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间到底有智力上的差异吗？关于群体之间差异的科学研究

先生：……没有人比我更想见见你所展示的证据，即自然赋予我们的黑人兄弟与所有人种同样的天赋，他们的糟糕处境只是恶劣生存环境的产物，无论在非洲还是美国……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致本杰明·班纳克（Benjamin Banneker）的信
1791年8月

持有偏见的人几乎总是将其负面态度归结于他们鄙夷的群体具有某种标志性的负面特质。人们断言其所歧视的整个群体本性都是体味浓烈的、智力低下的、狡猾的、好斗的、懒惰的。相比之下，那些宽容的人（例如托马斯·杰斐逊）则希望看到可以证明群体间差异其实微乎其微，甚至根本不存在的证据。偏狭者和宽容者双方都需要暂时保留自己的判断，克制自己的欲望，直到他们得到关于这方面的科学事实。

即使是对于学者而言，在研究国家和种族差异时保持严格的客观性也是很难做到的。他有自己的偏见——偏爱或者歧视——需要克服。他不知道自己的偏见对于证据的解读产生了多大的影响。然而，如今的社会科学家比以往更能意识到研究中的偏见所造成的危害，这无疑是一个给人以希望的信号。

在不久之前，一位德高望重的社会学家，还可以信口发表一些包含不可靠的泛化与不成熟的偏见的言论，而不招致批评。例如，在1898年出版的一本书中，作者对波士顿黑人群体的描述如下：

有些黑人的确有成为绅士的潜质……但绝大多数黑人所表现出的，是属于他们种族的普遍特征：聒噪粗暴，遵循的更多是动物本能，而不受精神层面的东西控制。不过，即使是他们也本性善良，温和顺从，而且还经常以他们自己那种原始粗鲁的方式虔信宗教。1

虽然这位社会学家认可黑人群体中可能存在一些例外，他依旧公然在当下社会，以一种普遍认为是冒犯人的方式，宣扬“黑人种族的普遍特征”。

无独有偶， 在世纪之交，杰出的政治科学家詹姆斯·布莱斯（James Bryce）在牛津大学发表了题为“人类先进和落后种族之间的关系”（The Relations of the Advanced and Backward Race of Mankind）的演讲，他援引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论证强大、“适应环境”的种族对弱者的侵略天经地义。他斥责美国印第安人冥顽不化，拒绝遵循白人的标准，使大屠杀成了不可避免的结局（他暗示这是可以得到辩护的）。他很欣慰地看到黑人天性顺从，黑人“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服从（白人的体系）”。他们明白自己是劣等民族，当然我们要确保黑人能够获得良好的工作与教育机会，但由于他们“智力上的缺陷”，与他们能力相符的合适工作只有那些体力活。他认为大多数黑人不适合拥有投票权，不仅仅因为他们无知，还因为他们有“突然的、不理智的冲动”，这使他们容易被贿赂。布莱斯觉得跨种族婚姻简直令人惊骇。除了对这种做法天然的排斥，他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种族混血儿即使没有生理缺陷，也有性格上的缺失”这一未被证实的主张。2

布莱斯由衷地希望“优等”和“劣等”种族能更和睦地相处。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对此根本毫无助益。虽然他没有意识到是自己的预判，而不是事实本身导致了他的言行。

我们并不需要回到半个世纪前那么早，就能找到一个科学受偏见的影响而解体的例子。离我们最近的例子是德国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希特勒主义的影响下所发表的“新发现”与“新理论”。他们严肃地宣称：“针对人类的每一项调查都发现种族是判别优劣的重要依据。”例如，在调查中他们发现，1940年德国学校里14岁的儿童身体素质比1926年要好得多。他们将这一结果完全归因于“应用了元首所颁布的准则”。他们全然无视了一个事实，即在所有应用了现代营养和卫生标准的文明国家，孩子们的身体状况都有了相应的改善，无论这些国家有没有元首。同样是这些“科学家”，将少年犯的违法行为归结于种族本性，并宣称“贫民窟里的人所具有的犯罪基因正是造成他们窘境的原因，而不是反过来”。3但非种族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家恰恰证明了与此相反的观点。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我们也发现有些科学家会过于草率地否认种族、国家和群体之间存在任何可察觉或根本性的差异。其中有些人是出于好心，但他们所提供的证据通常是零碎的，不成体系的。

如果我们在群体之间的确发现了差异，就能正当地进行排斥了吗？

答案是：并不一定。在家庭中，每个个体的外貌、天赋、气质也往往有着显著的差异。泰德（Ted）开朗帅气；他的弟弟吉姆（Jim）内向而相貌平平；他的姐姐梅（May）外向但懒惰；他的妹妹黛博拉（Deborah）“性情古怪”。虽然兄弟姐妹之间各有不同，但是他们也可以接纳彼此、相亲相爱。差异并不意味着敌对。

然而，持有偏见的人几乎总是声称是一些所谓的差异促成了他的态度。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去包容，更不用说去爱这些不同之处了。（他认为）外群体是愚蠢的、阴险的、好斗的，甚至是体味难闻的，尽管他可能同时深爱着他的家人和朋友，即便他们身上也有这些缺点也不介意。

与此同时，现实的利益冲突也是存在的。一个群体可能确实在谋划着攻击或者胜过另一个群体，他们意图限制另一个群体成员的自由，或直接伤害他们。此外，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况：某个特定群体可能具有极危险的攻击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恐怕只有圣人才会觉得不应回避和批评该群体。更准确地说，我们可以设想，当某个特定群体表现出极高的危险性和攻击倾向时，其中的一个个体就有很大概率也具有这种倾向。

一个关于“应得的名声”的理论

一个普通的偏见者，当被问及持有这些负面态度有何根据时，会这样回答：“看看他们。你难道看不出他们是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令人反感吗？我没有偏见。他们不受欢迎，完全是他们自己应得的。”4

正如上文所说，我们可以设想“应得的名声”理论可能是正确的，但这个理论的缺陷在于它并没有回答两个问题：

（1）该名声是否是基于不争的事实（或至少相当高的概率）之上？（2）如果是这样，那么该特性所引起的为什么更多的是厌恶或敌意，而不是冷漠、同情或慈悲之心呢？

除非这两个问题能够得到令人满意、逻辑合理的回答，否则我们就可以肯定，“应得的名声”这个理论实质上只是对偏见的掩饰。

以反犹主义为例。反犹主义者总是声称，是犹太人所具有的某些特性招致了针对他们的敌意。为了检验这一论断，我们必须

（1）确立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存在他们所声称的显著差异这一事实，以及（2）证明这种差异能够成为排斥犹太人的合理解释。

如果存在这样的证据，那我们就必须得出结论，反犹主义代表着现实存在的社会冲突，不符合我们对偏见的定义。在第1章中我们指出，人们对德国纳粹集团、任何国家的流氓和歹徒以及社会上其他明显反社会因素的反感，都不应被视为偏见，而应被视为现实的价值冲突。我们也指出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的确应得的名声与偏见在某个案例中兼而有之。大家会歧视有犯罪前科的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战争时期的很多歧视性行为也是。尽管战争很可能是由真实的价值冲突引发的，但战争爆发后四起的流言、关于暴行的故事、焚书、对敌国的强烈仇恨，以及针对美籍公民中敌对国家后裔的报复行为，这些向我们展示了哪怕事实的内核是理性的，也可能会有众多偏见被加诸其上。

当下世界舞台上的状况，其实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毋庸置疑的是，共产主义国家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存在着很多真实的价值对立。如何化解这样的冲突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最至关重要的问题。然而，在这一核心实际周围，存在着积重难返的偏见。在铁幕的另一边，人们被教导，并广泛相信，美国是那个侵略的国家，美国教授在课堂上宣讲的内容都是华尔街为他们准备的。在美国，人们常常认为，自由派和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致力于促进国际理解或种族平等的人是共产主义者，因此也是叛国者。这种非理性的倾向严重地影响了整个过程，以至于人们很难分清什么是真正亟待解决的问题，什么是谣言和偏见。

研究群体间差异的方法

由于人们几乎总是用群体差异来为他们的敌意辩解，所以了解在差异中哪些是真实存在的，哪些又是仅仅存在于想象之中的就变得至关重要。用更技术性的阐述方式就是，除非刺激域（群体特质）是已知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估计出其中包含的非理性歪曲的性质和程度。5

现在，我们不妨在一开始就坦率地承认：社会心理学关于差异性的研究还很落后。现阶段我们还不能对此给出一个积极的答案。当然，如今有数以千计针对群体差异的研究正在进行，然而目前取得的发现并不尽如人意。6研究的一大难点在于，存在大量的可以被拿来互相比较的群体。因此我们的研究精力被分散得很稀薄。研究的另一大难点，则是目前的研究方法不够令人满意。在许多案例中，针对同一群体做研究时，不同的研究人员也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果。最后，对结果做出解释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很难理清我们发现的这些群体间差异是应该归因于原生（先天）因素还是早期训练、文化压力，或是以上所有原因兼而有之。

开启一项研究的方法之一，就是探讨哪些类型的群体可以被有效地比较。可能的答案似乎是无穷无尽的。来看看已知的，人们对其存在偏见的一些集体类型吧，它们至少能被分成几十种：

种族　　意识形态

性别　　种姓

年龄　　社会阶级

民族　　职业

语言　　教育程度

地区　　无穷尽的利益集体（如美国矿工协会、美国医学协会、扶轮社、兄弟会等）

宗教

国家

以上的每一项都能成为大量比较研究的主题：法律学生与医学生有什么不同，佛教徒与浸信会教徒有什么不同，说芬兰语的人与说法语的人又有什么不同？

但这种社会学式的罗列并不能令人满意。一方面，我们注意到，最常持有偏见的人倾向于交叉使用不同标准进行分类。例如：犹太人这个群体标签可能综合了民族、语言、宗教几个分类；黑人可能会同时以种族、种姓、阶级和职业差异作为其特征；共产主义者这个标签可能横跨了意识形态、阶级、民族、语言、宗教和特殊利益群体等类别。

任何群体都不大可能单单由于其种族、民族、意识形态等任何某个单一标签而招致偏见。虽然我们经常谈及“民族偏见”，但我们一旦意识到，比方说犹太人并不是一个民族，或黑白混血儿中黑人的血统和白人血统一样多时，这个概念本身在科学上就站不住脚。“民族”（Ethnic）是一个定义更为宽泛的词——它能很好地涵盖文化、语言、传统方面的区别性特征，但使用在对性别、职业和利益群体的描述中则很糟糕。

让我们先将这个困境置于一边，现在让我们来探究一下，我们在这个群体差异研究中实际采用了哪些方法。很显然，这种方法必须是通过比较达成目的。研究这个问题，需要将相同的研究方法应用到至少两组被试中。一些已被证明切实有效的方法如下：

1. 旅行者报告（包括人类学家、记者、传教士的记录）。纵观历史，这是最常见的信息来源。基于旅行者自身的文化背景，他感受、解释并报告他在旅途上发现的值得注意的事情。这位观察者可能训练有素、细致审慎，也可能是一个天真的、易被欺骗的人，容易相信“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高质量的报告在目前，乃至将来，都会是我们关于外群体大部分知识的来源。虽然有时这些报告本身就有意将文化进行比较，7但更多的时候，“比较”元素仅仅体现于报告的写作者会隐含地将自己的文化假设作为背景。游记作家作为信息源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他所报告的差异并不能被量化，在他所拜访的群体中也未必典型。他自己的兴趣、道德标准和所受的训练都会对他的印象产生影响。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刻，最值得大书特书的特点，可能对他人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2. 重要的（和其他的）统计数据。近年来，国际组织（如国际联盟、国际劳工局、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从成员国收集了大量的数据。8他们并没有收集类似于各国的相对智商水平、种族气质或是直接与民族性格挂钩的数据。然而，他们所取得的一些数据对解决我们的问题依然是在有限的程度上有用处的。例如，了解到瑞典人、荷兰人、意大利人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后，我们就不用依靠想象来猜测哪个才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其中一项职责就是撰写关于各国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的报告。联合国所发布的比较数据对研究很有帮助。国家发布的数据也有类似的作用。美国的人口普查和国家税务局采集了许多有用的数据。例如，在了解到官方发布的有关外科医生平均收入的报告后，对此持有预判的人就可以对自己原来的观念做出有益的更正了。

3. 测试。每一个美国学生都很熟悉心理测试。在理想情况下，这些测试能够被用来解决一些让我们最为困惑的问题。我们能够使用心理测试来比较原始社群和文明化社群的感官敏锐度；比较不同群体之间的相对智商；或者是探寻从事不同职业的人群抽象思考能力的差异。简而言之，心理测试能够给出“所有答案”。虽然我们有时会依赖这些针对不同群体实施的测试所得到的结果，但我们也很有必要关注它们的局限性。

（1）一些人很熟悉这种测试的体例（例如美国大学生）；而另一些人可能从未见过测试。被试个体对测试情境熟悉程度不同，会使他们在测试中的表现大相径庭。

（2）测试经常含有一种关于竞争的心理预设。在一些文化中，是不存在这种竞争心态的。被试无法理解为什么不能够让家人或朋友以合作团体的方式一起参与这个测试。或者他无法理解测试中对答题速度的要求。

（3）某些群体参与测试的积极性容易调动起来，某些群体则兴趣不高。

（4）测试环境往往不可比较。纳瓦霍村落中儿童所处的喧嚣环境就与其他一些文化中孩子所处的安静的测试环境不同。

（5）不同组别的识字水平存在差异。因此无法保证每个群体都能同等容易地理解问题。

（6）测试内容几乎总是受到文化的制约。即使是美国的农村儿童，也无法回答一些偏重于城市儿童生活经验的问题。

（7）大多数测试都是由美国心理学家设计并进行标准化的。测试所使用的工具也由他们制定，后面反映的是整个美国文化的综合影响。关于测试的一切，对于那些与心理学家持有不同文化预设、受到不同影响的人来说，都是疏离、不公平、存有误导的。如果一位美国心理学家在非洲南部的班图人（Bantus）所设计制定的智力、人格、观念测试中表现很差，他也会对此充满怨气。

幸运的是，社会科学界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些局限性。而且，至少在近几年，来自不同群体的测试结果都在被谨慎解读——经常是极为谨慎以至于没有人能够确切阐述出结果的意义。也许，关于智力测试的主要发现是，测试的手段越无关文化背景，得到的群体之间的差异就越小。例如，一个要求孩子画出一位男性的简单测试，比起直接的口头智力测试，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会更为公平。前者在白人儿童和印度儿童中的测试结果只显示出两个群体之间轻微的差异，有时印度儿童的测试结果更佳。9这一发现并不能够证明人类群体之间不存在智力方面的差异；这只说明我们需要绝对不包含文化因素的测试来测量它。

4. 观点和态度研究。近年来，民意调查这种研究方法已经跨越了国界。通过这种相当精确的方式，我们可以将不同国家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样本进行比较：无论是关于政治问题、宗教观念，还是达成和平的方式。10

当然，这种方式只能在拥有可靠计票组织的国家中使用。民意调查还需要组织间的合作。并且，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同一个调查问题的解读也会存在差异。语言间的翻译常常会改变一些细微的意思，从而影响了得到的答复。

民意调查方法的一个不大严谨的变体，在杰姆斯·M.吉莱斯皮（James M. Gillespie）的一项研究中得到了更详尽的例释。11

这位研究人员从来自10个国家的大量年轻人样本中收集了两份数据报告。其中一份调查要求他们撰写一份未来的自传，“从我当前直到公元2000年间的生活”。另一份数据来自统一的问卷，被试需要回答50个以上的直接问题。

结果表明，国家之间的差异是显著的。例如，美国的年轻人比其他国家的年轻人更关注自己的个人生活，对政治和社会发展兴趣较小。（在被研究的国家中）最接近美国年轻人的是新西兰人。然而，与美国人不同的是，新西兰年轻人认为自己的职业前景会和公务员系统联系在一起，他们很可能要为国家效力。美国年轻人则整体上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需要依赖国家的盛衰，也不会想到自己可以为国家贡献些什么。公共和国际事务对他们来说是相对不重要的。

只有采用这种跨国的比较方法，才能够发现美国年轻人是如此“私人主义”（privatism）。该如何解释这一发现？美国的年轻人成长于个人主义传统之中，信奉“人人为己”。幅员辽阔、财力雄厚、实力不容小觑的祖国使年轻人能够理所应当地对未来满怀安全感。对物质财富的重视使他们在制定职业生涯的规划时，更倾向于以最大程度地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为目标。因此，一种对公共生活的淡漠，或者说是“私人主义”，主宰了他们对未来的展望。

然而，我们也不能武断地认为，当国家陷入危机时，美国的年轻人也不会表现出爱国主义精神，或者不愿意牺牲个人物质享受。美国年轻人在报告中反映出的独特的自我中心倾向，在危难时期会让位于更深层的意识形态，这也是美国人“国家性格”的标志。

5. 官方意识形态的比较研究。以信仰划分的集体（国家、宗教、哲学、政治）总会有一部纲领性文献。共产主义的主要精神信仰是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中精炼升华而来的，我们可以将其与美国（其“宪法”“独立宣言”等一系列立国文件中）的信仰相对照。从这种对比中我们可能会得出部分结论，即：

共产党是唯物论的，通过与敌对力量的斗争而进步（辩证唯物主义）；他们视一致的行动为美德，并反映在所建立的威权政府之上，用目的证成手段。个体的道德感是不被需要的，生产和实践都与其本身的理论一致。

美国人将犹太-基督宗教传统与英国法系作为价值取向的基础；以建立理想社会为目标进行非线性的演化；在理性的作用（使真相显现）与在两个（或多个）党派的制度下，人们交换彼此的观点，自由地在两党（或多党）之间投票；政府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仲裁员；个体的道德感能够得到保障。

意识形态的研究在比较宗教的领域中得到了更为清晰的执行，在这个领域中有更多具有权威的神圣教义，信徒对其表示崇敬并将其作为自身的约束。

我们切不可忘记，在对这些教义进行解读时，要明白书本上的文字并不总与信徒的观念与实践相一致。文本描述的是其所欲达致的理想，而非实际达致的成果。然而，这些教义在信徒的心理层面起到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们不可避免地为群体成员指明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并为他们从幼童起就制定了行为准则。

6. 内容分析。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科学对精确性的需求，新的量化技术渐渐发展了出来。这些技术不仅适用于官方文件，也适用于社会中的任何通信流程。比如说，我们可以记录和分析无线电节目以发现哪些消息正在被传播。电影、报纸、杂志、戏剧、广告、段子和小说，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进行研究。我们可以记录下给定主题重复出现的情况。其他研究人员的独立分析可以确认记录情况的准确性，从而确定单个研究人员工作的可靠性。使用这种方法主要的难度在于初始决定环节：哪些对象需要被计入统计？我们应该将讨论到的话题分类，还是仅仅处理在某一个话题的讨论中涉及了多少情绪化的词语？我们应该只考虑话语的字面意思，还是探寻语言背后的表达意图？我们应该将一次完整的传播行为整体视作一个单位，还是将每个短语、句子或思想作为一个单位？这些不同的可能性对应着不同形式的内容分析，12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用途。在第126页，我们具体描述了一种国家性格分析方法的应用。

7. 其他方法。以上六种方法远未穷尽所有探讨群组差异的方法。我们列举出这些只是为了说明目的。特殊的问题，需要特殊的解决技巧。例如，在他的实验室，一个物理人类学家可能会比较来自不同种族的人类骨骼。生理学家可能会研究血型。在精神病院工作的精神病理学家可能会将不同种族、国家或社会经济层面的差异作为精神障碍的分类方式。

差异的类型和程度

正如我们所说，有关各种群体差异的研究数以千计。研究结果可以根据以下方案分类：

解剖学差异

生理差异

能力差异

特定群体中的成员的“基本个性”

文化习俗和信仰

这样的列表不是特别有价值，因为虽然它会产出很多互不相关的信息碎片，但它并没有遵循一个理论上合理的方案来帮助我们理解群体差异的问题。

我们将使用另外的模型。这个模型的优点是，将所有现存群组差异都概括在四个类型之中。这有助于我们把握群体差异的根本逻辑。在该模型中，人类群体之间的所有已知差异都属于以下四种类型之一：

1. 与J曲线效应相一致的行为模式

2. 稀有零差

3. 拟合正态曲线

4. 分类差异

每种类型都需要解释：

1. 与J曲线效应相一致的行为模式。许多团体的主要特征是规定每个成员（因为他的成员身份）从事某种特定形式的行为。美国规定的语言是英语，几乎每个美国公民都接受这一规定。极少数人不这样做（也许保留他们祖先的语言）。符合这一独特群体属性的人的分布可能如图3。实际上，插在方框中的百分比只是估计数，但足以用于说明目的。绘制到直方图的频率曲线看起来近似字母“J”。

俄罗斯-犹太　　 99.5

爱尔兰　　　　　95.9

黑人　　　　　　84.6

新教徒中　　27%

天主教徒中　19%

犹太人中　　16%

黑人中　　　1%

在日本　　　21.6

在美国　　　15.6

在爱尔兰　　2.8

白人　　　　15.0

中国人　　　54.6

日本人　　　27.2

黑人　　　　4.1

关于差异的解释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