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做题家回流小镇

2020年6月，在外求学4年的安婕又一次抵达了故乡的站台。

安婕的故乡地处浙、闵、赣交界的丘陵地带，点缀在深绿色的山林间。人口不足6万人的这座小镇，拥有尚算孱弱的旅游业。

每年，有一些搜索“小众旅行目的地”而来的游客抵达附近的古镇。有人在看过古镇上的老建筑后感慨，这里确实保留了别样风情，但古镇上的老建筑大多不住人了。他们没有观赏到想象中停滞在旧时光里的人文景观，略带遗憾。

和镇上许多居民一样，安婕没有生长于古镇中心茂密的古建筑群里，生活没有过成古朴的人文景观。自小到大，她一路考学，被广东一所985、211高校录取，靠苦学从延绵的丘陵里出走。

小镇上人口流失严重，为青年人提供的岗位有限。在小镇上坐公交车，安婕很少看到年轻人，多是提着菜的老年人。

镇上历史悠久的古迹不及大城市诱人。全镇的红绿灯数量一个巴掌够数了。小镇的道路狭小，但即便如此，路上的车辆也总能找到横冲直撞的余地。

高二那年，安婕第一次出省旅行，去杭州。在路口等待过马路的时机，一辆私家车主动停下来礼让安婕，让她先走。这般场景在日后不时浮现在安婕的脑海里。在她看来，那是文明的象征。

年少时，安婕只想告别小镇，到大城市生活。四年后大学毕业，安婕也没完全放下这种心情。

对于从小镇通过考学去到大城市的年轻人来说，在大四阶段，许多人的任务变成了“如何在大城市扎根”。取得户口是落地生根的重要指标。

根据广州有关落户规定，在广州务工的人们，可以在拥有稳定工作、连续缴纳4年社保后靠积分落户。

以人才引进工作为阶段任务的许多城市，都不吝为小镇青年分发户口。很多时候只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附加或长或短的连续就业时长，小镇青年就能在大城市落户。

2020年，安婕从大学毕业时，手握着八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实习经历。有学历和实习经历傍身，大四那年求职时，她时常想象自己踩着高跟鞋，穿着西式套装出入高层写字楼的职场丽人模样。

安婕不喜欢广州的天气，因此，她放下了落户广州的选择，转而瞄准杭州、上海的工作机会。

对于想在杭州扎根的年轻人来说，落户条件也较为宽松。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生只要在杭州落实工作便可落户。拥有全日制普通高校硕士、博士学历的年轻人，还可以先落户、再就业。

不曾想，2020年碰上新冠疫情蔓延。在特殊时局下，各大企业在校招释放的岗位紧缩，安婕面试受限，给杭州、上海投去的简历几乎没有下文。零星面试了3、4个岗位，直到6月临近毕业，工作也没有落定。

在一线城市求职无果，安婕参与了一场二线城市银行工作的面试，工作地点在家乡的省会。当时，投向一线城市的简历石沉大海，捶打着安婕的信心。她放低标准，寻觅二线城市的机会。

二线城市竞争的激烈，也超乎了安婕的想象。面试候场时，安婕和另一位候选人攀谈，才知道对方毕业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拥有硕士学历。安婕意识到，毕业于985本科的自己没有太大胜算。加上面试表现平平，安婕最终错过了最后一个留在城市工作、跳出小镇的机会。

最后一次离开广州的母校，安婕启程回家，途径省会城市参加了一场国企招聘考试。在大城市求职不顺，安婕接受了父亲的建议，去考一家国企的岗位。考上的话，她就要到隔壁乡镇南边的单位上班。安婕印象中，那栋灰白色的13层楼房，是整条街上最高、最崭新的建筑。

参加那场考试前，为得到这份“公家的工作”，很多应聘者都报名了辅导班。安婕却不挂心，考前两天，她突击复习，只草草看完了题库里一半的内容。最终，安婕靠60多分的笔试成绩，擦着线进入面试。

面试时，考官问安婕为何报考这个单位。安婕了当地回答：“因为离家近。” 面试官坦然接受了这个答案。考试结束一周后，安婕的名字出现在录取名单上。这份国企工作是乡镇里人人艳羡的饭碗，安婕暗自觉得，虽然回到了故乡，但也算给了父母一个不错的交代。

3年后回头看，那一趟回家之旅是一次隐蔽的转折。小镇青年用了10余年靠苦读一路突进，直达大城市，而后骤然急转，落回了她出发的小镇上。

故乡，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小镇青年毕业后的归宿。数据显示，2022届外地求学的本科生返乡就业的比例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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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落的背后是隔阂。在遍地是机会的好光景里，这些隔阂被洋溢的金钱弥合。但当资源有限时，这些隔阂规定了资源落在谁的头上。

安婕从小镇出走，也是她父亲的期待。

在安婕的父亲获得小镇初中的教职前，他们的家族世代生活在小镇下辖的农村乡野间。她的父亲有时候会说起，他们的家旁边除了荒野，只有国道。安婕的五个姑姑、伯伯没有完成学业，后来一直住在农村，以种田、做零工谋生。

作为唯一走出乡村定居小镇的一脉，安婕的父亲把血脉的下一站标的，定在了大城市。

安婕读高中时，父亲倾其所有送她到市区的公立高中念书，因为那里汇集了省内各地优秀的师资。入学后，安婕的母亲也跟随到市区陪读，租住在市区照顾安婕的饮食起居。

2016年高考出分前，安婕父母守着电脑一遍遍刷新页面。对他们来说，即将显现的，是多年心血结出的阶段果实。安婕超常发挥，在全省近40万考生中考了100多名，被广州一所985高校录取。

然而，进入一线城市的精英大学后，安婕还是在许多微小缝隙里觉察到自己和别人的差距。

刚进大学时，安婕有些迷茫：什么是绩点、怎么选课、如何保研……或许其他人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些名词，但在安婕这里，她为自己生来不懂这些而感到胆怯，认定这是自己和其他来自大城市的同学根本性的差距。

带着这样的心态，大学里，安婕处处感觉规则繁复，像一座迷宫，安婕全然没有概念。高中老师只告诉她，“考上大学就好了”，如今上了大学，没有人教她，如何面对这没有答案册的新生活。

在安婕的观察中，从高知家庭出身的同学，已经提前掌握了大学的“游戏规则”。安婕一位佛山室友，亲人是985高校的大学教授。在家人指导下，这位来自佛山的同学大一就确定了以后的路径，毕业后到国外留学，最后回国内的研究所工作。

安婕惊讶于她选课前会提前了解老师的学历背景，挑选专业性强的课程。她看起来目标明确，会刷绩点，一切为了下一步毕业留学做准备。备考托福考试时，她投入至极，有时会在睡梦中说出几句英文。

安婕只觉得畏怯。她日益留意到自己和他人的差距。入学时，学校安排英语分班考试。高考英语拿了140多分的安婕只分到了B班。

公开演讲时，安婕惊讶于A班的学生能用纯正的英腔流畅发言，而自己多年来学的都只能应付考试，是“哑巴英语”。大学的体育课上，她在游泳池里扑棱着学游泳，佛山的室友早就为了应对体育中考，在初中时掌握了游泳的技能。

一次去广东省博物馆参观，安婕偶遇当地小学研学团。她惊讶于大城市的孩子小小个儿就能到博物馆“见世面”。她那在乡镇度过的童年，由电视陪伴，有关艺术的启发，全部来自于电视里一档名为《艺术创想》的节目。受其影响，她最喜欢的就是做一些废物利用的手工。后来学业紧张，少有的创想时光也消失殆尽。

高中三年的强压下，她像一个被老师、家长上满了劲的发条，铆足了劲，不知疲惫地冲刺。上大学后，安婕进入力竭状态，干劲全无，以为只需要顺利毕业，就能拿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秉持这样的观念，安婕跟随着多数人的脚步，选“水课”，保持中等的成绩，不争取奖学金，也不争取保研资格。

晃荡到大三，安婕对未来也没有过多规划。身边除了留学、保研的人外，大多都选择了考研。跟随集体的选择，安婕也加入考研大军。她报考了上海一所高校的法学硕士，想用研究生身份从广州过渡到上海工作。

2020年，全国有341万人走进考研考场，比前一年增长了50余万人。考研人数激增，分数也水涨船高。最终，安婕落后分数线十多分，没能进入复试。从失败中回过神来，安婕投入春招的激流，争抢已经所剩不多的校招岗位。

面试上海一家证券公司的客户经理岗位时，面试官问安婕，家里有没有身在证券行业的亲戚，安婕摇了摇头。之后，她感觉面试官表现出兴趣缺缺，用十分钟结束了面试，没有详细了解她的专业能力。安婕推测，这份工作也许类似销售，依赖亲缘扶持。安婕的亲戚都属于工薪阶层，无法助力她在需要自带资源的行业里扎根。

在父母的竭力托举下，通过考学走出小镇的青年，求职时很难再得到长辈的帮助。身处家乡的长辈难以再逾越地域、层级，支持他们，令他们获得在城市里留存的机会。

站在毕业的关口，能否靠自己在大城市找到工作，是许多在大城市求学的小镇青年命运的关键一跃。如果能找到工作，他们就拿到了留在大城市的机会券。

能顺利完成这一飞跃的小镇青年不占多数。《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迷》中，作者郑雅君访谈了北京、上海两所名校的62名学生。

她发现，出身寒门、家境背景优势不足的学生往往会在大学的迷宫中迷失或变为“价值归顺者”，容易因缺乏信息和指导，迷失职业目标，只能在毕业关头慌乱地抓住某个够得着的机会。

在关键的一跃里，安婕没能抓住向上的绳索，跌回了求学时的原点。

小镇青年苏梓文也决定回到小镇。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支出，劝退了她。

今年6月，985应届硕士苏梓文在北京求职数月，只有两家出版社给她伸出橄榄枝，承诺的薪水都没超过8000元，也不提供北京户口，其中一份还没有公积金保障。

一度，她计划在北京先租一个住处，看过一间位于朝阳区的住处。老旧的砖房，没有电梯，房间逼仄，没有窗户，房租要2500元。她盘算着，扣除房租、伙食等开销，8000元的税前工资并不宽裕。

在抉择是否留下的关口，她的父母曾主动提出，可以给苏梓文提供生活费，弥补她薄弱的薪水，扶持她在大城市里留下来。面对父母的好意，苏梓文犹豫了。

在她的认知中，大学毕业后就要经济独立。向父母“贷款上班”，是她能力不足导致的。不愿承受这份愧疚，苏梓文回到家乡。

回家后，她成为一名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师。单位提供宿舍和5000多元的月薪，苏梓文日子过得轻松。偶尔生病，父母还会把她接回家里照顾。苏梓文除了要负责常规的教学，还有开不完的行政会议，“虽然每天过得不一样，但就感觉第二天没什么盼头。”

她逐渐开始后悔回到小镇。大学里，苏梓文学的是社会学。借学术调研的机会，她走访过武汉的城中村，接触到了各色人等。四处走访的生活令她充实。小城里的精神生活贫瘠，没有她爱看的展览和话剧。刷到心仪的话剧在大城市开展巡演时，她时常后悔没有咬牙在城市里尝试一把。

对安婕来说，回到乡镇也不是轻易的“向下兼容”，小城里的生存智慧，等待安婕学习。许多安婕曾在城市职场里养成的理念，在小镇里没有生存的土壤。

到单位报到那天，安婕跟着人事部负责人走进公司大楼。上楼梯时，对方问安婕：为什么要来这个单位。从对方的语气里，安婕读出了不解。在对方眼里，像安婕这样的985高校应届生，理应留在大城市工作，不应该回小镇。安婕苦笑回答说：“因为找不到其它工作。”

财务部的部门主任很欢迎安婕的到来，为她描摹未来的图景。他说，现在乡镇单位和市级单位的晋升通道已经打通，以安婕的学历，大有前途。办公室里，另一位领导听说安婕是985大学毕业生，还勉励她带动部门里的学习氛围，领着大家一同进步。 

接连的肯定让安婕短暂感到振奋，她以为回到小镇，也能有所作为。但上班第一天，安婕就被硬塞到生产部门轮岗。没人给新人培训，一天下来，安婕和同事无事可做，玩起了斗地主。

轮岗的两个多月，安婕没有接触核心业务，总被吩咐做编写会议记录之类的杂活。“某某某在某某会上贯彻执行某某文件。”每落下一笔，安婕都感到荒谬。

两个月后，安婕回到财务部门。她工作认真，一张报表反复检查五六遍，生怕出错。在大城市的事务所实习，项目经理因为安婕工作效率高，会安排她帮别人完成一些工作，给安婕提供实习工资以外的报酬。

秉持“多劳多得”的理念，安婕起初在国企的工作也总是认真投入，有同事提出帮忙，她都会欣然同意。

但时间久了，安婕发现，会有同事将她的好意当作理所当然，但凡遇到问题，都会求助于她，给她带来额外的工作量。这些分外的工作，也不能兑换成物质回报。慢慢地，安婕失去了提供帮助的热情。

小镇职场里，人情世故的规则也在冲击安婕的三观。上班第一天，安婕被同事询问的第一句话是：“你有家里人在这里工作吗？”最初，她以为这只是寒暄的话术。但工作久了，安婕明白了，人情关系是单位内部权力运转的隐秘逻辑。

所有的一切，都和安婕在象牙塔里学到的“礼义廉耻”截然相反。这让安婕产生一种被背叛的感觉：早知道这样，当初就别努力了。

安婕转变了工作态度，每天只做份内的事，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努力会显得很傻”。工作3年后，安婕对上班提不起任何精神。

她常感觉同事身上显现出自己未来的模样。一位年近40岁的女前辈，工作二十余年仍和安婕操办一样的事务。不仅如此，她还要围着孩子打转。丈夫出差在外，她午休时要回家给大孩子做饭，晚上下班后还要去幼儿园接二孩。

安婕才25岁，亲戚已经开始催婚。乡镇的人生时钟逻辑是，女孩子有了稳定的工作，就得张罗成家的事了。但这份工作也不稳定，近段时间，单位在慢慢解聘外包员工。安婕收到的绩效也在减少，3年来，工资缩水不少。

一次安婕和一位留在长沙工作的大学同学聊起退路。同学说，如果干不下去，她的退路就是回老家。在那里，房价只要五千多一平方米，是长沙市的一半。安婕忍不住想：已经回到乡镇的自己，退路又在哪里？

何况工作3年过后，重返大城市打拼的念头已经慢慢从安婕脑海中消退。

念书时在审计事务所实习，安婕走访了深圳很多私人企业。原本，她以为在大城市工作，收入过万是基本水准。查看企业的员工工资单时，她发现，私企员工的薪水普遍在5000元上下浮动，远没有她想的那般丰厚。

拿不到优渥的回报，还要卷入快速运转的生活节奏里，安婕觉得这不如在老家“躺平”。

但实际上，“卷不动，躺不平”的心态拉扯着安婕。嘴上说着不在意，但安婕仍会因为其它部门同事懈怠、耽误工作进程感到愤怒。尽管，工作成果的好坏并不与她的绩效挂钩。

回到乡镇生活一大好处就是，去哪里都很近。从单位出发，坐车只要半小时，就能到达安婕的高中母校。偶尔，她会怀念起那附近的小吃摊。今年某个星期日下午，安婕回到了高中。

曾经沿街横摆在路旁的小吃摊已经落成规整的店铺。下午5点，安婕在店里吃凉拌菜。眼前，不断有学生从校门里涌出来，走向小吃店。这里和安婕上学时全然不同了。

当年，安婕也是这人潮里的一员。在繁重的课业压力下，她只有周日下午的时间能短暂逃离成堆的课本。回想起来，安婕却觉得那时自己不算疲惫，“或许是因为那时候有目标吧。”她淡淡地说。

* 文中受访者信息有模糊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