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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南才让:“我们这一代也许就是最后的游牧人”

索南才让:“我们这一代也许就是最后的游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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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南才让是文学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2020年,索南才让的中篇小说《荒原上》发表于《收获》杂志第5期,此后获得一系列文学奖项,最终在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获得中篇小说奖,实现了青海在这一国家级文学奖项零的突破。

在与《收获》的责任编辑吴越的一次对谈中,索南才让说:“游牧生活到了今天,已经不存在真正的纯粹性了,我们这一代人也许就是最后的游牧人”。因此,能否传递出强烈的异域感,成为索南才让写作的一道重要线索。


他肩负亲身的经历、父辈的记忆,连同成年后外出务工打拼的生活碰撞,若干年后带着混杂的目光回到家乡,因此绝不满足于记录表象的异样风光,而是站在更广阔的视角下探讨牧民的精神变化。如何用手中的笔去表现游牧民族的生存状态和思想的变迁?如何体现现代文明进入牧民生活后的那种困境和困惑?这些是索南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索南才让  图/受访者提供

褪去枣红或靛青的蒙古服,摘下礼帽,换上polo衫,就如同推开了传送门,踏入另一个世界。38岁的作家索南才让的身形本就在牧民中算不上高大威壮,离开鲜亮衣装和奔腾草场,走在拥挤都市,连略显吃力的翘舌音都透着拘谨的书生气。他习惯性地摆出一副客气、礼让、绅士的面孔,规规矩矩坐在餐桌旁,提醒自己杯里浅浅的红酒本就没多少,但还是要先抿一口。

二十多岁刚离开家乡,外面世界默认的在酒桌上要站立敬酒、说一堆敬酒词的举动让他无所适从。慌张地效仿了一段时间,以后便谎称自己从不喝酒,等回到草原才卸下心理负担放开了喝。牧区规矩是,哪怕对方再怎么盛情款待,也没有一个人站起来端着酒杯感谢东道主,表示下次我回请;也不会仅仅因为说错话就让对方觉得被冒犯。不分先后,众人两三杯下肚后就开始划拳,“简单很多,特别直接粗暴。”

“草原尤其是高寒地区生活的人们,情感不能说淡漠,总之不会那么丰富。”放牧的时候,两三天见不着人交流说话是常事,最长的一次,从索南才让的个人纪录来看,这样的缄默蔓延了四五十天。他置身苍凉、辽阔的环境里自言自语,练就了一副远观、俯瞰的目光,很难再多愁善感。“人在和环境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形成了这种性格,他对生灵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更加冷酷。”亲手喂养的牲畜,对牧民来说既可以是远行的工具,也可以是下酒的食物。

在索南才让202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找信号》里,这些动物还成了情节推动的真凶。8月份上海书展的对谈活动中,嘉宾韩松落特意提前统计了书里出现的死亡方式,并在现场用报账单一般的口吻诵念,“冻死一次,猝死一次,被牛撞死两次,从马背上摔死一次……”

对比爱丽丝·门罗笔下那些逃离小镇的人死去的“现代方式”,例如飞机火车失事、罹患癌症、海难溺水等,韩松落将索南才让书里殉于跟自然抗衡或与动物交互的桥段划分为“前现代”。作者解释道,这确实是高原牧民们日常要面对的环境考验,“青海经常会有洪水,还有闪电,被雷劈死、被马摔死的,各种意外都存在。”韩松落感慨,“之前以为我们离前现代社会非常远,但索南才让的文字令我们回到这个现场,人和动物、土地、死亡之间仍靠本能维系。”

秋牧场,九月中旬,草木萧瑟,每晚恶风不止 

对谈发生在米盖尔·德·塞万提斯图书馆,隔壁便是时髦的巨鹿路,台下有观众并不买账,抛出疑问道,在这样的环境下“完全无法联想到草原”,而且也不理解,“讲过去的故事意味着什么?”

索南才让依然低声回应,“写作中有一种滞后性,当下感受到的不能立刻成为作品,经过沉淀和发酵,才能书写父辈传承下来的放牧经验”;至于能否传递出强烈的异域感,这其实掀起的是索南才让写作的一道重要线索。

他于2021年出版的小说集《荒原上》一度被导演万玛才旦看上,新作《找信号》也在2023年10月入围了第七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迁徙计划·从文学到影视”单元——故事必然多少散发出跟都市截然不同的气质,才接连引来导演们购买版权试图改编;但这类西北牧场风情并非他文字里强调的重点。作为最后一代游牧人,他肩负亲身的经历、父辈的记忆,连同成年后外出务工打拼的生活碰撞,若干年后带着混杂的目光回到家乡,因此绝不满足于记录表象的异样风光,而是站在更广阔的视角下探讨牧民的精神变化——面对城市化扩张无疑流露出越来越多趋向一致的生活及思考方式,导致读者无法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草原”。
2008年他揣着300块钱来到北京,在一家做城市雕塑的工厂打工,进厂前买了上下两册诺贝尔文学奖作品集,以及耗资一百多块、用掉几乎半副身家的福克纳传记。某次春节没回老家,独自在空荡的厂区看烟花,突然感受到一股力量,仿佛青海湖近在眼前,推开隐形的家门,前一天喝多了的父亲正扣着帽子躺在沙发上睡觉。

“故乡是我写作的血脉,后来产生怀疑,牵引的线越来越微弱,离开后才能写故乡,才能理解。”如今他家里已没有了羊,大约还有80头牛,平时交给弟弟打理,他则一个月回牧场一趟。为了保持创作的状态,他住在离牧场不算远的海晏县,保留着一些城市的生活习惯,每天起来先慢跑、煮咖啡、吃鸡蛋,然后磨磨蹭蹭地翻一会儿书,8点多到工作室开始一天的写作。每天写到七八百字就不想写了,便去干些别的事。

新书编辑曾总结,“他的小说多半写的是高寒草原牧区的故事,但并不因此让读者感觉遥远。”究其原因,青海省作协副主席、评论家刘晓林有过一番剖析,“他并不刻意凸显民族性和地域风情,缺少一般的草原小说那种宁静、单纯、悠扬的牧歌情调,没有在世界与本土、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中审视本民族的过去和未来,更无意把小说变为民族的寓言,这些民族文学写作中惯常的思维似乎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他更愿意采用一种冷峻的不动声色的叙述,关注的是草原的俗世生活,放牧、饮酒、恋爱等日常生活,呈现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草原日趋芜杂的生活状态和人生形式。”

01

故乡的最后一代游牧人

草原上的羊群

索南才让:我特别喜欢看电影,香港的警匪片、TVB古装武打片伴随了我的成长。草原上每年除了冬天,其余季节都有流动的帐篷录像厅,很火爆,一到晚上喇叭里就开始放碟招揽客人。草原和城市不一样,声音穿透力特别强,方圆十几公里都能听得见。我们听见之后心痒难耐,在家里根本坐不住,立马跑到几公里外某个人流量大的三叉路口,钻进支在路边的流动帐篷。椅子占空间,为了尽可能坐更多的人,大家都盘腿坐,连伸腿都不行。

没去上学之前,我叔叔是草原上的电影放映员。我坐在他的马车上,跟着他去过十几个村放大的胶卷。等到12岁辍学,从学校回到牧场,我就开始在流动帐篷看,一直看到二十多岁。刚开始是VCD,后来是DVD,价格从五毛涨到一块。每天放的都不一样,不仅仅是香港片,还有内地的一些经典片子,也有《乱世佳人》这样的外国片。

记者:听起来是很美妙的青少年时期。

索南才让:我到现在唯一还没有后悔过的事情,就是从学校出来。那个时候条件不允许(读书),家在牧区,读书的话要去县城,冬牧场隔着40公里,夏牧场七八十公里。县里没有寄宿学校,必须去亲戚家住宿,又没有人照顾。加上我自己也读不进去,一说不读了家里也很高兴,因为需要人手帮助。后来回看,我在学校之外得到的可能比学校里更多,我在学校不读书,是出来之后才读书的,进学校和读书是两回事,学校是学习,不是读书。我接触的第一本书是《天龙八部》,我拿着那本书去放羊,那是冬天,而且还是一个黄沙漫天的日子,但我一整天都没有时间去关注别的事情,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羊群在哪里。那是我真正意义上阅读的开始。电影的话在那几年也看了有几千部吧。

记者:这些电影对你日后写小说会有影响吗?

索南才让:我觉得我的写作里很大的一个成分是电影,无论是叙述,还是在观察人物的对话或神态方面,肯定潜移默化都会有影响。因为我在看电影的时候,会特别投入,好的电影我会记住它里面的台词,甚至每个人物说那些台词时的表情、语调、语气语速我都能模仿,场景环境也会在脑海里栩栩如生。我现在就特别向往还有那样的能力,要是我在看电影,你在旁边跟我说话,我根本听不到。虽然这个习惯还没有彻底丧失,但还是做不到以前那样专注,包括读书。

记者:在流动帐篷看电影看到了二十多岁,家里那时候有电视了吗?

索南才让:我们家通电是2008年,我23岁,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帐篷电影也慢慢不景气了。太阳能出现后,很多牧民就买一台小黑白电视机,买一个VCD,买两块大的太阳能充电器和一个电瓶蓄电池就可以在家里看,我家也是。我经常把那个蓄电池看到亏电,通电是冬牧场,是定居点,其他的游牧点哪有电,还是照样放,反正帐篷电影还是苟延残喘了七八年,才彻底没有了。后来大家又有了手机。

记者:你觉得牧区现在的生活跟城市的差距还大吗?

索南才让:基本没有差别,有了手机之后其实就没有任何差别。城市和牧区的信息流没有滞后性,当你们得到这样一个重大信息的时候,我们的手机里立刻也弹出来了,只不过关注点不一样。

记者:牧民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

索南才让:是啊,尤其是对青年一代的影响,是一个彻底的转换。父辈一直处在游牧的序列当中,当他们年纪大了、由我们这一代接替上去的时候,就像断层一样改变了生活方式。

附近的农民农闲的时候会到牧区来盖房子,做一些临时工,他们无一例外都会很羡慕我们。因为他们看到所有男人不论老少,都是很悠闲的样子,年老一点的整天喝喝酒、骑骑马,到处溜达,把羊赶回来、赶出去;年轻一点的,天天不是玩就是打台球,看电影,谈恋爱。

现在十几岁的小孩,还有可能去放牧吗?不会吧,都去读书了,所有牧民的认知都改变了。以前不会觉得读书是唯一的出路,或是人生未来最好的一个前提,但是现在就会这么做。

记者:但是你也没有走那条路。

索南才让:我们那一批很多都没有走,所以我们这一代是最后的游牧人了,下一代没有几个人会去真正游牧的,游牧正在萎缩。这个萎缩不单单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更多的是生态政策调整,我们青海是重要的保护区,一切都以保护生态、提供良好循环为前提,所以不鼓励放牧。有很多限制,比如说不能养太多牛羊,得取决于草场的承载力,如果有一千亩草场,就只能养两三百只羊。

02

粗犷与细腻都是草原上的真实

县城生

记者:现在回想起来,你会觉得不上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吗?

索南才让:我不认为我的女儿也能够在这条路上坚持那么长时间,那是不现实的,这是个别的案例,还得有一点天赋。我现在有的时候也是不敢想象——我怎么能莫名其妙成了一个作家?我要不是作家的话,我肯定在做生意或者在干其他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那样一直在一个环境里待着没意思,我总想改变一点自己的活法。

:你现在每天去县里的工作室,活动范围似乎更小了。

索南才让:自我的精神空间不就更大了吗?我也经常去牧区那边,很近嘛,经常就是纯粹去转一圈,什么也不干,有时候就去找朋友玩玩,或给亲戚帮忙。那边也有房子,羊舍牛棚都是现成的。

记者:类似《请一头牛吃饭》这种故事,是你听来的还是发生在你牛棚里的事改编的?

索南才让:是从一个很小的点构思的虚构故事。我们家门口有一个大盆子,装着各种菜叶子和剩饭,每天晚上牦牛归圈的时候,有一两头会固定来吃。它俩霸占着那个地方,其它的牛来了,它们会用犄角发起攻击,几次之后,其它的就不来了。

那时候已经通电了,我家从老房子到新房子接的电线太长,中间立了一个根头杆子,有一天它们两个就没吃到,就在那流连不去,发泄似地从胸腔里蹦出颤动的声音,把那根杆子给顶折了。把我气得呀,电线杆子倒下,虽然没有伤到人,但是让我损失很大,电线扯掉两边,保险全部烧毁了。

它们在闹的时候,会有意识地知道不能伤害主人,所以它们没撞门,不会闯进来。你知道我们以前最烦牛的是什么?夏天秋天的时候天快亮,凌晨四五点的时候,牛就会慢慢地吃东西,一直吃到帐篷旁边来。因为人的走动、倒一些水,那一片有盐分。赶都赶不走,顶多往外走两三步,过一会儿又回来了,又吃帐篷的帆布边,嚼得不让你睡觉。

记者:牧民的脾性会因此比较有耐心吗?因为要懂得如何适应这种跟动物的相处。

索南才让:也没有,都是暴脾气,动物并没有改变他们什么,反而变本加厉,虐待牛羊的多得是,这两年稍微好些。

记者:那种简单粗暴的语言环境,你觉得对你写小说是好还是不好呢?会觉得我是不是可能要更细腻一点?

索南才让:我的小说不就呈现出简单粗暴的样子吗?当然当然,我正在努力地让自己的文本在粗犷中有细腻的成分。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是因为旁人的评价吗?

索南才让:是我自己意识到的,到了一定地步,你就会意识到这个。不可能写了两三本书,一直这样,你还津津乐道、自以为是。看多了、写多了之后,《找信号》就是有这种意识后的产物,你看里面《圣人画像与象牙麻将》那个中篇和《荒原上》就不一样,我写得细腻多了。

记者:新书里第一篇《哲学教授》写的是一位当教授的后妈嫁来主人公的家,我觉得对其中那位18岁少年的心理部分描写还挺细致。那个故事你是怎么想到的?跟你年少的经历有关系,还是当地有过一位这样的外来教授?

索南才让:(思索很久后)我想起来了,不是教授,是猫王音响!我当时想买一个音响,挑来挑去,最后看中猫王核桃木的一款,就突发奇想,如果这个音响产生了一个故事,它会是什么?其实那个就是一个引子,后来在小说里音响都抛到九霄云外。

记者:有了细腻的意识后现在写起来会跟之前感觉很不一样吗?

索南才让:有了这个意识之后,会有一点警觉,也会有一些焦虑。但如果我过分地追求某一方,就会失去另外一方,写作还是得掌握一个平衡。我不能这边丢得太多,那边放得太多。

记者:你还是很珍视牧民身份带来的粗放。

索南才让:那种风格是草原上的一个真实。它的真实性是特别重要的,但是不代表说草原上的这种真实性里就没有细腻,有细腻,但是我还没有完全学到,那么我要接着学习,学习的时候要平衡两边的关系。


讲座信息

主  题
我为什么做起小说来?

时  间
2023年11月24日 14:00

地  点
文华楼1301会议室

主讲人
索南才让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著名青年作家

主持人
张  翔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院长

评议人
敬文东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讲人简介


索南才让近影
索南才让,蒙古族,青年小说家。1985年出生于青海。在《收获》《十月》《花城》《山花》《民族文学》《作品》《青年作家》等杂志发表作品,作品入选《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小说月报》等选刊以及《2020青春文学》《2021中国短篇小说20家》《2021中国微型小说年选》《2022中篇小说年选》《收获中篇小说五年选》等多种年度选本。
获2020《收获》文学排行榜、钟山之星文学奖年度佳作奖、华语青年作家奖、青稞文学奖、红豆文学奖、青海省青年文学奖、青海省“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青铜葵花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等各种奖项。2022年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
主要作品有《荒原上》《巡山队》《找信号》《哈桑的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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