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公号“新校长传媒”，转载自公众号“诗坚”，与首发略有修改。）
乡村教育变迁之艰辛，仿佛史诗般令人动容。在乡村教育一线的十几年，我见证了中国乡村教育的沧桑变化，也目睹了乡村教育在提升教育质量和面临大规模衰败中的挣扎。对我而言，我身边发生的每一个故事都融入在历史宏大的叙事中，正如每个统计数字都叙述着令人动容故事一般。
作为一名扎根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我期望文中所有的数字和故事能化为一种呼吁：乡村振兴，要从乡村教育振兴做起，从保护村小做起。
2017年，田字格团队（见文后简介）来到贵州正安县，和正安县教育局签署协议，在格林镇兴隆村小开启了一场乡村教育创新的探索。初来贵州时，格林镇包括田字格小学在内共有7所村小，如今包括田字格兴隆在内只剩下三所村小。也许再过一两年，格林镇只会剩下田字格小学这一所村小了。之前，我们更多听到的是非田字格项目村小关闭的消息。但今年以来，我们开始听到项目村小关闭的消息，而且每个县大约有10%的项目校受到了影响。与此同时，一些优秀村小教师，包括田字格辛苦培养出来的种子教师也纷纷调离到城镇教书。村小的衰败、乡村学生急剧下降，是可见的事实。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图1），中国乡村学生数量从2013年的3120万下降至2021年的2240万，乡村学生的比例从34%下降到11%。我调查了贵州省两个县，乡村学生的数量从2020年到2023年减少了30%。 照此趋势，未来15至20年，中国的乡村教育将会怎样呢？北京师范大学胡咏梅、张立龙等学者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预测2035年乡村小学在校生规模将从2020年的2501万减少到829万，降幅高达67%。根据教育部2021年的数据，中国有81547所村级学校，平均每所学校有276名学生。据此推算，到2035年，中国农村地区只剩下大约3万所村级小学。又根据国家统计局2021年数据，这一年中国共有691,510个行政村和2,617,000个自然村。假设到2035年中国行政村数量不变，那么届时每100个行政村里仅有4间乡村小学，每100个自然村里仅有1间乡村小学。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设法扭转乡村学校衰落的速度，十五至二十年后，当我们漫步在中国广袤的乡村大地上时，我们将难见飘扬着五星红旗的学校，也将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很多人认为，乡村教育的衰退是人口城镇化的必然产物，全世界都如此。人口城镇化指该地区城镇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我国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比率为64%。教育城镇化则指该地区城镇接受义务教育学生数占该地区总学生数的比例，我国2020年教育城镇化比率为79%。理论上，教育城镇化比率不会高于人口城镇化比率，一是因为年轻人是城镇化的主力军，二是已婚的父母在没有在城市找到稳定工作时，大多会把子女留在老家请老人照顾。但事实上，中国教育城镇化速度之快、势头之猛，远远大于人口城镇化速度。 从图3（以义务教育人数计算）和图4（以小学生人数计算）我们看到，从2014年起，无论是年增长率还是年递增速度，中国城镇学生增长一路高高领先于城镇人口增长。也就是说，进城镇接受教育的学生增长速度一直超过了进城务工和迁入的总人口增长速度，这表明中国的教育城镇化速度远远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 高速教育城镇化的表现之一就是每年大量的农村学生涌入县城接受教育，县城学校特别是小学学位供不应求。为缓解这一压力，许多县每隔1-2年就要建立一所新的县城小学，有些县从第四、第五小学开始建设，目前已经发展到了第六、第十一甚至第十二小学。县级小学的规模一般在4000-6000人之间，班级规模也通常超过60人。前往县城就读的学生有较少部分是“随迁就读”的子女，这属于正常城市化现象。但“随读就迁”子女越来越多则是中国现象：千千万万的家庭因陪孩子读书而搬到县城租房找工作。随着“随读就迁”人数的增加，县城出现了“城市留守儿童”的问题，为了支付县城高昂的生活及教育费用，一些家长不得不外出打工，留下孩子和老人。“县镇专职妈妈”则是快速教育城镇化衍生另一特殊群体。与都市全职妈妈不同，县镇专职妈妈基本属于 “被专职“，她们挤在狭小的出租房里过着拮据甚至艰难的日子，每日除了为孩子准备一日三餐之外，别无其他工作。是什么导致了“随读就迁”人数的激增，致使中国的教育城镇速度快到难以遏制？实际上，自200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以来，中国一直在积极推进乡村教育的城市化进程。这个决定明确提出了“小学进乡镇、中学进县城”的发展战略。尽管中间可能有一些调整，甚至在2010年到2014年期间曾经短暂停滞，但是教育城镇化的总体方向和速度一直没有减缓。2020年后，一些省份开始加速乡村教育布局的调整。以河南省为例，南阳市出台了《关于实施“两个集中”加快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表示要推动“初中向县城集中、小学向乡镇集中”的政策。这被视为撤点并校政策的最后一步。 显然，我们正在人为加速教育城镇化进程，其背后的动因是什么？ 中国的乡村教育是以县域为单位进行的，目前所有的教育经费都由县政府来整合和规划。正如林小英教授在《县中的孩子》一书中指出的，从经济角度来看，“撤点并校”的政策旨在提高教育规模的经济效益。然而，当教育被短期经济效益所迷惑时，那些育人的长远教育目标和追求城乡教育公平的国家战略目标就都会被遗忘。 同时，长期以来，以城市为中心的教育城镇化思维导致在做城乡教育规划时不愿对乡村教育多投入，更多的地区宁愿为城镇学校投入几千万盖学校也不愿意为乡村学校投几万做校舍改建。甚至，一些地区会将去乡村学校任职作为一种惩罚措施，比如会将犯过错误的老师调到偏远的学校，同时不断从农村“考调”优秀教师进城进镇。一些地区虽然没有成文的撤点并校政策，但对乡村小学采取资源投入减少和派遣教师减少的“双减”策略，最终迫使许多农民不得不离开家乡外出寻找更好的教育资源。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乡村小学被迫关闭。最后，一些地方政府受市场思维和政绩考量的影响，将教育城镇化视为推动人口城镇化的手段。当大量学生涌入县城接受教育时，他们的家庭也会跟随而来。这将增加县城的新人口数量，从而带来租房购房需求增加拉动消费，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县城经济的发展。总之，追求短期经济效益，教育城镇化的思维模式以及以城市为中心城乡规划的普遍存在，成为中国乡村教育衰退的主要推动力，导致教育城镇化速度过快、教育资源不平衡分配和乡村教育质量下降。
乡村教育是中国教育最后的根如今，中国村小还有2000多万就读的学生，他们大多是“走不了”的孩子。 田字格兴隆村小过去几年陆续接收一些从其他乡镇转来的学生。前年，一名叫小月的学生转到兴隆，我第一次见面就注意到小月善于察言观色，直觉告诉我他可能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果然，小月在聊天中告诉我，他的父母早就不在了，他主要是叔叔照顾他。于是，我邀请小月的叔叔来学校，希望深入了解小月的情况。当周五到来时，小月高兴地牵着一个男生走到我面前介绍说：“老师，这是我的叔叔。”我看着叔叔，难掩内心诧异，站在我眼前的竟是一位未成年人，他只有17岁。通过交谈，我得知他们的爷爷奶奶都已离世，小月的妈妈跑了，爸爸进了牢，叔侄俩相依为命已有两年。叔叔没固定工作，租了镇上便宜房子，偶尔去姑姑家吃饭。平时小月住校，乡村学校午餐住宿都免费，所以叔叔打些零工还是可以维持两人基本生活的。小月的故事绝不是个案。以田字格的一所项目小学为例，这间学校一年级共计27人，其中离异家庭儿童8人，困难家庭儿童13人，留守儿童19人。小月在兴隆两年了，他说：“学校比家还好，因为这里不仅有饭吃，还有人玩，还可以学东西”。我不能想象如果没有村小，小月及叔叔将如何应对去县城读书与生活。因为，村小是孩子的家，也是他们的根。 陕西某村小，老师正在给仅有的两名“问题学生”上课（图6）乡村留下的都是走不了的孩子，那么进城的孩子又怎样了呢？乡村孩子进城读书分两类，一类能够进入到县城老牌小学，他们的学习状态由松到紧，成绩会有提高。但是，因为这类学校少，名额紧，能挤进去的乡村孩子不多。另一类孩子，也是较多乡村孩子的去处，属于县里的二类小学，这类学校都是大班大校，主要依靠 “管、刷、考”的形式来保住教学质量，很多乡村孩子进去后会不适应甚至迷失。无论哪类学校，都难以照顾乡村儿童的“非教育需求”。以易地搬迁集中点学校为例。易地搬迁是将分散在全县各乡村的贫困户迁移到国家统一为其建设的配有全新电器的新住宅区。易地搬迁点都附有新建小学，学校设备齐，学生人数在三到五千人不等。一位易地搬迁学校的校长跟我介绍说，在易地搬迁学校，孩子们的吃饭住宿都是大问题，因为县城学校不提供午餐也不提供住宿，而学校的留守及离异儿童居多。于是。学校边上衍生出一批“学生之家”的商业机构，为学生提供简餐及简陋住宿，当然收取不菲，而更多交不起钱的县城留守儿童则过着饥一顿饱一顿过日子。这位校长说，他几乎每天半夜都会接到派出所民警打来的电话，请他把学校孩子领走，他说“这些孩子很可怜，就像没根的孩子，到处漂。”村小不仅是那些无法离开乡村的孩子的根，也是中国乡村教育的根。当我们大规模将乡村孩子推向城市时，不仅断开了孩子与乡村的联系，同时也切断了教育与乡村的纽带，甚至破坏了国家的基础教育体系。毕竟，中国农村地区仍占据国土最广阔的部分，拥有数亿人口，目前乡村教育人数依然占据着义务教育的三分之一，它必须继续承担培养和教育乡村后代的重要使命。我们应该明白，只有通过为农村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才能培养出愿意积极参与农村经济、农业和社会建设的人才，从而推动乡村振兴。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不能剥夺他们的根基，不能拔了他们的根，让他们到处漂。
改变思维，重新布局，乡村教育大有可为城镇化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但我们迫切需要反转正在迅速推进的教育城镇化。一旦割断乡村孩子的根，就难以复苏，一旦乡村失去了教育，其振兴之路将愈加艰难。反之，如果我们站在乡村振兴的高度，改变思维，重新布局，那么我们看到乡村教育仍大有可为。就算乡村教育只剩下短短十五到二十年的时间，它仍然是一个伟大的事业。从2023年到2035年，累计至少还有八千万乡村孩子在乡村接受小学义务教育，这个数字超过了整个欧盟2021年的儿童总数。我们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孩子，无论他们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他们都是祖国的花朵。作为一名农村教育工作者，怀着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我郑重呼吁：乡村振兴，从乡村教育振兴做起，从保住村小做起。首先，从国家层面给予乡村教育更多的政策倾斜与保护，甚至直接的财务补贴。发达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普遍认识到乡村教育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对乡村教育给予从政策到财政到人才保护的综合支持。以美国为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就不仅增加直接向乡村学校拨款的力度，还提供专项资金用来支持乡村教师的招募、培训及待遇。2000年克林顿政府签署《乡村教育成就项目》法案，款项直接投入乡村学校，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和提升师资质量，在偏远地区的地方教育部门可以根据乡村教育实际自主使用资金；2002年美国教育部设立“高质量教师计划项目”，对乡村地区培养高质量教师提供专项资金支持；2007年，美国教育部又成立“鼓励教师基金”，用于支持乡村地区师资质量的改善等。其次，我们应该摒弃以市镇为中心的城乡教育一体化思维，找到乡村教育的明确定位。乡村教育的宗旨不应是培养跳龙门的鲤鱼，而是要培养热爱乡土、热爱生活，敬爱自然、走向未来的新一代乡村子弟。乡村教育首先要为乡村培养人才，为乡村振兴培养人才。乡村教育不能仅以升学率和升入县城学校为目标，要鼓励生活技能、生产技能和创业精神的培养，走差异化、多元化、特色化道路。乡村教育的特色化包括大力发展乡土教育、生活教育和自然教育等。再次，我们需要改变现有的城乡教育布局，停止撤点并校，统筹县域教育资源，支持建设一批以大村、镇为中心的乡村典范学校，让乡村孩子在家乡接受优质教育。乡村典范学校不仅可以具有特色，还可以利用乡村小校小班的特点，建立区域的实验基地，实施小班化教育，探索提高教育质量的方法，不仅可以储备创新人才，同时也可以部分减轻县城学校就读压力。中国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内卷化问题、“鸡娃”问题，还有快速的教育城镇化带来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城镇学校中高抑郁率、自杀率以及可怕的跳楼事件频发。一些省份的学校为了应对跳楼事件，纷纷安装了“防跳网”，这让人质疑学校是否还是一个有益的教育场所。因此，做好乡村教育，做好基础教育，就是最大的民生，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最有效的投资，其社会效益远非数字及指标能衡量，因为这是为子孙后代造福。
如果我们能够暂时抛开那些为了政绩而存在的数字，将步伐放慢，眼光放远，更加聚焦那些经历巨变中的生命，那么城市教育和乡村教育就可以牵手，在自由的天空下，共同踏入广袤的田野，寻找孩子们的生命之根。中国的教育，不仅仅是乡村教育，亟需一个重新塑造的机会，让那些备受抑郁、过度竞争和追求完美之苦的孩子们得以解放，让孩子沉浸在中国广袤而美丽的乡土之中，建立与天地与人类的联结，重新发现生命的原始面貌与意义，让教育回归本真。我相信，未来中国最好的教育会发生在乡村。在小校小班的教育形态中，师生以天地为课堂，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心灵被自然滋养，课程在大地中孕育，孩子在乡土中增长智慧；学校连结着村庄，学生在解决村落问题中培养能力，在村落服务中养成责任与担当；网络打破了与世界隔离的村校，让对话、学习、交流可以随时隔空发生。这种在乡土中孕育，在人本中滋养的教育是属于未来的教育，是属于乡村独有的教育，也是最好的教育。田字格介绍：田字格是一家致力于推动乡村教育公平的机构，田字格的教育模式叫乡土人本教育，从乡土、自然、人本及未来四个维度展开 ，培养立足乡土、敬爱自然、回归人本、走向未来的新一代乡村子弟。几年来，田字格除了在贵州建有三所典范学校外，还在贵州的四个县和一个地区建立了86所项目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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