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 年前的氢弹试爆，如何改变一个岛国的命运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五卷，为免费内容。

哈佛大学乌克兰史讲席教授沙希利·浦洛基继《切尔诺贝利》之后，再度审视核能源问题，试图从历史上六起标志性的核事故中寻找核灾难的根源。在《原子与灰烬》中，他以细致严谨的调查，分析了六起事故的技术和人为因素；以文学化的笔调，再现了惊心动魄的灾难过程；以史学家的关怀，将事故中的各色人物置于历史情境中予以观照，展现了政府、核工业从业者、媒体和民众在辐射阴云笼罩下的种种情态；更以学者的敏锐，探寻事故之外，真正值得关注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因素。

经万有引力授权，我们节选了本书第一章《白色尘埃：比基尼环礁》分享给读者。

“布拉沃城堡”引爆结束后，在朗格拉普环礁，没有从外界传来任何消息，岛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经历着什么。马绍尔人看到的那些不寻常的光影、声响、疾风和雪状微粒依旧是“未解之谜”。有人怀疑这一切来自那天他们看到的那些飞机。第二天是 3 月 2 日，依旧没有任何消息或任何解释。大约下午 5 点，两名美国军官带着辐射计数器在该岛降落。他们在岛民屋内测得的读数极为惊人，达到 1.4 伦琴/小时。截至军官测出读数时，朗格拉普环礁上的岛民们已经在辐射区待了两天一夜。据当时的规定，美国军人的安全辐射剂量上限是每次行动或每季度 3.9 伦琴。而村民们吸收的辐射量已经达到了这个上限的几倍。

离开该岛之前，军官命令当地居民洗掉身上的放射性沉降物，并且待在室内。他们被禁止饮用井水或贮水箱中的水，但岛上并没有其他可饮用的水源。次日（3 月 3 日）上午 7 点 30 分，疏散工作启动了，批准并协助疏散工作的是一名联邦政府的代表，他还带了一名来自夸贾林环礁的口译员一同来到朗格拉普环礁。曾将“布拉沃城堡”核爆当成日出西方的治安法官约翰·安贾因担任负责人。他挑选出第一组等待撤离的民众，包括 15 名孕妇，还有一些病人和老人，并安排他们登上了运载官员和口译员前来的飞机。约上午 11 点，第一批撤离的民众抵达了夸贾林环礁，他们在这里冲澡，并接受放射性去污。

半小时后，捕鲸船载着其余 48 人登上了“菲利普号”军舰。根据后来的辐射安全报告所述，疏散工作进展如此迅速，正是因为“所有住宅区以外的当地人都回到家中，讨论反常的可见光、巨响和冲击波现象”。只有一拨渔民不见踪影。他们共有 17 人（克拉克森将军的报告说是 18 人），去了邻近的艾林吉纳埃环礁（Ailinginae Atoll）捕鱼。“菲利普号”军舰驶向艾林吉纳埃环礁，将渔民们接了回来。海军军官统计出了总人数：“有 17 名成年男性、20 名成年女性、15 名男童和 14 名女童。他们在舰上洗了澡，吃了饭。”晚上 8 点 30 分，他们抵达了夸贾林环礁。对他们来说，一天的旅程结束了，但与辐射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3 月 3 日，朗格拉普环礁上的居民撤离到安全地带之时，联特遣部队的辐射监测员注意到，放射性污染同样威胁着乌蒂里克环礁（Utirik Atoll）上的居民。乌蒂里克环礁距离比基尼环礁约 480 公里，在朗格拉普环礁以东更远的地方。那里测得的辐射水平达到 160 毫伦琴/小时。据估测，如果当地人不撤离该岛，吸收的辐射将累计达到 58 伦琴——是当时规定的 3.9 伦琴辐射上限的 15 倍之多。3 月 4 日，“蓝萧号”驱逐舰上的船员开始疏散乌蒂里克环礁的居民。比起前一天朗格拉普环礁的疏散工作，此次任务更具挑战性。因为航道太浅，驱逐舰无法驶进潟湖；同时这里的礁石很多，小船也无法从环礁海岸那一侧靠近岛屿。

耗费了两小时后，共有 154 人（47 名成年男性、55 名成年女性、 26 名男童和 26 名女童）登上了“蓝萧号”军舰。一开始，当地人乘坐充气筏登上了距海滩约 46 米的船只，然后由这些船将他们送上军舰。不到下午 1 点，即核爆发生 78 小时后，乌蒂里克环礁的居民脱离了险境。此时，他们体内的辐射读数从 50 毫伦琴/秒降至 7 毫伦琴/秒。体检显示，他们的头发和头皮受辐射影响最为严重。马绍尔人有在头发上涂椰子油的习惯，这后来被证明是吸收并保留放射性粒子的理想方法。在军舰上，受害者们吃了饭，洗了澡。次日一早，他们到达了夸贾林环礁，与从朗格拉普环礁撤离的居民会合。

对他们来说，一天的旅程结束了，但与辐射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从乌蒂里克环礁撤离的民众没有出现辐射病症状，但从朗格拉普环礁撤离的民众则有十分明显的症状。超过四分之一的人（66 人中的 18 人）都表示有恶心、皮肤和眼睛发痒的症状，但这只是开始。在 2—4 周的时间里，他们在核爆发生时未被衣物覆盖的身体部位出现烧伤。克拉克森将军报告称有“暂时性全血细胞减少多人有暂时性毛发脱落和皮肤损伤的情况”。据他所说，有 2%—3% 的人脱发，5% 的人有内出血，10% 的人出现口疮。“从血常规分析来看，对比广岛、长崎核爆发生时距核爆点 2.4 公里的日本人，朗格拉普环礁的居民呈现出与其高度一致的症状。”

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马绍尔人暴露在辐射中时，与核爆中心的距离超过了 160 公里。对于 3 月 3 日至 4 日才进入夸贾林环礁安全地带的辐射受害者来说，其所在地到比基尼环礁的距离和风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健康状况。据估计，从乌蒂里克环礁疏散的民众吸收了约 17 伦琴的辐射，相当于安全剂量上限的 4 倍。美军从艾林吉纳埃环礁接回的朗格拉普环礁渔民吸收了 80 伦琴的辐射，而爆炸发生时，那些被困在朗格拉普环礁的民众吸收的辐射高达 130 伦琴，是安全辐射剂量上限的 33 倍有余。

3 月 5 日晚，朗格拉普环礁和乌蒂里克环礁的民众疏散工作正式结束，其他岛屿和环礁被认为不会受放射性沉降物的影响，克拉克森将军和格雷夫斯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在已经风雨飘摇的“城堡行动”中力挽狂澜。“城堡行动”还剩下 6 次试验，下一次定于 3 月 11 日在比基尼群岛进行，预计爆炸当量介于 300 万—400 万吨之间。

3 月 2 日就有舰船回到了比基尼环礁的潟湖，但直至 3 月 10 日，空军人员才完成比基尼环礁飞机跑道的辐射污染清理工作。产生这些后勤问题的原因除了辐射水平较高以外，还因为“布拉沃城堡”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克拉克森手下约有 1400 人，他没有将他们派回比基尼环礁准备下一次引爆，因为安置他们的营房已经在核爆中被毁了。他将部下们安置在停泊于潟湖上的舰船中。3 月 11 日，克拉克森和格雷夫斯进行了原定为第六次的试验。为防止核弹对环礁造成更大的破坏，他们将装有新核弹“闹钟”（Alarm Clock）的驳船置于“布拉沃城堡”炸出的大坑中。“闹钟”的试爆成功了，当量在 300 万—400 万吨之间，并且没有产生放射性沉降物。

对于克拉克森将军和格雷夫斯博士来说，似乎一切都回到了正轨。试验项目可继续进行，并在 4 月底之前按计划完成全部试验。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3 月 11 日，克拉克森按计划成功执行了“城堡行动”系列第二次也是最具挑战性的试验，就在同一天，“布拉沃城堡”的政治余波也开始显现。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发布了新闻稿，承认将受放射性沉降物影响的美国军人和马绍尔人撤出了环礁。委员会还承认有 28 名美国军人和 236 名当地居民暴露在辐射之中，但同时向公众保证他们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他们没有烧伤症状。所有人都很健康。”新闻稿声称，3 月 1 日的核爆只是一次“常规核试验”。

这是一次采取止损措施的预演。几天前，一家辛辛那提市的报纸刊登了一封来信，作者是驻扎在夸贾林岛上的唐·惠特克（Don Whitaker）下士，他在信中描述了自己目睹的核爆场面。很快，同一家报纸刊登了惠特克的另一封信，描述了疏散民众到夸贾林岛的情形。接着，美联社也转载了相关报道。然而，这些信件严重违反了保密协议。正如克拉克森在他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驻地指挥官曾告知夸贾林环礁上的所有人员，疏散工作是机密”。这些信件引发了公众的强烈抗议，国会也由此展开调查。

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介入到这场论战之中，试图向公众保证并没有发生异常情况。一些支持核试验的记者也在其中推波助澜，其一位为美联社撰稿的记者更是大胆放言，表示所谓的放射性沉降物的危害完全是危言耸听。他复述了那些在内华达见证了核试验的记者们的报道，声称虽然“仪器显示他们受到了些许辐射，但辐射并未造成任何不良影响”。文章称在 40 多场核试验中无一人受伤，“唯一的例外是一名男子捡到了一些有放射性的石头，导致手指有轻微的烧伤”。他的文章被《纽约时报》转载，继而传遍世界各地。美联社掩饰的不仅是放射性沉降物对健康的影响，甚至还有核爆的性质。文章写道：“我们讨论的这次试爆并不是氢弹试爆。”

新闻稿声称，3 月 1 日的核爆只是一次“常规核试验”。

冷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美国媒体不仅压制真相、使用误导性描述，甚至还公然撒谎。3 月 16 日，其他国家的媒体曝光了真相，谎言才被戳破。两天前，即 3 月 14 日，一艘名为“第五福龙丸号”（Daigo Fukuryu Maru）的日本鲔鱼船回到了母港烧津港，船长 25 米，重 140 吨。烧津港位于日本最大岛屿本州岛的太平洋沿岸。23 名船员已经离港一个多月，一直在马绍尔群岛附近的海域捕鱼。如果不是因为身体有些不适，他们会很高兴看到家乡的海岸。他们捕鱼的收获不大，但却有不少见闻可以讲。

事实证明，“第五福龙丸号”从一开始就不太走运。年轻的船长筒井久吉只有 22 岁，虽然捕鱼的经验不足，但雄心却一点不少。渔船的捕鱼网因与礁石缠绕而损失大半，捕到的鱼少得可怜，筒井不愿就这么灰溜溜地回家，便率船脱离了捕鱼船队，带着几个人冒险前往马绍尔群岛。其他人都不愿意去马绍尔群岛，因为那里并不是个捕鱼的好地方，但筒井觉得试一下也无妨，反正结果也不会更差了。结果他还是没有太多收获，饮用水和干粮也快耗尽了。3 月 1 日，“第五福龙丸号”已在海上度过了漫长的几周，船长决定最后再碰碰运气，将渔网丢入水中。船员们在等着将渔网拉出水面的时候，看到西面的天空突然之间宛如白昼。

时年 21 岁的渔民大石又七在一本书中描述了自己的经历，书名十分生动，就叫《太阳从西方升起的那一天》（The Day the Sun Rose in the West）。大石在描述那天早晨和一同捕鱼的同伴见到的壮观景象时写道：“光亮持续了三四分钟，或许更久。……光线颜色开始变化，淡黄、暖黄、橙色、红色和紫色，再慢慢变淡，最后平静的海面又重新变得漆黑一片。”不过，一阵隆隆声很快打破了宁静，接着又袭来一波巨浪，他们都以为海底发生了爆炸。一切再次重回平静，几个小时后，白色的尘埃突然出现，从天而降，覆盖了“第五福龙丸号”的甲板，渔民都一头雾水。后来，日本媒体将这些白尘称为“死之灰”。

“第五福龙丸号”距爆心投影点超过 112 公里，距离美国海军巡逻的危险区域差不多有 40 公里。试爆前，美国军机巡逻该区域时没有侦察到这艘船。试爆后，飞机为监控辐射而采集空气样本时，同样没有发现该船。试爆时，这些渔民在比基尼环礁以东、朗格拉普岛以北约 45 公里处，朗格拉普环礁受到了放射性沉降物的影响，而“第五福龙丸号”所受影响的程度也差不了太多。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3 月 2 日，朗格拉普岛的马绍尔人接到了不得用水的警告，还必须待在室内，次日他们便从岛上撤离了；而“第五福龙丸号”上的渔民在回到日本前，对自己暴露在辐射中的状况一无所知。

在母港烧津港，由于“第五福龙丸号”周围 30 米处检测出了辐射，船长便奉命将船开到码头的偏僻处。随后，辐射检查显示该船的 γ 射线水平达到 45 毫伦琴/小时。根据后来的报告，直到 1954 年 4 月中旬，甲板上的辐射水平仍达到 100 毫伦琴/小时。据估计，每位渔民至少吸收了 100 伦琴的辐射，相当于年辐射剂量上限的 20 倍有余。（如今，美国的辐射职业接触限值为 5 雷姆，相当于吸收 4.4 伦琴的辐射。）这一数值参考了朗格拉普环礁上那些居民的辐射症状，而且如果爆炸发生后立即测量“第五福龙丸号”上的辐射水平，其数字显然要远高于 45 毫伦琴/小时，可以推断出渔民所受的辐射恐怕要高得多。

日本经历过广岛和长崎核爆，曾治疗过核爆幸存者的日本医生识别出了相似的症状。这些渔民出现了恶心、头痛、发烧、眼睛发痒、烧伤、肿胀等症状，他们的牙龈流血不止，白细胞和红细胞数量偏低且在不断减少。他们的甲状腺中放射性碘的含量居高不下，这说明他们曾吃过受到核污染的食物。他们的造血器官、肾脏和肝脏也同样受到了影响。“第五福龙丸号”和船员均被隔离。船员们在远离城市的一家医院里接受观察，并得到了包括输血在内的积极治疗。在这座港口小镇，随着消息进一步扩散，所有与这些渔民接触过的人都感觉到了危险。最先来找医生的是几名妓女——渔船刚到港，她们就接待了这几位归乡的渔民。

相当于年辐射剂量上限的 20 倍有余。

渔民在船上所吃的受到核污染的食物，就是他们捕到的一部分鱼。烧津人很快意识到，“第五福龙丸号”此次出海那点可怜的收获均已遭到核污染。于是，市民在当地市场买鱼时，都会先拿盖革计数器检测一番。然而，渔船捕回的两条大鲔鱼不仅被卖掉，而且已经成了盘中餐。接着，人们发现了更可怕的事。市场上受到核污染的鱼并非只有“第五福龙丸号”一个来源，还有其他从太平洋返回的船只。到 1954 年年底，有多达 75 吨的鲔鱼被销毁，不过未受污染的“洁净”鲔鱼并没有因此涨价，因为根本没人买鲔鱼了。这个在饮食上极其依赖鱼类和其他海鲜的国家一下子陷入了恐慌。几乎人人都认为辐射是能传染的，不论携带辐射的是人还是食物。

这次美国政府要应对的是一个国际丑闻，它不仅对马绍尔群岛的试验项目产生了威胁，也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形象。1953 年 12 月，也就是“布拉沃城堡”核试验的 3 个月前，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参加联合国大会，发表了《服务于和平的原子能》演讲，承诺美国将致力于核能的和平发展。再看看现在这档子事！和 1945 年一样，日本人再一次成了受害者。3 月 17 日，即日本媒体曝光“第五福龙丸号”事件的第二天，美国国会议员兼美国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US Congressional Joint Committee on Atomic Energy）主席威廉·斯特林·科尔（William Sterling Cole）宣布，国会将对“布拉沃城堡”展开调查。同时他还声称，“第五福龙丸号”曾进入禁区执行间谍任务。这则声明于事无补，既没有平息日本媒体的抗议，也未能阻止国际方面的审查。

3 月 24 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得不亲自出面解决这一问题。他承诺将和刘易斯·斯特劳斯一起调查此事——斯特劳斯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也是氢弹项目的早期支持者。一周后，3 月 31 日，斯特劳斯在白宫召开的通报会上向媒体发表了讲话。此时他刚从太平洋试验场回来，并在试验场亲眼见证了“城堡行动”的一次试爆。在这次讲话中，他不再坚持委员会当月早些时候的说法，即此次试验只是常规试验。相反，他声明，他在太平洋之行中所见的是热核武器试验。谈到“布拉沃城堡”时，他承认当量“大约是预估值的两倍”，但他拒绝承认媒体所暗示的试验失控。“核爆威力巨大，但试验并未失控。”斯特劳斯称。

斯特劳斯承认有放射性沉降物存在，也承认试验策划者有一定过失。他表示“实际风向与预报风向相比有所偏离”，风向向南偏转，将沉降物吹至朗格拉普、朗格里克和乌蒂里克这几处环礁。他“欣喜”地表示，从朗格拉普环礁撤离的美军没有受到烧伤，而 236 名当地居民“在我看来都健康快乐”。当地居民中只有两名病人，都是老人，一男一女，一位患有糖尿病，另一位患有关节炎。有人认为将放射性沉降物吹至有人居住的岛屿是核试验计划的一部分，斯特劳斯对此回应称：“对于投身于这项爱国事业的人来说，这个说法荒谬至极、不负责任、极其不公。”

至于“第五福龙丸号”，斯特劳斯说，在危险区域内并未发现这艘“日本拖网渔船”，但“渔船肯定进入了危险区域”。他竭尽所能打消人们对渔民健康的担忧。斯特劳斯称，渔民身上出现的皮肤损伤是由于珊瑚灰烬造成的化学作用，而非辐射的影响。对于受核污染的鱼，他采取了同样的说法——只有拖网渔船露天货舱中的鱼受到了影响。斯特劳斯承诺，美国将赔偿日本蒙受的经济损失，具体金额将在与美国驻日大使馆协商后确定。斯特劳斯援引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一份声明后表示，美国从太平洋捕获的鱼是绝对安全的。

他承认当量“大约是预估值的两倍”，但他拒绝承认媒体所暗示的试验失控。

斯特劳斯竭尽全力安抚日本民众和美国公众的情绪。他向日本人承诺不会有放射性的海浪冲上日本的海滩，并向美国人保证，美国领土上不会有热核试验产生的放射性沉降物。然而，这场新闻发布会不仅没能安抚美国人，反而让他们惊骇不已。答记者问时，斯特劳斯表示，一枚氢弹可以夷平一整座城市。又有记者问纽约是否也能被氢弹毁灭，斯特劳斯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还补充说他的意思就是“大都会地区”。这番即兴发言成了震撼新闻界的一枚重磅炸弹。《纽约时报》头条写道：“斯特劳斯在核试验后报告称，氢弹可夷平任何城市。”至少在美国，公众的注意力从“布拉沃城堡”的放射性沉降物转向了氢弹的毁灭性力量。“城堡行动”得以按计划继续推进。

然而，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声称，“第五福龙丸号”是因为进入危险区域才受到放射性沉降物的影响，同时国会议员科尔断言该船在从事监视美国的间谍活动。这些说法遭到了日本政府的抗议。1954 年 4 月 12 日，日本驻美大使馆发布声明，驳斥斯特劳斯关于“第五福龙丸号”进入危险区域的说法。日本医生和美国医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关于谁来诊治受害者以及治疗的最佳方案，双方各执一词。加上美国拒绝透露放射性沉降物的同位素构成，以免其他国家从中推断出氢弹的基础设计，这都使得“布拉沃城堡”事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始终是热门议题。

1952 年秋，在为“常春藤麦克”氢弹试验拍摄的纪录影片中，一开场，克拉克森将军就将这一行动称作“丰功伟绩”，在有关“城堡行动”的纪录影片中，他提到“既有成功也有过失”，并强调了行动中发生的“思维转变”。他不满于“日本对于（第五福龙丸号）事件的广泛报道，其中大部分都是断章取义、错误百出，给美国政府带来了诸多麻烦”。

“布拉沃城堡”试验直接影响了整个行动的进一步执行。克拉克森在报告中写道：“事实证明，大当量地表核试爆可以在超过 120 英里的距离内造成极其严重的放射性污染，在大约 250 英里的距离内造成严重的污染。”危险区域的范围也由此大大扩展，半径达到了 260 公里。同时，“危险区域”这一术语的意义也有所变化。如果说一开始该术语与“安保区域”（安保力量控制的区域）类似，那么如今则变成了与“安全区域”完全相对的概念。另外，核试验策划者还对气象及风力风向预报的流程作了重大修改。“新标准的严格性，”克拉克森写道，“对于‘城堡行动’所有后续试验有深远的影响，其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从扩展危险区域到制定气象预报的新标准，克拉克森报告中的这一系列措施能够避免更进一步的意外放射性沉降物，及其对人类、生态及公众造成的多重灾难。

格雷夫斯自己也需要吸取教训。“布拉沃城堡”释放的爆炸力展现了固体氘核弹爆炸的致命威力。“常春藤麦克”中使用的液态氘已经被停用了，“城堡行动”中原本计划的液态氘核弹试验也被取消。但“布拉沃城堡”的当量还说明了一个问题：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在预测固体氘核弹当量方面存在很大误差。3 月 27 日，“罗密欧城堡”（Castle Romeo）进行了试爆，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也在场。试爆当量达到了 1100 万吨，几乎是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核弹设计者最初预测的 3 倍。核弹引爆之前，他们将预测当量由 400 万吨提高到 800 万吨，但仍低于实际当量。5 月 5 日，“扬基 2 号”核弹的当量达到了 1350 万吨，远高于最初预测的 800 万吨以及调整后的 950 万吨。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们不得不从头来过。他们很快就发现了最初计算模型中的问题。原来，他们未能准确理解锂-7的反应性质，而锂-7这种锂的同位素占核弹用锂总量的 60%。科学家们认为锂-7将保持惰性，不参与氚氘聚变反应。事实却不是这样。在聚变反应产生的高能中子的轰击下，锂衰变为氚和氦。氚量显著增加，促进了裂变反应的发生，而裂变反应正是核弹当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只要理解了锂-7的反应性质，氢弹当量预测将变得更加准确可靠。眼前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布拉沃城堡”试验直接影响了整个行动的进一步执行。

“布拉沃城堡”产生的放射性沉降物就跟它的巨大爆炸力一样，是未来重振旗鼓的覆车之鉴。这场试验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克拉克森将军在报告中写道，事实证明，在朗格拉普环礁为气象站建造的轻型建筑，可以大幅减少驻扎美军受到的辐射。坏消息则是，据测算，美军气象员受到的伽马辐射量高达 78 伦琴，几乎是美军安全辐射剂量上限 3.9 伦琴的 20 倍。对此，克拉克森辩解称：“这些辐射标准是为常规实验室或工业用途制定的，在核试验中严格遵守这些标准是不切实际的。”他请求指挥官特事特办，并得到了授权，可以突破“不切实际”的上限，从而完成行动任务。

这是医生和军队高层第一次有条件接触大批的辐射受害者。在此之前，辐射医学专家不得不依赖于对广岛和长崎辐射受害者观察的结果。如今，他们可以研究距离辐射中心几百公里但仍受到辐射的人。克拉克森将军创建了一个新的科研计划“项目 4.1”，研究主题为“高当量武器放射性沉降物导致人体受 β 与 γ 射线辐射的反应研究”。该项目的主要目的并非治疗受到高剂量辐射的马绍尔人，而是了解辐射暴露的影响。

项目组由来自华盛顿美国海军医学研究所的医生牵头组建。1954 年 3 月 8 日，即核试验后一周，项目组在夸贾林岛上的美国海军基地展开研究工作。“他们高频次、周期性地进行血细胞计数和尿液分析，同时还有许多其他观察。”克拉克森报告说。受辐射岛民的血液检测样本形成实验组，而在朗格拉普环礁约 643 公里以外生活的 115 名岛民的血液样本则形成对照组进行比较。他们还使用了一种帮助检测同位素的化学试剂。美国能源部的专家总结道：“这些研究在治疗方面几乎没什么价值，因此它们的主要目标似乎是基于科研目的来评估辐射暴露对人体的影响。”

医生观察了从朗格里克环礁回来的美国军人，记录了过度暴露于辐射中会引起的明显症状，包括皮肤损伤、脱发、白细胞计数偏低，以及由 β 射线烧伤引起的皮肤刺激。医生建议将患者们送往位于华盛顿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Walter Reed Army Medical Center）接受进一步的治疗。然而，患者们最终被送到了檀香山，因为海军不希望他们在“城堡行动”完成之前离开太平洋战区。行动已见诸报端，保密自然是重中之重。1954 年 5 月，随着“城堡行动”结束，该项目的研究工作也告一段落。“到了 5 月初，”克拉克森报告称，“很明显，所有暴露在辐射中的当地人和美军都会完全康复，不会留有任何严重后果。”

到 1954 年 6 月，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刘易斯·斯特劳斯也急切想摆脱“布拉沃城堡”的余波。委员会的多名官员和美国海军司令部一起，开始准备将岛民们送回家。他们在朗格拉普环礁和乌蒂里克环礁进行了放射性检测，发现乌蒂里克环礁的条件不错，可以让岛民们返回这里。同月，这些被转移到夸贾林岛的岛民们便被送回了乌蒂里克环礁。后来，人们才发现，他们返回乌蒂里克环礁后受辐射影响的程度可能反而增加了。如果说最初他们受到的辐射只是朗格拉普环礁上那些岛民的十分之一，那么在他们回到乌蒂里克环礁后，据估计，这一比例提高到了三分之一。

朗格拉普环礁所受核污染的程度要比乌蒂里克环礁更严重。“布拉沃城堡”试验后约一周，在朗格拉普环礁进行的放射性检测显示，土壤中的辐射值高达 2.2 伦琴/小时，水中辐射值达到 400 毫伦琴/小时。因此，要让当地人立即返回朗格拉普环礁几乎是不可能的，必须另找地方安置他们。1954 年 4 月初，那些来自朗格拉普环礁的患者的身体开始好转：他们的血细胞计数开始上升。到 6 月，医生认为他们已经完全恢复健康，可以离开夸贾林岛了。然而，这些居民并没有返回朗格拉普环礁，而是被送到了马朱罗环礁——克拉克森将军和联合特遣部队出资为他们在那里建了一座村庄。虽然“项目 4.1”的医生们建议岛民们在至少 12 年内都不得暴露于强辐射之中，但美国还是计划于 1955 年 5 月将他们送回朗格拉普环礁。1957 年 6 月，岛民们被送回朗格拉普环礁，而这一地区的核试验一直持续到 1958 年。

受辐射影响的程度可能反而增加了。

马绍尔人不愿仅仅作为放射性沉降物的受害者，一些人决定反击。1954 年 5 月 6 日，“城堡行动”仍在进行之时，一批岛民便向联合国托管理事会（UN Trusteeship Council）提交了一封请愿书，称核试验违反了美国的托管义务。他们担心核试验的危险性会使“被迫离开家园的人越来越多”，要求停止核试验。作为美国在核军备竞赛中的主要竞争对手，苏联支持了马绍尔人的请求，从而使得请愿书没有被淹没在联合国的繁文缛节之中。1954 年夏天，联合国就马绍尔人的请愿召开了听证会，美国政府颜面尽失。美国代表依旧坚称岛民们已经完全康复了，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

联合国内外的许多人对这一说法嗤之以鼻。去殖民化浪潮席卷亚洲和非洲，“布拉沃城堡”事件成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象征。1955 年 2 月，亚洲法律工作者会议在加尔各答召开，日本代表发表了一份报告，提及了广岛、长崎和比基尼环礁。苏联《真理报》（Pravda）评论这份报告时指出，美国是在其领土之外进行核试验，除非从此禁止一切与原子弹和氢弹相关的试验，否则对受害者的任何补偿都是空谈。那时，苏联还没有制造出能与“布拉沃城堡”的威力相匹敌的氢弹。

1955 年 4 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Bandung），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Sukarno）在亚非会议（这次会议为后来的“不结盟运动”奠定了基础）上呼吁美国和苏联停止核试验。大约在同一时间，一场席卷西欧和美国的反核运动也颇具声势。这场运动萌芽于 1954 年 11 月和 1955 年 2 月发表在《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上的两篇文章，作者是曾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美国物理学家拉尔夫·拉普（Ralph Lapp）。他表示，根据“布拉沃城堡”放射性沉降物的情况，氢弹产生的放射性沉降物不是地域性的，而是全球性的。在太平洋而非内华达州进行核试验并不能确保美国人的安全。拉普的结论得到了一份报告的证实，报告的发布者不是别人，正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

1955 年 7 月，一批知名的公众人物共同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对核战争的自杀性质发出疾呼。这些公众人物包括核弹早期支持者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英国数学家、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布拉沃城堡”核试验在这封后来被称作“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的信中被放在了显著位置。“特别是在比基尼试验之后，我们现在知道，核弹的破坏范围将逐渐扩大，远超人们的预想。”信中写道，“根据非常权威可信的说法，现在可制造的核弹威力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 2500 倍。这种炸弹一旦在地表或水下爆炸，会将放射性粒子释放到高空，这些粒子逐渐下沉，以致命的灰尘或雨水的形式到达地球表面。正是这些灰尘使日本渔民和他们捕到的鱼受到了辐射。”

1957 年，也就是朗格拉普环礁的居民们重返家园的那年，“城堡行动”的科学主管阿尔文·格雷夫斯出现在美国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面前，就放射性沉降物的危险性作证。当被问及辐射诱发的癌症时，他回答说：“辐射的危险性并不是说会直接导致癌症，而是说你会有更高的患癌概率。或许增加的概率也不是特别夸张，但终究是有所增加。”格雷夫斯并没有死于癌症，但在 8 年后，曾无数次暴露于辐射中的他终究难逃厄运。1965 年 7 月，格雷夫斯去世，享年 55 岁。后来，一份医学报告写道，他的“扁桃体萎缩到了难以辨认的程度”。

1954 年 9 月 23 日，第一个直接归因于“布拉沃城堡”放射性沉降物的死亡案例出现。死者是“第五福龙丸号”的无线电操作员久保山爱吉，年仅 40 岁。他的直接死因是肝硬化，但日本和美国的医生对他的根本死因存在争议。日本医生声称，肝硬化可能是由他体内的辐射导致的。而美国医生则认为，久保山爱吉和其他很多受到核辐射的渔民一样，是因为日本医生多余且有害的输血而感染了肝炎。肝炎对住院的渔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威胁，不过，除了久保山爱吉外，其他人都在这场磨难中幸存了下来。接受治疗后，他们回归了普通人的生活。由于日本社会对辐射心存恐惧，加上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对辐射的污名化，有关这些受害者健康状况和寿命的数据很少。

曾无数次暴露于辐射中的他终究难逃厄运。

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于 1994 年创立的美国人体辐射实验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on Human Radiation Experiments，简称 ACHRE）曾得出这样的结论：有关马绍尔人受辐射影响的研究首先有益于这些马绍尔人。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就像马绍尔人所说的那样，在这场旨在评估核战争中辐射所产生的影响的人体辐射实验中，他们只是被用以研究的“小白鼠”。朗格拉普岛民返回环礁后，美国还在继续收集有关低剂量辐射影响人体的数据。美国政府把这些数据雪藏了几十年，这不仅是为了提防苏联，也是为了避免马绍尔人为保护自身权益而起诉美国。

研究朗格拉普岛民的科学家有许多秘密发现，其中之一就是，事故发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岛民们因食用受核污染的食物而持续受到辐射。另一个秘密发现和儿童有关：几乎每个曾暴露于“布拉沃城堡”放射性沉降物中的 10 岁以下儿童，最终都会出现甲状腺问题，从甲状腺功能减退一直到最严重的甲状腺肿瘤。这些当地人中，77% 的人患有甲状腺肿瘤，而在未遭受辐射的人群中，这一比例仅为 2.6%。这些甲状腺问题减缓了儿童的生长发育，核爆发生时尚在母亲子宫中的胎儿也受到了影响。核弹试爆后不久，共有三名新生儿出生，其中两名有明显异常：一名患有小头症，另一名则患有甲状腺肿瘤。

勒科·安贾因（Lekoj Anjain）是朗格拉普治安法官约翰·安贾因的儿子。遭遇放射性沉降物时，他只有 1 岁。12 岁时，他被诊断出患有甲状腺肿瘤。相关手术很成功，但几年后，他又患上了急性白血病，在美国接受治疗时去世，年仅 19 岁。一项研究显示，马绍尔岛民中，有 21% 的甲状腺癌病例可能与核试验有关。而在朗格拉普环礁和乌蒂里克环礁，这一比例要高得多，分别为 93% 和 71%。对于受“布拉沃城堡”放射性沉降物影响的大部分人来说，辐射并未直接导致癌症，但这些沉降物明显增加了他们患癌的概率，降低了存活的概率。

包括朗格拉普治安法官约翰·安贾因在内的许多岛民都认为，当时的放射性沉降物是美军有意为之，他们成了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实验室中的“小白鼠”。数十年来，美国政府一直试图通过贿赂来摆脱尴尬局面。此前，联合国将一部分领土委托美国照管，为这些岛屿独立做准备，然而美国照管岛民的方式就是让他们遭受核辐射。核试验摧毁了当地人的生计，令他们赖以生存的海鲜、水果和蔬菜再也无法食用。

数十年来，美国都在为幸存者提供资金，帮助解决使他们饱受困扰的医疗、社会与经济问题。1956 年，埃尼威托克环礁和比基尼环礁上无家可归的岛民共获得了 2.5 万美元，并且每人每年还能从信托基金中再得到 15 美元。10 年后，美国国会出资向朗格拉普民众支付 95 万美元，相当于每人 1.1 万美元。1976 年，美国拨款 2000 万美元用于清理埃尼威托克环礁上的放射性废弃物，第二年又拨款 100 万美元给朗格拉普环礁和乌蒂里克环礁的社区，遭受辐射的受害者每人可以获得 1000 美元，甲状腺癌患者可获得 2.5 万美元。1979 年，美国又为重返比基尼环礁的居民设立了 600 万美元的信托基金。

1979 年，马绍尔群岛终于实现了自治。3 年后，马绍尔群岛成为独立主权国，并与美国结为自由联盟。根据《自由联系协定》（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马绍尔群岛须向美国提供其所需的领土和海域，作为交换，美国负责群岛的防卫，并在紧急情况下提供援助。美国国会批准了《自由联系协定》，但同时对马绍尔人的合法索赔加以限制（当时的索赔已达到数十亿美元），取而代之的是 1.5 亿美元的信托基金，用以赔偿核试验的受害者。1988 年，美国设立了核赔偿法庭，用以处理索赔问题。然而，进入千禧年后不到 10 年，信托资金就已山穷水尽。

如今，在核试验危害人类生命和环境的案例中，“布拉沃城堡”仍然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个。比基尼环礁的核爆炸惊醒了全世界，氢弹时代已然到来。有关氢弹的媒体报道促成了公众的反核运动，推动国际社会制定了禁止在大气层中进行核试验的公约。“布拉沃城堡”试验之后，到 1962 年，公众已普遍认为，核战争终将让人类灭亡，这一思潮也促使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核战边缘停下了脚步，避免古巴导弹危机引发新的世界大战。一年后，这两位国家领导人签署条约，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将核试验限制在地下进行，意味着将不再产生放射性沉降物。如果“布拉沃城堡”对人类和环境的深远影响仍不为人所知，氢弹在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之前悄然登上国际舞台，那么很难想象今天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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