并不整齐,也有不少错别字,不少话语也是重重复复。

但这封信一定是个重要线索,因为全国的无名尸太多了,从中寻找何书海很难,必须要一步步缩小他可能出现的位置,再联系当地,看看有没机会找到。

比如这封信是从杭州寄来的,就帮我们大大缩小了搜索的范围。

可打开信一看,我们发现,案件接下来的推进,不一定会有料想的那样轻松——

何书海说:“我会死在别人找不到的地方。”

我将信中的关键信息提取了部分,可惜信里的内容,就像在给我们寻回的工作发出“挑战。”

何书海给妻子的嘱咐:

“当你收到信后,我已经不在人世了。你们不要说给人知,就说我到外地工作,不给人知才可以收退休金,明年如果要报名,你就说我在外地,看能不能混过关。”

“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都是受累受痛,吃不完的药。”

“我会死在别人找不到的地方,可能找个山洞,不要把我死了的事情告诉阿豪,包括我弟弟何树光也不能说。”

“我还汇了一笔款给你,那是我留给孙子阿豪的,你们不要动,开个账户给他,等他读完书了再把钱给他,另外那几间老屋子的租金也是留给阿豪的,以后都放那个账户里。”

两封信,写到最后,本来一行一行整齐的字迹,也开始显得凌乱,他反复地强调钱是给孙子的,强调不要告诉别人自己死了才好多收退休金,总计一万多元。

何满添说,父亲离家时,身上是带了电话,但是他没有选择打电话,一生要强的他,在电话里也不可能说出这些话。老太太也嘟囔着说,他们两个打电话只会吵起来。

一个号称要去周游世界,潇洒过完最后日子的老人,临死前想的还是自己家人和孙子。

我把信交给同事拍照,又端起水杯喝了大半杯茶水,心中终于平静了些。

我们与何满添告别的时候,他说自己也知道父亲肯定走了,也理解我们工作不好做。

毕竟当初父亲就说过要在所有人都找不到地方死去,但是他还是希望我们能把父亲的尸体找回来。

何满添对父亲的选择也很无奈,虽然父亲反复在信中提到不要告诉别人,能多领退休金。但他还是马上就报了警。“我又不差那几个月的退休金,总不能他死外头都不找一下吧。”

十年过去,他接受了父亲的死亡,但接受不了父亲曝尸野外,找不到回家的路。

我和同事对着这样一份信做起了分析。

信是9月底寄来的。

我们派出所同月接到报案,查找后发现,失踪者离家后一路北上,先到长沙待了两天,然后抵达杭州,住宿记录是上城区的一家酒店,这一片应该就是他最后呆的地方。

因为随信寄回的,还有何书海自己的身份证,也就是说他打定主意再也不坐飞机,搭火车去别处,也再也不需要去其他酒店住宿。

当时我们的派出所联系过杭州警方,发过协查函,但没发现类似特征的尸体和身份不明人员。

现在看来,如果只是查找上城区这样一个狭小的区域,显然不够。

因为杭州这个城市有着西湖和钱塘江,这样丰富的水网,尸体顺水漂到哪个地方都不奇怪。这种协查报告,每年局里也都会收到不少,十年前如果不是命案协查,甚至到不了我面前。

以此推想,十年前杭州的同行也未必看到过我们的协查。

明确了搜索范围是杭州以及当地水网后,我从随身携带的挎包里,掏出采血针,给何满添以及何家老太太采了样本。

老太太有些疑惑,她奇怪我们为什么找老头子却要采她的样本。何满添倒是很爽快,他说反正听阿SIR的不就行了,人家是专业的。

这是因为十年过去了,我们手上已经没有了失踪者的dna。想要获取这个dna,去对照着找无名尸体,光靠儿子的样本是不够的,要知道,儿子身上还有一半dna来自母亲呢。

所以必须在子女dna样本上,排除母亲的,才能准确得到父亲的。

最后离别时,老太太缓缓地伸出手和我握手,然后含含糊糊地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转头看向何满添。他看出了我的疑惑,解释道:“我妈是问你能不能找得回来。”

我沉默了一下,虽然很想给她一个肯定的答复,但却只能说:“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去查找,一有消息就会通知你们。”

从巷子往外走到巷口停车位时,我回头望了一眼,老太太还站在门外,看着我们。

在这十年,她会不会也总是这样站在门口,期望着自己的丈夫忽然出现在自己面前。

十年时间,不同人眼里有着不同的长短,在何满添的记忆里,父亲的争吵和离家仿佛昨天。

而我在这十年里,似乎一直都在原地打转,在同一个单位,干着和十年前同样的法医工作。

只是我的工作重心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十年前,那时候辖区一年的命案能够近百宗,暴力抢劫,飞车抢夺,几乎天天都有。

翻开2013年9月的受理表,就在何树满失踪的那个星期,我就勘查了两个命案现场,收了7个抢劫,2个强奸,63个盗窃案。案子仿佛永远都做不完,凌晨出现场,上午去殡仪馆,下午就是检验物证,晚上整理完物证检验结果,只想倒头就睡。

因为我不知道哪一天会在深夜被唤醒,所以每一个晚上的睡眠都是无比珍贵的。

桌上待检验的档案也越来越厚,办案队催哪个案件的结果,我就把哪个案件挪到前面来,最终办公室是档案摞成山,只见档案不见人。

所以对一个毫不显眼的失踪案,我根本来不及花太多精力,如果不是这次专项行动,我甚至不记得有这个案子曾在办公桌上出现过。

也许在派出所,在办案队,同样被命案,抢劫,盗窃搞得团团转的民警,也是如我一样。

大家都在忙自以为更重要的事情。

但对于报案人来说,事情不是这样的,那是他们的亲人和家庭,而不只是一份档案。

十年过去,不管是社会网格化治理情况,还是街头的摄像头都在不断地完善,我们的治安形势确确实实在不断地变好。

从街边摩托车锁车的情况就能反映出来。十年前所有摩托车都会在车轮上加一个U型锁,而现在大家都是拔钥匙就走。

命案终于从近百宗变成了不到十宗。

我们也终于有精力和警力去投入到以前没关注的地方了。就如同这次寻找12个失踪者的专项行动里,队长最后告诉我们的话:“现在大要案少了,这种失踪人口的案子,早就该做了,我们不过是在还历史欠账。

就当这些失踪人口是命案逃犯,我们逃犯都能抓到,失踪人口有什么理由找不到?”

我们三人的专案小组,很快就在“还债”这件事上有了进展。

分析出何书海的dna的之前,我们从他寄回来的那封信上,可以很清晰看到寄信地址。

杭州市望江路,那是西湖边上的一条路,往西可以通往西湖边,往东可以去到钱塘江边。我们从联网信息中确认,这里就是何书海最后出现的地方。

我联系了杭州的同行,让他帮忙查查寄信的时间段里,杭州还有周边地市的无名尸信息,尤其看有没有死在山上的。

老宋答应得很爽快,不过他告诉我要等等,毕竟得一宗一宗翻,十年时间,隔得太久了,

“不过你放心,那时候我们所有无名尸都解剖的,全部都做了DNA,你先试着对一下吧。”

两个血样的DNA检验并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按照标准的流程,从开始试验到出DNA分析结果,不超过八个小时。

我刚工作那会儿,DNA系统还是只能本地比对,没有全国联网,但是现在全国公安系统的数据库都已经升级好几次了。而比对数据的方法,也在愈发完善。

如果只有配偶和子女样本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调出几万具无名尸的数据。

但明确了在杭州,考虑到失踪者没身份证乘坐远程交通工具,那么比对的范围就可以限定在浙江,再结合2013年,无名男尸这样的筛选条件逐步筛查。

就这样,几万条数据变成了几千条,最后越来越少,就只剩下两条数据最相似了。

我赶紧打电话给同行,让他先不要大面积查档案,先帮我核实数据最相似,基因信息最符合亲缘的这两条。老宋很快回复了我,其中一具男尸明显年纪对不上,而且当年已经有家属辨认并检验过,确认了尸源。

另外一具尸体是在9月10号杭州钱塘江大桥下的滩涂上发现的,穿黑色短袖上衣和中裤,光足,头发花白,尸体已经高度腐败,面目无法辨认。

死者双肩各挂着一个布包,布包里装着江边随处可见的石头,两个布包用单股电线相连,环绕身体一周,捆绑很宽松,打结位置和方式自己能够形成。

身上没有身份证件,照片里可以看到腹部有手术疤痕,左手腕上还戴着手表,右边裤袋里有一个眼镜盒,里面装了幅老花镜。

“推断死亡时间不超过五天,死因是溺水死亡,排除暴力谋害,考虑自杀的可能性较大。”这就是当时检验法医给出的意见。

至于死者的DNA,老宋告诉我那是杭州市局支队实验室检验的,当年老宋他们分局实验室还没有建好,所有的检材都是送到市局检验。

从老宋那里要了实验室主任的电话,很快联系上了市局的DNA实验室。

在翻查了之后,他们回复我说,检材已经用完了,没法复核,不过当年还检验了Y家系数据(一种可用来追踪男性在遗传学上的传承关系的技术)。

看着发过来的Y家系DNA数据,我很肯定地说,是这个没错了,除了各种遗传数据一致,在其中一个DNA位点上面,死者和何满添,还都有着一个极其罕见的变异信息。

这个变异信息,在人群中就是万中无一,在配偶子女与死者符合亲缘的前提下,又有这样一个父子相同的家系遗传信息,就可以确定,两者肯定是父子关系。

这是从基因,从血脉上独一无二的传承,是即便死亡也无法抹去的纽带。

一切都顺利成章,仿佛一切都唾手可得,但从我们查阅卷宗,到调查访问取到家属样本,在检验比对入库,单就这一个案子,我就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

十年前,你要告诉我,能有三天宽裕的时间去比对查找一个失踪人口,我会认为绝无可能。

十年过去,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我让老潘把这个结果汇报给了局里,随后就带着杭州发过来的尸体身上遗物照片,联系何满添让他到派出所去辨认。

我担心自己带着照片上门,万一被老太太看到,她一时之间难以接受这个刺激。

我和老潘到派出所的时候,何满添已经在派出所的大厅等着我们了。

在派出所的办公室里,他听完我的描述,又看着我手机上的那两张手表和眼镜照片,反复放大缩小,看了几遍。

最后点点头,说那应该就是他的父亲。

他记得手表的牌子,那是自己儿子阿豪,在爷爷过60大寿,花光了零花钱买的生日礼物,虽然并不是啥名表,但老人很喜欢,常年戴在手上,从来不会取下来。

也许在老人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就是戴着这个手表,一笔一划地写着遗书,直到死去。这大约也是老人到最后,都一直强调要把钱留给孙子的原因之一。

那是他最疼爱的孙子也爱他的证据。

至于眼镜盒印着的就是镇上眼镜行的招牌,何满添告诉我,2008年的时候,他就是在那里给父亲配了一幅散光老花眼镜。

起初父亲不愿意承认自己老了,也不大愿意带眼睛,但后来看电视、打牌都得戴着眼镜才行,慢慢也就习惯了随身携带眼镜。

何满添问我,现在怎么办,骨灰还找不找得到。

我告诉他,虽然按照常理推测,尸体应该已经被火化了,但骨灰能不能找到,还得去当地派出所联系殡仪馆,找找看是否保存完好。

而我们会把DNA比对通知和检验报告复印件给他一份,再帮他联系好杭州那边的派出所办案人员。照片里的手表和眼镜,现在还在杭州那边,这些遗物是否取回,就看他自己意愿。

交代完这些,我和同事就送对方离开了派出所。

到最后,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安慰对方,大概他也并不需要我的安慰。回局里的路上,我就在想,这到底是一个好的结局还是一个悲伤的结果。

没有谁给我答案。

正如当年老人负气离家,直到死亡前的全过程,我们也只能基于事实还原一部分。

最开始,他或许真的想周游世界,这是他仅剩的生命里,最后一点憧憬,想吃就吃,想去哪就去哪。

只是到了杭州,拖着病躯,在人流穿梭不停的苏堤,老人反而更思念家人。

或许对他而言,杭州的西湖未必强过惠州的西湖,外地美食也未必强过村头大排档。

他在信里写过:“我反正都是一死,现在都没有什么兴趣玩,死早些算了。”

他在酒店里写下遗书,去邮局汇完身上最后一笔钱,把身份证和信都寄了回去。

带着从街边买的两个布包,打车到江边,选了个无人角落,花白头发的老人手脚并用地爬下了江滩。

在布包里面塞上河滩边的石头,又用电线把布包捆扎好,然后迈着沉重的步伐,在沙石泥泞中,一步一步往江心走去,直到冰冷的江水漫过他的口鼻,直到一切本能的挣扎归于寂静。

他将自己永远地留在了西湖边的大江里。

直到最后,他也没有和家里人说对不起,更没有说舍不得他们,只是默默地汇了所有钱。

他还对儿子说狠话,要求一定按照自己说的来做,不用报警,多拿几个月的退休金给家里。

只有给老婆阿秀的那封信,才在最后写到“永别了。”

最后一个简单的“了”字,那个横折,他反复写了三次才写完整。

大家好,我是廖小刀。

10月27日,我再一次拨通了何满添的电话,他告诉我,几天前他和杭州警方一起,在殡仪馆找到了自己父亲的骨灰,最初在公安局的时候,就连杭州的法医都告诉他不要抱太大希望,毕竟尸体已经火化了十年。

但在杭州殡仪馆,虽然时间过去了十年,但那些仅有日期和编号的无名尸体,在火化后骨灰依然保存得很好。

老人的手表和眼镜盒也完好地躺在当地法医的物证室里,他准备把这两件东西和骨灰葬在一起。

他最后再三感谢我们的帮助,但其实在我的内心里,却有些许的愧疚,如果当初我们能有再多点的人力,再花多点时间,或许在十年前,他们就能团聚。

这个事情就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它不是刑事案件,不需要诉讼宣判之后,才能讲出来给大家。过去给大家讲的命案很多都是十年,甚至十几年前的案子。

而这个故事,我怕过几天我就忘记了,忘记现在内心翻腾的一个感慨——太遗憾了。

我觉得这个故事对于当事人家属是遗憾的。这家人在每一次分别时,明明心中不舍,但不管是儿子还是父亲,他们都把自己的不舍和爱藏在心里,不肯说出来。

也许多一次挽留,就能让团聚的时光更长,也许多解释一句,就能让矛盾化解。

只是他们都太过于吝啬说出自己心中的爱,我希望悲剧更少,希望大家记得,不要害怕说出自己的爱。

而对于我这个法医,这也同样是遗憾的一桩案子。

我翻遍了档案室和物证室,发现当年同事只收到了一条何树海用过的毛巾,由于当初没有检验出DNA,也没有人再后续跟进这个事情,那条毛巾一直放在物证室的档案袋里。

如今毛巾已氧化得几乎已经分辨不出原本的颜色。

如果不是社会治安变好,让我们有时间和信心开展这次专项行动,我根本不会知道物证室里还有这样一个物证,当然也不会知道有个老人已经消失在人海整整十年。

但我不会放弃记录,提醒人们说出爱,躲开这种遗憾。

我也不会放弃对于失踪案的调查,目前这12起失踪案,已有5起被顺利解决,给了当事人家属一个交代。直到今天,我仍然在处理这个专案的事项。

希望一切都会变得越来越好,希望我的孩子活在更好的未来。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小旋风

插图: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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