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助扑灭重庆山火的摩托车，何时能解禁？

摩托骑士，山火逆行

提起“摩托车”，你会想到什么？

是摩托公路片始祖《飞车党》里骑着凯旋雷鸟的酷盖白兰度，是《逍遥骑士》里身穿皮衣开着哈雷横越美国大陆的自由与叛逆，是每年新闻联播里浩浩荡荡的摩托车返乡大军，还是飙车党带来的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作为常见的交通工具，摩托车是一种由汽油机驱动、靠手把操纵前轮转向的机动车。除了两轮摩托以外，还有三轮摩托、四轮摩托(全地形摩托)、水上摩托 (摩托艇)和雪地摩托。

其中，两轮和三轮摩托在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全地形摩托是一种非公路户外休闲车辆，可在沙滩、草地、山路、丛林等多种复杂路况行驶；摩托艇和雪地摩托则主要用于景区休闲娱乐、户外救援等。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摩托车是老式代步工具的记忆。现在的摩托车骑手，不论是出于生计还是爱好，身上也总带有一股非主流文化的气质。

前段时间在多日的极端高温天气下，8月18日以来，重庆江津、大足、铜梁、巴南等地先后发生了多起森林火灾。

在本次山火中逆行的摩托车手们，将飙车技能化成了有效的战斗力，被网友盛赞为“山城骑士”，摩托车骑手的小众形象，也在大众心中被重新正向定义。

虽然森林火灾并不罕见，世界各地都有，但由于其具有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危险性高等特点，可以说是全球发生最频繁、处置最困难、危害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

要知道，此前澳大利亚的丛林大火就从2019年7月烧到了2020年2月，持续了210天。

在重庆，这个数字是8天——根据央视新闻，截至26日8时30分，重庆森林火灾各处明火已经全部扑灭，全面转入清理看守阶段，无人员伤亡和重要设施损失。

这得益于来自各地消防员、武警官兵、解放军、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共同的艰辛努力。同时，作为物资运送主力参与其中的摩托车，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因为本次起火点在缙云山的森林里，山地陡峭，汽车很难通行，单纯依靠人力又很难将救援物资运上山，于是，灵活便捷的摩托车就成为了主力运输力量。

不管火势凶猛，摩托车骑手们载着物资，加足马力就往山上冲，碾过碎石子，开上陡山坡，扬起厚尘土，在山火现场，摩托车轰鸣声几乎从未间断。

每个物资集散点，不仅有大量的水、药品、食物，还有新鲜的盒饭、墨镜、毛巾、成堆的用来保温的冰砖……

据媒体采访的外地消防员称，他们在全国灭火都没遇到这样的情况——坐摩托车去灭火现场不说，物资要啥有啥，甚至还在山火现场吃到了雪糕。

实际上，重庆的主城区海拔高度多在168～400米之间，路窄、山高、弯急，到处都是坡，摩托车一直以来就被视为最为实用的交通工具。

重庆不仅不限制摩托车通行，而且占全国出口摩托总量的三成，2021年重庆燃油摩托车的出口量、值均居全国第一，重庆也由此被誉为“摩托之都”。

所以，摩托车在重庆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也正是因为重庆拥有如此数量庞大的摩友，才得以在关键时刻成功召唤，使其成为火宅救援正规军的有力补充，显著提高扑灭山火的效率，实现零伤亡和和零重要设施损失，在短时间内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经此一役，更多人也意识到了摩托车在这种路况复杂的自然灾害前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是可以实实在在派上大用场的。

从“急先锋”到“绊脚石”

摩托车从诞生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世界上最早的内燃机摩托车，由德国人巴特列布·戴姆勒于1885年发明。1894年，首个量产摩托车的厂家在德国成立，“摩托”这个名词也被第一次定义使用。

与德国摩托车相映生辉的是美国摩托车。1903年，哈雷戴维森生产了其第1号市场销售的车型，是美国最早的商品化摩托车。如今，哈雷摩托早已行销到全球200多个国家，构筑起行业领先的品牌名片。

相较于欧美，我国摩托车行业发展起步较晚，过程也并不一帆风顺。

1951年，由北京第六汽车制配厂仿造的“井冈山”牌摩托车，开启了新中国的摩托车发展史。

八十年代后，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人民生活质量逐渐提高，我国摩托车工业也进入飞速发展的阶段，年产从1980年的4.9万辆发展到了1990年的97万辆。

1993年，我国以367.49万辆的摩托车产量，首次超过了日本, 居世界第一位；并于1997年突破1000万辆大关，达到1003.7万辆。

摩托车不仅体积小、驾驶灵活，拥有一定的承载能力，而且价格较汽车更低，使一大批人实现了“有车一族”的梦想，并助力他们走上勤劳致富的道路，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大潮的“急先锋”。

当时很多城市还衍生出了“摩的”业务，在汽车站、公交站、商场、菜场等人流密集的地方，总能看到“摩的”存在。

然而，好景不长。从21世纪初开始，摩托车就逐渐在我国的城市中心区被边缘化了。这一方面是受到国家制造业方向改变和汽车工业崛起的影响，更直接和主要的原因则是各大城市的摩托车禁令。

最早开始禁摩的是北京。1985年，缘起于一篇“认为摩托车的污染大于汽车”的文章，北京市开始推行“禁摩”政策。

后来，“飞车党”抢劫、“炸街党”随意乱窜、与汽车混行抢道、交通事故频发、人员伤亡陡增等问题，更是成为各地方政府打压、禁止摩托车产业存在与发展的“事实依据”。

摩托也一度被视为社会一大公害，是阻碍城市和谐发展的“绊脚石”，各城大市纷纷推出了“禁摩令”。

现在，全国660多个城市里，有200多个城市仍在实施禁摩令，范围覆盖了我国绝大多数的大中型城市。

禁限摩政策之后，我国的摩托车行业也陷入整体低迷状态。

摩托车产销量在2010年前后达到顶峰后，连续8年保持总体下滑态势，分别从2010年的2668、2658万辆萎缩至2018年的1558、1557万辆，年均复合下降均为6.5%。

甚至有人直言，摩托行业是一个已经被政策判了“死刑”的行业。

“禁摩”的疏与堵

关于各大城市实施禁摩令的理由，离不开三板斧：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出行安全。

但如果细究，这些问题的根据其实并不很能站住脚，反而“一刀切”的刚性措施显得过于严苛。

在汽车加速普及、禁限摩仍在施行的今天，绝望的堵车长龙、紧缺的车位、动辄百人的打车排队和极端的通勤时间，依然是城市打工人生活几乎每天都要面临的难题。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也曾多次公开指出，“禁限摩”的本质是因噎废食，是“公共管理低能的无奈”。

他认为，禁限摩是人为地提高了运输成本，反而加剧了城市交通拥堵，直接打击了我国摩托车产业的发展，也限制了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实际上，中国摩托车行业从未放弃过对解除“禁摩令”的努力。

被誉为“摩托车大王”的企业家左宗申，自2008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以来，在每年的两会上都积极为摩托行业发声，从“路面拥堵”、“车位短缺”、“雾霾围城”等角度，对放开“禁限摩”政策进行阐释。

为了证明在北京骑摩托车是最便捷的出行方式，2013年，左宗申和其他全国政协委员还以摩托车、汽车、地铁三种不同交通方式以北京宣武门为起点，前门为终点，进行速度大比拼。

最终，左宗申以10分钟的最快速度获胜，以实际行动向公众证明摩托车在交通出行中具有一定的便利性。

今年两会期间，关于逐步放开禁限摩、取消摩托车报废年限等话题依然是热点。只不过，想要将一纸持续时间超过30年的政令推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其实，摩托车管理问题同样存在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在摩托车用量较高的亚洲，泰国、印度和越南等国家都有可供参考的、以“疏导”为主的管理范本。

欧洲、日本等国家还通过大力推广摩托车的使用来缓解城市的交通拥堵。

根据欧洲的专题研究报告，城市汽车的10%用摩托车替代，可以缓解40%的交通拥堵。日本也有专门的研究显示，提高汽车和摩托车的混行率，可以提高道路的行车速度。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摩托车分会的报告也显示，若解禁摩托车，全国范围内约有10%的汽车出行将转变为摩托车出行，粗略预算全年可节约碳排放1650万吨。

所以，也有观点认为，为了疏解交通和减少污染而“禁摩”，本就只是表面借口。“禁摩”背后的根本原因，还是为了发展经济效益更高的汽车。

作为人们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汽车和摩托车对民生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但是，这二者在某种程度上是既互补又可替代的。

而一辆汽车里有数万个零部件，涉及钢铁、机械、化工、电子、橡胶等多个行业，几乎囊括所有的制造业部门，所以，汽车行业的繁荣，能够带动多个关联产业的发展，还可以容纳足够多的就业人口，规模效应和乘数效应都非常显著。

很明显，一台10万元的普通小轿车及其带动的相关上下游产业的工业附加值，是远远大于一台1万元的普通摩托车的。

以车船税为例，摩托车每年所缴的车船税仅为36元至180元，相比之下，1.6升排量的普通小汽车的车船税就为360元至660元，4升以上的更要交3600元以上，这就差了好多倍。

这个逻辑其实也不无道理，和房地产很类似。

过去二十多年，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房地产不仅行业体量大，对经济增长直接贡献高，而且产业链条长、关联行业多，能够带动一大批上下游行业的发展。

1998年，国务院23号文也明确提出“促使住宅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2003年国务院18号文又进一步将房地产定位为“支柱性产业”。

从这个角度来看，“禁摩”的疏与堵，并不是“一禁了之”变为“一放了之”的简单区别，背后的考量涉及到经济民生的很多方面，确实无法朝令夕改。

被边缘化的摩托车，能否重新回到城市？

虽然政策尚受限制，但近几年，伴随中国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交通结构的转变，摩托车行业仍然顽强地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周期。

中国摩托车商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摩托车产销分别为2019.52万辆和2019.48万辆，达到自2015年以来的最好水平，同比增长12.98%和12.7%。

这一方面是受到疫情的影响和催化。中国摩托车商会常务副会长李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疫情使人们重新思考出行的方式，摩托车具有经济性、停车方便的优点，使人们意识到摩托车出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另一方面，虽然很多城市对摩托车牌照有严格的数量限制和通行区域限制，但并不是完全不能骑，而在大都市通勤痛苦指数越发爆表的情况下，已经越来越多的打工人开始折中考虑骑摩托去上班。

同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也更加追求个性化的生活和休闲方式，摩托车不再局限于代步功能，而是作为自由、速度与动感的象征，使无数年轻人为之着迷，成为了越来越多人心中时尚又休闲的户外娱乐工具。

在《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一书中，是这样描写道摩托车带给人们的体验：

“坐在汽车里，你只是被局限在一个小空间之内，因为已经习惯了，你意识不到从车窗向外看风景和看电视差不多。你只个被动的观众，景物只能呆板地从窗外飞驰而过。”

“骑摩托车可就不同了。它没有什么车窗玻璃在面前阻挡你视野，你会感到自己和大自然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你就处在景致之中，而不再是观众，你能感受到那种身临其境的震撼。”

所以有人说，开车走过很多遍的道路，如果骑着摩托车再去，就会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色。因此，随之而来的，是摩旅文化的兴起，这同样催生了对摩托车的需求。

另外，在新能源技术的渗透下，用电机取代内燃机已经在摩托车领域刮起新的潮流，多家头部摩托车企业均在布局新能源产品。

上个月，摩托车独角兽达芬骑正式宣布山东淄博智能制造基地落成，并投入使用，标志着我国新能源摩托车赛道进入量产阶段的竞争。而随着电动摩托车逐渐步入正轨，我国摩托车产业亦有望迎来新的增长点。

所以综合来看，一个比较确定的趋势是，在我国经济加快转型升级和后疫情时代的背景下，摩托车正在成为社会通勤、旅游、娱乐的重要消费点。

公安部已有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2021年我国摩托车新注册登记1005万辆，比2020年增加179万辆，增长21.67%，近三年均保持了快速增长，是禁摩令普及以来我国摩托车市场的第一次回温。

而且随着摩托车行业的持续发展，我国大排量、高附加值的摩托车消费正在加快增长。

哈雷、宝马等较为高端的摩托车价格甚至已经超过了一般的轿车，除了不同季节配套的头盔、手套、护具、机车服和鞋子等装备，摩托车的维修和保养的费用也不少，这使摩托车在具备减缓交通拥堵属性的同时，还对GDP的增长有了更大的贡献。

这些趋势，无疑都为地方政府放开摩托车限制，提供了更多的政策实施空间。乐观预计，随着摩托车产业发展越来越符合我国经济转型的方向，未来各大城市的 “禁摩令”亦有望逐步放开。

文章用图：图虫创意

本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