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前文《中国的新疆，不是西方的“内亚”》写了一些踏访新疆期间的见闻，以及新疆的地理历史和文化，今天承前篇之基础，讨论一下新疆乃至中亚的发展问题，本文以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工具，从社会结构和地缘逻辑两个方面展开。

一只脚卡在现代化的门槛上

前一篇文章里，笔者记叙了几个令笔者印象深刻的场景，包括搭乘某个乌市的维族驾驶员出租车、喀什昆仑塔下的黄面摊、塔县家访的塔吉克牧民家庭，还有在奎阿高速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境内的景观，艾提尕尔清真寺的广场和喀什老城、高台民居的风貌，笔者感受到了多民族共生状态的自然和谐。

虽然说，这种情况与内亚史观那种“将各民族分离开看待和分析”的世界观完全不同，但是，这种多民族的共生状态，仍然与我们所熟悉的国内大部分社会结构大不相同，如果用我们在广大内地的经验来生搬硬套，自然会陷入新的谬误。而这种与内地不同的社会生态，同样也使得新疆的发展和现代化面临着别有差异的障碍。

先说北疆，清乾隆年间兆惠平定准噶尔部后，以肉体毁灭的方式将不愿臣服的准噶尔部夷为平地，自此天山北麓地区虽然清廷仍称为“准部”，但实际上优势族群已经变成了同样放牧的哈萨克人。哈萨克汗国先前受准噶尔汗国的压制，准噶尔汗国灭亡后，哈萨克族群拥有了向东的发展空间。哈萨克汗国虽然向清廷称藩属，然而事实上哈萨克汗国同样向俄国称臣。

此时的中亚地区，仍处于古典国家时期，哈萨克汗国的两面称臣不过是古典国家时期的贯例。但随着沙俄的不断强大和向亚洲腹地的不断侵吞蚕食，哈萨克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俄国压力，汗国随后分崩离析，三玉兹事实上各不统属。

大玉兹主要驻牧于巴尔喀什湖以南的七河流域，中玉兹则驻牧于哈萨克草原，小玉兹在钦察草原、里海之滨。随着清廷的衰落，巴尔喀什湖以南最终也割让给了沙俄，主要原则是“地随人走”，即清政府承认俄国对哈萨克人的统治权。而现今的塔城地区等地的哈族牧民，主要来源是中玉兹的克烈、乃蛮部落等拒绝向沙俄称臣的哈萨克部族。如今的伊犁州（含州直、塔城和阿勒泰地区）就是北疆地区的主要空间。

北疆地区除广阔的伊犁州和首府乌市外，克拉玛依、石河子和奎屯都是新兴城市，兵团的师市更是如此。地广人稀的现实，如同一张白纸，旧有的文化习俗和草原人的豪爽不拘小节之下（其实也是游牧民逐水草而居，相对没有那么复杂的固定习俗，以宗教为例，同样信仰伊斯兰教，定居民要比游牧民讲究的多），发展难度相对较低。而北疆主导的能源、矿冶等现代工业和兵团的集约式农业，已经根本性形塑了社会形态。

但广袤的南疆，就存在着更加棘手的社会性板结。首先来谈谈对南疆农业生产的印象。经过疏附县、库车县、尉犁县、轮南县时，笔者着重观察了公路两旁的农田、乡村和县镇的情况，就走马观花的印象来看，南疆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和内地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地广人稀”。从阡陌的分布稀疏程度可以看出，各家农户所承包的农业用地，普遍是内地农村的数倍。

途经库车农村

而精神风貌上，南疆的农村也表现出相当的“小农社会的安乐”。笔者在行经库车县墩阔坦镇时，和同行友人是这样说的，“这里的人生活的很快乐”，友人很不解的问我，因为看起来这里各种设施并不发达，基础设施远不如东部的社会主义示范新农村，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来解释，“在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个人叫马云之前，我过得很快乐”。小农式的社会，可以说安乐，毕竟自给自足，但这样的社会状态想要实现现代化，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关于南疆地区农业社会状态的了解，可以延伸搜索阅读：知乎 南疆农村小学考察报告，作者：子悠）

随后到喀什和和田，又进一步深化了认识的立体程度。这里就可以引出第二个方面的问题——“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达”。笔者在喀什的第一天晚上住在香妃园景区旁，附近有家24h营业的牛肉面店，用餐的时候听到了店老板给另一位人士介绍招工情况，以下为偷听经营情况的如实记录：

“我这边招人给的工资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月2200，我为啥工资给的高呢，因为我这个店要求比较高，首先是服务要和口内（内地）对标，再一个你看这一个白班一个夜班倒着（24h连续营业，意味着一个班12小时），所以工资要开高一点。反过来说，我工资开的高，所以虽然辛苦，还是有很多人来，因为周围这些店普遍工资就一千多。这在人员上，不是我只招女工，是来的都是女的。我就怕她们谁，干着干着突然就回家了（笔者揣测这种现象很常见），所以我又定了个规矩，每多干三个月，工资就涨100，希望能把人留下。毕竟做这个，还是要熟手，如果干一个月就突然回家了，我又得培养新人。她们普遍还不会做服务。”

喀什老城

喀什高台民居

另外着重需要提及的，是关于新疆地区的物价水平。和许多带着滤镜or想象的人的概念不同，新疆地区的恩格尔系数并不低。笔者以阿勒泰、乌市、塔城、伊犁、喀什，还有尉犁县、轮南县、库车县同样的菜品（过油肉拌面）为例，贵者45-50，便宜者25（轮南县草湖乡），在乌市、喀什的城市里，如果想要更便宜的吃饱，以笔者作为一个游客的接触来看怕是只能干啃馕了。

而且餐饮的贵，并不是淳朴的当地人民想要“宰客”“发大财”，毕竟拌面加面、抓饭加饭都不要钱，恐怕只是市场的不发达所致。这和当地并没有多少昂贵的“高端餐饮”即可见一斑。

而和田，则是在贫富差距等各种作用反噬之下的失衡。和喀什是“向西开放”的窗口，一直以来商贸络绎不绝不同，和田是一个更加纯粹的农业地区，除了富了极少数的和田玉矿脉，和田再没有其他显著产业。

而新疆的农业具有典型的小农经济特征，以劳动力的扩张为最重要的规模增长的办法，而本文前面所提的两个层面的问题导致了南疆地区难以进行有效的资本积累，和田玉的产业也只是带来了“荷兰病”，带来了贫富分化，反而使得和田地区存在着比其他地州更棘手的状况。

虽然说以传统而论，汉族、哈族、回族等民族相对保守，对离婚视作“离经叛道”，而维族的传统则相对淡漠，但和田地区的离婚率也大大超出其他同类型市县。（这里有新型离婚，也有传统离婚，关于新型离婚，主要是女性想要脱开南疆传统结构的家庭生活，自立自强出外打工）

而前面笔者也提了，新疆特别是南疆地区农业生产主要是小农式的，雨热和水土条件都不具备在脱离机械化的情况下更大规模化生产的可能（一年只能种一季，生产规模取决于能种多少土地，能种多少土地又取决于有多少劳动力），那么在农闲季节，大量的农业壮劳力无所事事，因而社会风气在极度保守和胆大妄为中疯狂摇摆。

阿克苏棉田

普遍来看，野阿訇、宗教极端思想是市场经济冲击传统农业社会后的应激反应，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比起内地农业地区要长的多的农闲时节也是与之息息相关的。从各地州80一代被进入教培中心的不同比例即可窥见一斑。

而小农社会其实不注重子女在当代社会里的教育，因为小农社会中的劳力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传统的小农社会中妻子、子女都是在一定程度上“人身依附”的，这种人身依附就带来了人格的物化。那么对生产资料来说，相对于读书教育，种地务农放羊当然要更重要了，读书么，除了读书的“种子”外，会写名字会算钱就行。（一个可参考数据是，公元1760年前后清廷消灭准噶尔时，南疆地区回部人口约30万，今天维吾尔族早已突破千万）

而且事实上随着祖国近七十年技术水平、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一方面农业技术的进步让单一小农的产出水平大大提升，另一方面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让全社会对新疆优质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也有较大的经济利润，这就造成了“小农经济也有利可图起来”。

在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前，我国就是一个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具有天然的稳定性、保守且固执。富裕的小农社会也不是现代化社会，如一众海湾国家人均GDP很高，但我们并不视之为现代化国家。我国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胜利的社会背景，是小农经济的普遍破产。在新时代当然不能还用“羊吃人”的办法来推进工业化、推进现代化，那么推力不足，就得想办法解决吸引力。

喀什人民广场

地缘决定了经济

在上一篇中，关于“新清史”等“内亚史观”沉渣泛起的来源，笔者解释为“由于中国重新进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的边疆也就随之变得重要了起来。”其实，不只是社科方面的学术如此，更大视角上看，社会空间都因中国重归中心而被重构。

在过去，由于发达国家主要分布在大西洋两岸，因此国际经贸的拓扑结构里，主要节点都在大西洋两岸。国际经贸（包括货贸、服贸和金融往来）如果进行抽象化寻找其拓扑关系，这个结构就是一个“无尺度网络”（概念参见电子信息学），复杂的连结结构主要发生在大西洋两岸，核心节点也大多在此。

可以想象一个这样的地图，大西洋两岸占据了世界的70%以上（根据重要性），东亚占据了另外一些比重，而世界其他国家，“不是在闭门自守自给自足、就是充当无足轻重的原材料供应者”，在这样的世界里，任你欧亚大陆有多大，任你中亚、新疆站在世界岛的中心，依然无足轻重。

然而，随着我国经济比重的持续上升，特别是我国如今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拥有了30%强的制造业产能，进出口规模占世界的16%（以美元计价），此时再画出那个大西洋两岸占据世界70%的国际商贸图，就显得不合时宜了。这就是“百年未有之变局”。

当中国无足轻重的时候，整个欧亚大陆也显得黯然失色。

但当西欧仍能发挥重大作用，海湾国家、伊朗、南亚、从昏头里清醒了些的俄罗斯都重新认识到世界的变化时，欧亚大陆的作用就重新展露出来。毕竟，大家彼此离得并不远，也不是非得通过海路。

这里要强调的，是“一带一路”对大航海以来的海洋文明并不是否定和取代，而是“扬弃”。毕竟，一带一路的“一路”，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所谓的“扬弃”，就是说原先海贸占了国际经贸比重的90%以上，这是因为国际经贸的中心和重心都是大西洋两岸，其他的节点是为大西洋两岸服务的，如果将重心稍稍偏移，太平洋地区比重得以上升，随之陆运比例也可以上升，这就将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经贸的拓扑结构。

而这样的格局，就将根本性改善中亚地区（广义，含我国新疆）的经济面貌，甚至辐射我国中西部、南亚次大陆、东欧地区。毕竟，在古时候丝绸之路从中穿过的时代，天山两麓和河中流域（锡尔河、阿姆河）从没有盛产过“贫穷、极端、困乏”。

一些在海洋时代搭乘了“顺风船”的国家，可能将要面对的是时代的变化。譬如东洋岛国，地缘上他本身就不在大陆，当他自身海贸能力衰退（可看日本经贸结构和产业变化）之时，本身又缺乏自然资源禀赋，就决定了这是一个“回归历史常态”的困难格局。譬如这两天话题爆火的上海正宗日式烧鸟，我看还不如乌市的烤油包肝好吃，纯属尬吹。

冷战期间的数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们合起伙来也打不过以色列，如果仅看外因的视角来说，阿拉伯国家从来没有得到苏联“彻底的、不留后路”的支持，美国对以色列则不然。固然有些原因是网民们所谓的“美以共轭父子”，但以色列属于典型的“要塞控扼咽喉”，地理位置既是中东中心、又在苏伊士运河之旁，类似新加坡，值得为之付出一切，只要赢了，压赌桌上的都能赢回来。苏联是不想支持以色列吗？是没得选罢了，因为以色列已经选择了美国，这就是地缘的作用。

地缘、地理的作用，看似是抽象的、间接的，就好比buff/debuff（经济曲线的额外增益or负面损益），但在时空大神的伟力下，这种力量是可怕的。一直以来，无论是西北（本文主要指新疆）还是东北，经济活动尤其是商业，成本居高不下，基本上赔钱，这是因为东北和西北看似边境，实际上邻国没有经贸往来，这种边境不但不如东部南部沿海地区，也不如中西部内陆地区，是经贸活动中的“死地”。一个例子是去年以来东北经济的恢复，恐怕离不开对俄贸易的快速增长。

前些年刚刚迈入“新常态”时，伴随房地产的火热，迅速升温的是“庸俗城市经济学”。许多市民阶层热情的探讨着某些地区的发展，最后演变成某地发展的好是因为XX人勤劳，并带出来了一轮“有理有据的地域黑”（东北、河南老乡等等），实在是恶臭扑鼻。

以苏南为例，即便考虑诸如制度、政策、社会结构、人口素质、文化等诸多要素，如果忽略上海的桥头堡和长江在串联长江经济带的过程中发挥的地缘作用，就不能理解苏州工业园区的伟大发展，本质上是长江水运让沿江地区可以组织起超大规模生产协同。

这一产业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其产生的规模经济的增益效用压死了东南亚的低廉劳动力成本，墨西哥离最终市场近等诸多优势，并带来了制度升级、人口升级等赢家通吃的效用。而北方就缺乏这样的地缘优势，黄河并不能拿来等同使用，所以在产业重组和深化的后半程，河北山东的唐山和胶辽半岛就跟不上江苏、浙江（苏南浙北毗连，实际上是一个共同的亚经济体）。

笔者有位现任新疆某市某区副区长的友人，交流中他和笔者总结出了“产业=》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现代意识”这么一个现代化路径，而产业从何而来？要从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来找，要从向西开放去寻。新疆自贸区的历史意义，也正在于此。

一手抓教育，一手抓产业

一带一路战略的根本，在于扭转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深刻的不平衡（相关内容参见以前文章《不平等的世界终将走向“脱钩”》）。的确，假如放弃内陆亚洲，仅在海洋地域周边，我们的经济循环也可以继续；不搞“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不渴求共同富裕以至于付出巨大的政治成本进行“脱贫攻坚”伟大工程，就保持着让社会的人口重心持续转向毗邻大海的沿海区域，生活也会继续，也并不妨碍国家的存续和社会的维持。

只是，这样的持续失衡，一定会产生新的社会意识的反射以体现失衡。与其等问题彻底爆发再去纠偏，不如提前“治未病”。

本文的第一部分，论述了这样的事：农业条件不错的小农社会，很难孕育出现代性，很难进行资本积累，很难推动工业化。

本文的第二部分，论述了这样的事：地缘（不是单纯的地理）因素在更长期的周期里影响着政治经济，并进而塑造着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

最近这段时间，巴以冲突如火如荼，以色列用对待野兽的方式对待着巴勒斯坦人民，激起了巴勒斯坦人绝境中的反抗。而冲突中以军的拙劣表现也让“中东神话”彻底破灭。以军军事体系败坏，仅从士兵军饷价值300瓶可乐窥见一二。以军待遇之可笑，军队素养之低劣，正说明新古典自由主义正在掩埋自己的路上一去不回。必须指出的是，以色列是标准的新古典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国家

何况，无论是瓦哈比教派在伊斯兰教世界的兴起，还是广大中西部特别是新疆农业区伊斯兰教气氛的保守化浪潮，亦或是广大内地农村基督教传播的泛滥和小农意识的重新抬头甚至大行其道，这些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的失衡，不能说是没有关系的。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而这些在我们看来，属于“反动”的社会意识，恰恰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失衡现象的反动。换句话说，是失衡的社会存在导致了社会心理的变化，产生了反动的社会意识。

因此，对于新疆来说，一方面要立足于经济战略，着眼于人类历史的巨大转向来发展自身的产业体系，考虑自身的优势禀赋，从产业链末端开始资本积累逐步攀爬、深化。这里的产业不能只满足于解决就业来发展服务业和旅游业，同样需要发展现代产业，从商贸物流到原材料的粗加工再到深加工。

这并不是否定旅游业，而是旅游业很难让人口众多的社会富裕起来。全世界的旅游风景名胜地，如塔希提、马尔代夫、芭提雅、塞浦路斯、索契等旅游业搞的再好，“也就那样了”。新疆发展旅游业已经带动了许多投资，但更大规模更高水平的投资，就不是旅游业能拉起来的了。

笔者对比过南疆地区和北疆地区的高速公路服务区软硬件水平，南疆服务区相比之下就是“一无是处”，笔者就很疑惑，因为同为新疆交控投资，为什么差异如此巨大。一位多年从事交建工程的老兄告诉笔者，因为“北疆货车多，投资能收回来成本，光靠游客是修不起来服务区的，游客多人流量大，但是其实不挣钱”。旅游业同样如此。

而除了产业，另一方面，对教育也同样需要高度重视。现代社会是由现代产业架构、现代服务体系包裹着的，这里面填充的肌理是由一个一个的具体的人来实现的。那么，没有大量高素质的人群，就无法实现所谓的现代社会。而这个教育，不仅仅是指已经在一线、新一线城市里卷上天的青少年教育，也并不仅仅是指学校的（高中、大学）科班教育，是政府与市场、社会和公民协作同力，是持续为现代产业体系、现代服务业体系输送可用之人手，是协作方能动的改进制度体系，让每个公民都可以受到教育和再培训，让受到教育的公民都在市场、社会和个人的发展中得到共赢。

深圳援疆公交车

这里插一句，前段时间被黑上天的南阳，其实就是第二产业缺位、整体社会意识还较为落后的时候试图直接上马发展后现代产业，然后社会意识就对社会存在进行了暴打。这里面包裹着现代性和前现代之间的深刻矛盾，本号关于现代化和现代性做过多篇分析。在社会意识、社会体系等现代化社会必须的软性要素（简称现代性）具备之前，社会难称是现代化社会，即便是高楼林立、基建发达而市民被现代工具武装到牙齿。

其实同样的事情，笔者的家乡西安也同样如此。过去的西安人称“贼都”，自从开始补工业短板，着力发展现代产业并在此基础上培育现代服务业，无所事事的“散片”变少了，西安的城市风气和风貌开始逐步的好转。一手抓产业发展，另一手抓教育和社会风气，现代化和现代性，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而笔者相信，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走深走实，随着整个国家向西开放不断推进，我们的新疆，定然将成为向西开放的样板间，并以此讲述中国故事，注解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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