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冰之前
从1966年访问巴基斯坦结束算起，周总理下次走出国门是1969年去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
作为多年的老朋友，周恩来在接到消息的第二天一早就出发赶到河内；当天去当天回，满打满算在河内待了半天。
这一时期除高层外交遭遇停滞外，驻外使节们自1967年初被召回后，两年多时间里也一直没有再派出。
1970年之前中国大致有50个左右的邦交国，而这50个邦交国中唯一外派的大使只有一位驻埃及大使黄华（1976~1982年任外交部长）。
直到1969年国内形势稍微缓和一些，周恩来才抓住间隙接连派出了黄镇等三位大使，分赴阿尔巴尼亚、越南和法国。
周恩来七十年代的外访就只去过朝鲜和越南两国，出访时间很短，主要目的是向两国通报中美交往的一些情况。
《全面战备，1969》是对动荡以来外交政策的一次重要反思与检讨。
疏散人员的同期，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将研究国际形势的重任交给了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等四位被下放工厂劳动锻炼的老帅。
以陈毅为首，他们组建了一个“国际问题研究小组”。
大概经过一个月的斟酌与思考，四人联合署名了一份名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书面报告，送给周恩来。
报告中，四位老帅详细分析了当前国际局势，认为针对中国的大规模战争不会轻易爆发。
借着这个由头，周恩来批告外交部：有关外交类的文件，应发研究国际问题的四位老同志，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
于是四人便由赋闲状态转变为恢复接触国家核心事务——这其实是周总理一种“曲线赋权”的策略。
《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这份报告引起了很大的影响，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中国七十年代初“联美制苏”的理论基础。
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一边指示外交部门把握好与美沟通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开始启用相关英语人才。
与今天烂大街的英语不同，那个年代学习外文一度被打击，连国务院下属的外办都裁撤了，外国语大学外语系的六千多名学生都被勒令改行。
为了保留住这批难得的外交人才，周恩来想了一个很有时代特色的办法——把他们们以“工农兵再教育”的流程由总参直属部队农场接收下来，制定一个半日劳动、半日学习的制度，以免把专业荒废掉。
陈毅元帅曾一度是周总理在外交领域的搭档，1958～1972年间任副总理兼外长
中国方面的情况简单介绍了，接下来将目光投向美国。
1969年1月，长期以来以“反共斗士”形象示人的尼克松上台；不过这次尼克松的态度非常鲜明：要结束战争。
越战是1968年美国大选最重要的外交话题，民主党因该议题的失分而一败涂地（《越南战争》）。
尼克松则在竞选期间详细阐释了新政府关于越战的主张——
“我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场战争是没法打赢的。我要结束这场战争，而且要快。”
从事后来看，越战问题是中国对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筹码”。
不少台湾人甚至认为，美国根本就是出卖台湾来换取中国对解决越南问题的支持；因为在中美秘密接触期间，中方陆续撤回了援越部队，这显然是一种增加互信的举动。
回到尼克松。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华盛顿方面时刻注意着中苏之间的动向。
在尼克松看来，这是拉拢中国的绝佳时机。
8月初，接见回国述职的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时，尼克松郑重地向他表达了寻机与中国举行建设性会谈的要求。
一同参与接见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更是给出了具体指示：
“如果在社交场合见到中国大使，请和他接触，告诉他美国准备与中国认真会谈。”
此处科普一下历史背景。
之所以波兰大使在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发展中角色非常关键，是有缘由的。
1949年之后虽然中美进入敌对状态，但并非完全没有沟通管道，其中主要的几个通道如下：
日内瓦大使级谈判
华沙大使级谈判
巴基斯坦渠道
罗马尼亚渠道
抛开后两个采用中间立场国家传话的非正式渠道不谈，日内瓦-华沙大使级谈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中美定期交流的唯一官方场合。
但说来不巧，1969年2月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导致华沙会谈被“无限期推迟”。
尴尬的局面让尼克松非常着急，这才命令驻波兰大使想办法恢复与中国的接触。
1969年12月3日，波兰首都华沙刚刚下过大雪。
傍晚时分，一场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正在华沙科学文化宫举办，各国受邀的使节济济一堂。
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派出了两位代表参加：一位是二等秘书李举卿，另一位是翻译景志成；二等秘书的职级在大使、公使、参赞和一等秘书之后，相当于副处级干部。
与中国方面的安排不同，美方派出了以大使带队的强大阵容。
会上美国外交人员不关注南斯拉夫的时装模特，而是频繁对两位中国代表指指点点——这让我方外交人员非常警惕。
前面提到，当年二月份发生了一起叛逃事件，因此欧洲各地的使馆工作人员都高度紧张，生怕沾惹上美国情报或外交人员。
晚上八点，时装展览顺利结束，两位中国代表迅速离场。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据当事人景志成在《美国大使在华沙追我的真相》一文中的回忆，美国驻波兰大使和一位随从在众目睽睽之下追了出来。
二等秘书李举卿脚步比较快，美国人追上的是翻译景志成；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直接亮明身份，表示想会见中方代办。
为强调会谈的重要性，斯托塞尔甚至告诉景志成他在白宫接到的指令，即尼克松总统希望与中国进行重大谈判。
作为使馆普通工作人员，景志成一边走一边回复“我转达”，其他的话一句没敢多说。
雪夜中，斯托塞尔大使用充满期待目光送走了景志成。
十几年后的里根时期，斯托塞尔做到了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的位置，对这段“时装展上追中国外交官”的经历仍记忆犹新。
中国驻波兰大使馆
李举卿和景志成返回使馆后，直奔临时代办雷阳的办公室，将刚刚发生的事情一一汇报。
雷阳立即召开了使馆党委会议，连夜起草电报发电回北京。
之所以雷阳如此敏锐，与临行前周恩来的叮嘱有很大关系，周总理曾亲自接见并指示他“到华沙后密切注意美国方面的动向”。
1969年12月9日，驻波兰大使馆收到了国内复电：同意我代表与美大使会见。
经过一天的紧张准备，12月11日，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乘坐插着星条旗的专车从正门进入中国大使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
一个月后，雷阳代办乘坐红旗轿车做了回访。
1970年2月10日，雷阳与斯托塞尔举行中美第136次大使级会谈；会谈中，雷阳传达了周恩来亲笔修改的发言稿：
“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中国政府愿予接待。”
收到中方的明示后，斯托塞尔立即将消息报回国内，尼克松和基辛格迅速展开对华接触条件的准备。
事不宜迟，原本基辛格是想在1970年即实现秘密访华的，可因为1970年3月柬埔寨政变发生的政变（西哈努克出访期间遭遇CIA扶持的代理人罢黜，《柬埔寨往事》），使得中美双方高层接触的时间延缓了约一年，直到1971年7月才成行。
章文晋夫妇与基辛格（《基辛格访华》）
1971年7月基辛格访华是新中国与美国的首次高层会晤。
作为尼克松最信赖的助手，基辛格带来了诚意满满的条件，实际会谈中他甚至在总统允许的尺度范围内取了最高值：
1、承诺美国将逐步减少驻台军事力量，先期裁撤约三分之二；
2、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独立；
3、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合法席位；
4、保证通过谈判手段解决越南战争。
作为对台湾问题的交换，中方的短期筹码主要是北越，即帮助美国尽快“体面的结束战争”，长期筹码则是苏联。
尼克松对此十分在意，他甚至提出了在台湾保留6000名美军士兵的计划，直接与越南战争进程相挂钩——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越南方面会对中美接触爆发激烈的反应。
7月11日，在基辛格此行的最后时刻，他与周恩来一起拟定了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外交声明。
11日午餐一结束，基辛格便收获满满地踏上返回巴基斯坦的飞机。
四天后，尼克松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正式官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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