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死不考公”的小镇做题家，在想什么？

◎作者 |  黄粟

◎来源 |  观廿（ID：vigintidere）已获授权

“做题”的创伤

放弃考公，与这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当然有关系。

面对大大小小的竞争，千寻评价自己“总是笨拙迟钝”。“首先是失败，随着而来的就是崩溃”，考研是这样，考科目二是这样，找实习是这样，估计接下来的秋招也是这样。秋招不顺利，她猜测自己十有八九还会崩溃。

这两个月，她没再去找实习机会，因为暑期实习竞争过于激烈。“海归，海硕，国内名校生都在抢，我美其名曰放暑假，其实就是为了规避竞争”。

“我现在主动退出了很多竞争。”

千寻在微博上，记录过研究生复试前的某个夜晚——“跟研友连麦练习英语口语，我答得磕磕绊绊，一句完整的英语都很困难。练习结束后，我面色如常的挂掉了电话，然后坐在电脑前，突然捂着脸大哭，崩溃了”。

“我一直记得这个夜晚，它可能和我人生里大部分崩溃的夜晚一样，纠结拧巴，一边哭着把自己骂的体无完肤，一边又安慰自己‘已经很厉害了’。”

相比“失败”带来的结果，真正令人恐惧的是“失败”本身。

千寻就读的高中，与衡水中学的唯一区别，是学生的成绩没那么好。学校的作息、制度，对待学生的方式，与衡水高中并无二至。在一个高压、苛刻的环境里，没有谁能坦然接受挫败。她成绩不错，但不服管，因此吃过不少苦头。她曾经被一个男老师踹了一脚，这是整个高中记忆里最灰暗的一笔。

千寻不愿过多提及那段生活，我想我的个人经历，或许能够补齐她有意回避的部分。

我高中就读河南一个县城寄宿制中学。在河南这个高等教育资源匮乏，考生人数惊人的高考大省，无论你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很难避开“做题家”的命运。

吃饭的时间，上厕所的时间，睡觉的时间，一一被掐表计算。我记得在一个下雪天，一名男老师凌晨5点半冲进男生宿舍，一一掀开了他们的被子，我们的早读时间是5点20分。中午12点放学，12点50分前学生必须赶回教室，最后几个踏进教室的同学，头发丝都能感触到班主任眼镜片后的威慑。

晚上9点半自习课结束后，校园依旧笼罩在紧张的秩序感中。操场后面，老师们拿着手电筒，搜寻灌木丛里早恋的学生。宿舍走廊里，值班老师守在楼梯口，追逐打闹的，洗漱慢里斯条的，熄灯后小声卧谈、又上洗手间的，都会成为班会上的反面素材。 

如果你不幸便秘了，那很遗憾，你连充裕的如厕时间都没有。

父母和老师为你的人生划分成两条路，考上大学或者扫大街。“你这个分数，毕业了只能扫大街”，“你成绩下降了，是打算将来扫大街吗”……赛道残酷而狭窄，你打盹了，走神了，就滑入“扫大街”的行列，再无其他可能。

高压催生异化，读高三时，班里一个成绩优异的女生，某次测验成绩下降后，一怒之下将舍友的被子扔出门外，原因仅仅是舍友的测验成绩比她好。

我吃力又敷衍了事地应付着接踵而至的测验、考试，刻板功利的量尺，不知不觉间已渗透到体内。即便是无足轻重的选择，我也会在“喜不喜欢”和“有没有用”之间摇摆。我会陷入莫名其妙的焦虑，我常常做一个梦——我在一个曲折蜿蜒的球形建筑里找出口，耳边响着定时炸弹的报警声，我慌不择路，我焦灼绝望，我突然惊醒。

在千寻关于“做题”的记忆里，距离现在最近的一段，是备考研究生的第二年。她用戏谑又略带夸张的表述，分享她拒绝考公的一个原因，“考研考出PTSD了，想到早8晚10时，睁开眼就是做题，网课、做题、掐表，我就头晕眼花，恶心想吐，浑身发抖”。

小镇女孩的困顿，也让她的备考之路更加孤绝。

千寻在老家准备第二次研究生考试。她敏感，明里暗里都能感觉到熟人社会流露的态度——“大学毕业了，也不上班，还窝在家里，靠着父母”。

她没有收入，问父母要钱又不太张得开口。这是从小到大的心理惯性，小学要零花钱，大学要生活费，父母都不是那么痛快。“碰上跟钱有关的事情，他们那种窘迫难堪的神色，让你每次要钱时，都是底气不足的”。

打印费真的很贵，她不舍得打印纸质资料，用的复习资料都是电子版。看久了眼睛被屏幕烧得灼热，再久一点是生生地疼。从家里去自习室，扫码共享单车她得犹豫一下，这车一定要骑吗。毕竟，骑车也要花钱。

“爸妈没说过什么，但在我这里，要是再没考上（研究生），纯粹就是浪费时间、精力、金钱，对不起所有人，要以死谢罪那种”。

考公，意味着再次经历“做题”的创伤，再回到那个窘迫处境。“考公现在竞争那么激烈，你得做好三两年埋头做题，没有收入、没有生活，还不知道能不能考上的准备。一想到这个，我就本能地拒绝"。

小镇青年，离开小镇

千寻身边的很多朋友，陆陆续续已经离开上海回到老家。她为她们痛心，还在微博上讲了句很重的话，“这是个很脑残的决定”。

那些朋友跟她有着差不多的成长轨迹，相互间也能理解各自对大城市和老家的复杂情感。她们回老家的原因都差不多——“觉得上海留不下来”。千寻清楚，老家的“稳定”有代价，“那些大学毕业后，回到小县城的女性的困境，网上已经讲过很多了。”

无论是读书还是生活，老家的环境对她而言，意味着封闭、匮乏和压抑。“尤其在家里考研那一年，特别压抑”。

上了这么多年学，研一是她这些年来最快乐的阶段。研究生第一年，离就业还很远，学校把课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传播学是她自己选的专业，涉及的都是她感兴趣的知识。上课时她经常在心里感叹，“哇，这不就是我一直幻想的东西吗”。一天她在学校里闲逛，校园很大，比本科那所学校大多了。她越走心里越欢喜，“这不就是我一直幻想的，真正大学的样子吗”。

她喜欢上海这所学校自由开放的氛围，那是小学、中学，甚至本科阶段欠缺的东西。有一门舆论研究的课程，老师鼓励同学们在微信群里自由讨论，大家在群里争论得热烈且无拘无束。新奇的、快乐的学习体验，她是在研究生阶段才获得的。

上海真正吸引千寻的地方，跟这所学校差不多，它们是老家与高中的反义词。‍‍‍

在上海，她像其他普普通通的实习生一样，租住上海郊区，要应付学业，为实习offer发愁，或者拿到offer，朝九晚五地去公司打卡。她的生活里没有安福路，也很少端着咖啡在街上闲逛。只有周末，她从郊区搭乘地铁，去到上海最繁华的地带。

“即便如此，我依然觉得上海很好玩，这里有我想看的演出和展览”，上海包容、多元，依然寄托着她从中学时代起，对大城市的渴望与幻想。

“留在这儿，享受自己的生活状态，不想结婚就不结婚，不想生孩子就不生孩子，我不觉得这是个很困难的事情，为什么不去试一下呢。”

“我也没有想过要留下来，我还是觉得，20多岁，30多岁，在你最爱玩的年纪，精力最充沛的阶段，在大城市里享受一些东西，如果我没有别的人生目标，我为什么一定要留在上海。可能我三十多岁时，去东南亚那边买个房子，在那边生活”。

如果她在十七八岁时来到上海生活，未必能有现在这样轻松的心态。

十七八岁时，她离开老家去天津读书，第一次感受到世界的参差。班里一些本地同学，对钱几乎没有概念，“20块跟200块的购买力差距，他们搞不清楚，你会发现那不是炫耀，那就是他的生活方式”。她跟同班一个女孩聊起希腊某个小岛。她在杂志上看过小岛的图片，一直很向往，对方轻描淡写地说，“我去过，很一般，没有传说的那么好”。

那是她最自卑的人生阶段。“你们说了什么，我没有get到，我就假装沉默，实际上我脑子在默默地记，回去以后再默默地查”。那个阶段，她容易对城市里长大的男孩子产生好感，那种神色松弛，审美良好，一看就是在充裕的物质环境里长大的男孩。她想象自己是写字楼里走路带风的Office Lady，收入体面，工作氛围自由，生活里不缺少演出和展览……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她慢慢学着去平视这些天然的差距。

她在不断挖掘自己的力量，她在微博上，事无巨细地记录下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困惑，她鼓励女孩们勇敢，“相信时间，相信自己，相信你会拥有更广阔的世界”。这些或短或长的文字，生动、敏锐，且坦诚。账号积累了十几万粉丝，她有机会接到一些小广告，能够赚点零花钱。“在大城市里生活久了，有了一些收入，自卑感会慢慢消除一些。”

“况且待久了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不过如此”，最近她刚刚办好护照，以前她觉得这是“天大的事”，原来只要“带着身份证，交100块钱，回去等7天”。“你把它想得过于复杂了”。

互联网大厂的实习生offer也是如此。去年，千寻投递了很多互联网实习岗位，都被拒绝了，她崩溃过，“怎么就跨不进那道门”。后来，她找到了脱口秀公司的实习机会。有了这段经历，今年年初不费什么周折，她就拿到了互联网大厂的实习offer。大城市有它的一套规则，小镇青年总要经历一个生涩到熟练的过程。

千寻对Office Lady依然向往。她在实习中遇到的两任带教，都是女性。她们才华出众，同时又很善良，教会她很多东西，“我感受到了善意，我也很想成为这样的人。”

4月份，父母来上海玩儿，千寻跟母亲说，“我现在实习的公司，就是你常用的那个APP”。母亲说"哦”，脸上写着“嗯……好像可以，不过也就那样”。“要是我跟她说，我在某机关上班，那她肯定会脱口而出，哇，那好厉害”。

“我妈觉得世界上有两种职业，公务员和非公务员。”千寻妈妈把所有的公司都称呼为单位，“上一辈人没有私企的概念”。

她在微博上调侃过父母，“我最受不了我爸妈对我人生安排的轻佻口吻就是，‘大不了回家考公’。这公务员是我想考就能考上的吗，咱家是部委的啊，你当安排人进大姨家饭店当传菜员。”

成长过程中，她能隐隐约约感觉到，母亲不是特别希望她读那么多书，“我妈觉得，女孩子读完大学，在家里找个工作挺好的”。千寻决定去上海读研，母亲一开始不太赞成，后来又被父亲说服了。父亲当年没能上大学，有遗憾，他希望女儿能多读书。

母亲十八九岁时，跟着亲戚来过上海。亲戚当时在上海打工，劝她也留下来找个工作，母亲没听进去，玩了一个月就回了老家。

母亲很聪明，第一天到上海，就摸透了坐地铁的方法。那几天陪着父母，千寻偶尔会想，如果母亲当时留在上海打工，没有回老家，没有跟父亲结婚，她的人生，又会是什么样的。

千寻不想结婚生子，这个她跟母亲说起过。母亲没有表态，不过千寻能感觉到，母亲其实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很多想法。有次父亲催千寻找对象，母亲翻了他一个白眼说，“你讲这些干嘛”。

"如果父母真的爱你，他们是能理解你的"。

允许失败发生

前几个月，千寻听到两段退出赛道的经历。一个是医学毕业生A，退出了规培，告别了医生这条职业通道，“医学生非常辛苦的，退出了，之前付出的很多努力都白搭了”。千寻看到朋友转过来的截图里，A在朋友圈里只发了两行字，“退培了”，“从此不做医生了”。另一个是朋友的同事，去年刚入职的校招生B，B在单位拿过项目奖金和先进个人，最近突然提出辞职，告别了体制内工作。

“究竟是哪个瞬间决定不再做齿轮上的一环，可能只有自己懂。”

对互联网大厂，千寻还有一丝“残念”。今年上半年，她在某互联网大厂实习了三个月，前两周干的是“AI也能干”的客服工作，她当时很苦闷，专门跟心理咨询师倾诉了陷入无意义工作的绝望。剩下的时间，她参与了内容创意方向的工作，那是她期望的职业路径。

“这段实习，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当然，“蛮不错”也与她的实习生身份有关——不用996，随时抱着“干不动就跑路”的心态。

她观察过办公室里正职员工的状态。“确实很吓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两个月接受一次考核，那些聪明、有能力的员工，为了应付考核“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办公室里“愁云惨淡，非常压抑”。

她发现一些正职员工，日常工作也是高度重复，她比喻其为“擦瓶子，多数时候很难擦出什么东西”。“这种无意义的消耗，对人本身也是一种伤害。我不知道将来我碰上，能不能忍，愿不愿意抗压。”

在大厂待了三个月，千寻亲历了两三轮小规模裁员，这个小组的业务，公司决定终止了，或者公司觉得收益不高，小组员工要么转岗，要么裁员。

她在微博上记录下其中一个细节，“陪两个mentor（带教）去跟合作方开会，他俩在车上讨论哪个同事已经被裁了，哪个同事快要被裁了，像讨论今晚吃什么一样自然，我坐在后排无言地叹了口气。”

她觉得两年前“35岁失业”的规划过于乐观，“现在整个部门，年龄最大的是34岁，是部门大boss”。

她会在微博上吐槽互联网办公室文化：“这个事明明不好玩很无聊，但他们一定要说‘玩起来’ ”；总监朋友圈里8成内容是公司宣传，“是把自己卖给公司了吗”；OA程序漫长冗余，她忍不住感叹“我们公司这么臃肿的吗”；“在互联网当一周螺丝钉的感受就是，只有在下班地铁上掏出手机备忘录写段子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是有意义的。”

千寻的实习经历中，职场仍然有充满创造力的部分，这是她还想尝试的动力。“我还是想在职场发挥能力和才华。我的带教老师都挺厉害的，有温和共情力强的，有脑子很活很多idea的，有很纯粹理想主义的，但都很善良……都有我非常向往的地方”。

她对互联网行业的KPI也抱有幻想，“如果是背业绩，我可能会非常压抑。如果是内容、数据的考核，我应该能接受？”

刚读研时，想到毕业就25岁，再工作四五年就30岁了，她就焦虑。现在她的看法变了，30岁，很多女性才慢慢挣脱开家庭、社会施加的种种束缚，生命渐渐舒展。“很多人说35岁可以顺理成章地躺平。我现在觉得，30岁对女性来说，一切可能才刚刚开始。”

她的两个带教，都是30岁出头的小姐姐，她欣赏她们的状态，“让我觉得30岁成为这样的人，也很不错。”

转眼，千寻又苦恼于社会层面的压力。一个来她们部门面试的互联网从业者，37岁了，能力很好，经验也很丰富。面试“意料当中没有通过”，毕竟部门最大的领导还不到35岁。她听说后无比唏嘘，“抬头看每个走来走去的年轻人，头上都有一个进度条，一旦走到35立刻从公司里消失。”

“我觉得30岁很好，可社会层面上，真的没有给30+的人很多选择的机会和生存的空间。”

找实习时，面试官也会问她，“你本科毕业第一年干什么了？”那一年她在二战考研。她的室友，连续考了三年研究生，她推测，室友找实习时，在这个问题上被审视得更严苛。“我们还是学生，只是找一个实习工作，至于吗 ？”

千寻一直很羡慕女生R的生活状态。R在前四五年，保持着“工作一两年裸辞，出去旅行几个月，再回来找工作”的节奏。到了今年，R不敢这么干了，大环境实在太差了。“羡慕归羡慕，还是要面对很多现实问题的”。

千寻在自己的微博账号上，开了个“远方来信”的栏目，“向女孩们征集她们不那么‘循规蹈矩’的人生故事”。其中一封来信来自女孩M，M大专毕业，母亲重男轻女，总要求她在经济上支持弟弟。M毕业后没上过一天班，一直在职场轨道之外谋生，做过陪诊师等各种各样的零工。后来M拿到了澳洲的打工度假签证。前段时间，千寻收到M的私信，M在澳洲生活得很不错，她有头脑，做事麻利，给房东、雇主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房东希望M能继续留下，正在帮她争取新的签证，M也很勇敢地跟原生家庭做了切割，“我想她应该也是真正到达了远方”。

跟她一起租住在上海的死党小王，最近要到另外一个城市旅居。小王是她的高中同学，不太爱读书，但很有脑子，高中时就开始卖游戏代币，游戏产品赚钱。大专毕业后，小王一天班都没上过，靠着开网店谋生，她无论在哪儿都能营业，收入勉强维持生计。有段时间，网店收益不太好，小王压力很大，千寻劝她去上个班，小王扭头回了一句，“打死都不上班”。

M、小王，给了千寻很多启发。她用做题和竞争，获得现在的生活状态，这个过程拧巴痛苦，留下很多无法磨灭的创伤。M和小王的选择让她看见，做题之外，其实还有别的路，可以到达想去的地方。

千寻去年在一家脱口秀公司实习。很多脱口秀从业者的选择，也给了她新的启发，“他们的教育背景和能力，是可以做很‘成功’职业的，但是他们放弃了，做脱口秀，赚得比以前少多了，他们也非常快乐”。

她很喜欢脱口秀公司的氛围，那是个理想主义很浓的地方，大家会深究“我做的东西有没有意义”。不过，在脱口秀公司实习，每月工资2000块，比不上互联网大厂的实习待遇。

离开脱口秀公司，选择互联网大厂实习offer的最直接原因，是她发现自己转正无望。即便有这么充足的理由，她还是感到失落，她跟一个朋友倾诉，“自己兜兜转转，还是放不下互联网的光环”。对方在晚风里淡淡地回应，“你只是想过一个更好的生活，又有什么错呢”。

“你有头脑，有创意，想过得体面一点，依然要付出身体、精神上的代价，这当然不公平，非常不公平，但是没办法。”

在脱口秀公司，千寻的带教Q是个很有才华的女生。Q只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来脱口秀公司之前，Q在纪录片行业，参与制作过很厉害的片子。文化行业收入大都一般，在千寻看来，Q愿意沉浸于此，其中一个前提是，她是上海本地人。

家庭的支撑对一个人的选择，到底有多重要？最近的一次聊天，又推翻了千寻既往的观点。

前些日子，千寻跟朋友H碰了一面。H在东南亚做数字游民，平日在线上教留学生一些课程，工作、生活状态很惬意。H的学生，家境都很优越，所学的专业，未来通往的，也是体面光鲜的职业路径。她问H，这些学生会考虑做数字游民吗。H说不会，这些学生从小到大都是父母的乖小孩，家庭的骄傲，成长之路高度正确。让他们放弃稳定的收入，做今天有得赚明天没得赚的自由职业，不行，他们没法放弃原来的东西。

跟H聊过之后，她发现，以往固执己见的观念，比如“我没办法偏离轨道，是因为我不够有钱，我是小镇做题家”被打破了。“那些家境优裕的乖小孩，他们也不会去偏离轨道。这到底跟钱有多大关系，我发现关系不大，勇气才是先决条件”。

“各种外界的启发，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每次都是一点点，所有的东西都是慢慢地汇聚起来，我不知道最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人生不是轨道，人生是旷野”这句话，在流行起来之前，千寻就听说过。最开始听到这话她很受鼓舞，到后来她质疑，“真的是这样吗？有钱人家的孩子，人生才是旷野，我们只能按部就班”。或者，“我们站在轨道上，望着远方的旷野”。

“我经历了好几个过程。给这句话加上各种不同的前提，不同的定语，我现在觉得，它对我是有吸引力的，虽然可能短时间内，我没办法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或者说暂时没有勇气做出什么决定，但是我知道旷野的存在，我能看到那么一个方向，这就是对我的意义”。

在我们的对话准备结束时，千寻跟我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发现，我现在对以后的事情，没有那么强的焦虑感了，延毕也可以，当然最好不要。秋招找不到工作也可以。甚至我再多读一年书，都可以。我不太害怕了，我现在觉得，一个事情的发生，可能导向很多个结果”。

“是不是对失败的包容度高了？”我问她。

“嗯，其实这些也不算是失败。”

“这些在你以前看来，算失败吗？”我问。

“那肯定。现在，就是允许失败发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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